己的分析负责吗？这是个值得商榷的问题。　　管理阶层通过心理学可以获得权力，借助权力则可以运用心理学，这两者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阻碍了员工与管理阶层之间的沟通。如果我们对事实的判断都是通过心理分析模型得到的，我们就只能得到唯一的答案，没有其他的选择余地。于是，很多现象被简单化、一致化，而责任却又归咎于个体，同时在企业中产生了许多华而不实的口号，例如自我负责、创造力、企业家精神等等。与此同时，心理分析模型还刻意淡化了企业的核心条件：尊重个体性、伙伴式的合作关系、互相信任的良好气氛等。企业甚至反其道而行，一味强调稳定，让员工变得更加幼稚，把他们当做企业的“生产资料”，并对其进行控管，诸如此类。　　用心理学主导企业内的合作关系，是一种非常不明智的做法。心理学容易使个体神秘化，使知识绝对化。你能相信，在伤害个体的同时，它还能启发个体灵魂、提升能力吗？　　　　发现和发明　　　　普通人面对心理分析师的反应都是胆怯和怀疑，还有一种出于本能的自卫，因为他们觉得自己被看透了，被分析了。所以，他们之间的合作、整合经常代之以纠纷和解构。“我了解你”意味着“我已经把你分析透彻了”、“我知道了很多关于你的事情”。如果把背景换成公司，那么情景就是这样的：员工遇到了某些问题，或者出现了某些症状，那么他就应该去找心理分析师，接受治疗—参加一些个人发展的心理课程，重拾工作热情。　　这样一来，公司就再不必担心有任何不信任方面的困扰了。事实上，这些心理分析师帮助公司掩盖了真相，加重了病症。这正如1692年，德国自然法学家克里斯蒂安·托马修斯（ChristianThomasius）在给布兰登堡选帝侯（选帝侯就是拥有选举德意志帝国皇帝的权利的侯爵—编者注）库菲尔斯特·弗里德里希三世（KurfurstFriedrichIII）的信中写道：“有些事情，是永远也不能公开的。”　　　　没有人比自己更了解自己。　　　　心理分析师可以通过谈话了解到所谓的真相。为了自我防御，员工们经常用假象来掩盖事实的真相。员工们也知道，现在的行为和兴趣能从过去的经历中分析出来。所以，如果心理分析师问：“你到底在想什么？”员工们会回答：“什么都没有。”于是，心理分析师们就只好自己捏造事实。由此可见，心理分析的结果是不可能客观的，因为它所依赖的是员工的过去，而这些已经被主观修改了，他们所提供的其实是“今天我需要的过去”。　　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神圣”的心理疗法其实没有丝毫作用。它所提供的结果通常都是心理分析师和员工一起创造出来的。受访者掩盖自己的压抑、动机，然后根据自己的需要设计自己的过去。人们过于迷信心理分析师，给了他们太多的权利，所以他们才能如鱼得水，随便捏造事实。　　这就是那些用心理学来进行管理的经理们所从事的“创造性”工作了。他们号称是该领域的“大师”，可惜他们的事实从来都不是“发现”的，而是“创造”的。他们的结论所阐述的不是事实，而是自己的兴趣。人们不再反躬自省，只把分析和谈论别人当成一种娱乐。　　　　每个人就是自己微观社会的全部。　　　　同伴之间的友谊　　　　“人类都躲藏在表象之下。”保罗·瓦雷里（PaulValery）说。事实上，每个人展现出来的都是表象。如果我们真的想在企业中建立自我负责、积极主动的文化，提高个体的创造性和自律性，那么，我们必须接受员工的真实自我。我们必须尊重员工的“表象”，不要试图去冲破和分析“表象”下的东西，真正地尊重员工个人的界限。　　　　我们必须尊重个体性及个体不为人知的一面。　　　　那些自以为是的心理分析师们阻碍了我们了解事实的真相—每个人都是与众不同的，都有自己的个性、特质、才华、热情、需求以及行为模式。我们不应该任意比较他人，要给彼此更大的空间，“以对抗我们心中的法西斯幽灵，也就是让我们争权夺利、操纵和控制他人的念头。”（福柯）换言之，用成长取代治疗。　　　　同伴之间的友谊是彼此协调出来的。　　　　所谓同伴，就是一起共事、彼此信任的一群人。这种关系是协调出来的，而不是分析出来的，不需要心理分析师。在企业中，我们并没有“治疗契约”，只有“合作契约”，而且必须建立在公平的基础上，尊重个体的感觉和其他方面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