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等语。

    同时，蒋鼎文原就觊觎省主席的位置，但不得机会，我看穿了他的心理，不时和他

    谈到这个问题，他非常高兴。1937年底，孙蔚如省主席职务终于被挤掉，蒋鼎文攫

    取陕西省政权的目的如愿以偿，这是我和他有了进一步勾结，甚至把我当成他的亲

    信的一个重大关键。

    1938年春，军统局西北区绥德组长诸大光报告称：绥德附近吴堡黄河渡口，为

    八路军从延安与晋西北、华北前线的主要交通线。我接到这个电报，立即向蒋鼎文

    建议封锁黄河渡口，破坏延安与抗日前线的交通补给。蒋鼎文采纳了这个建议，指

    示绥德行政专员何绍南指挥保安团队执行。1938年秋，我建议军统局将榆林组扩建

    为榆林站，派诸大光为站长、唐伯先为副站长，以监视和胁迫手段，逼使蒙古沙王、

    邓宝珊等接受中央命令，加强特务控制，防止共产党、八路军北进发展。站长诸大

    光报告称，榆林远在塞北，比较可靠的力量，只有白海峰一个师，防守单薄。因此

    我又建议蒋鼎文加派何文鼎一个师开往榆林，以充实防共力量。随后，我更进一步

    指使诸大光挟持沙王充当了沙王的参谋长，以完全控制沙王。总之，从榆林站的建

    立，以至加派何文鼎充实榆林防务，遮断了共产党、八路军北进发展的通道，当时

    蒋鼎文认为完成了一个重大任务，军统局也对西北区去电表示满意。

    军统局对杨虎城及其旧部的侦防和迫害

    杨虎城是蒋介石集团中的杂牌，一贯被歧视，受压迫。在西北方面，军统特务

    所注意的对象，除了共产党，就是杨虎城。1935年，我到了西安，军统局西安站长

    兼西安警察局长马志超向我汇报时说：“西安绥靖主任杨虎城绰号杨九娃，土匪出

    身，不大识字，机智过人。他思想左倾，关系复杂，在政治上八面玲珑，各方面都

    拉，来者不拒。他身边什么人都有，刘湘、龙云、韩复榘都有代表在西安和他联络。

    他包庇引用了大批共产党左倾人物，对他的影响很大。”我叫马志超要特别注意杨

    虎城及其左右的动态。我为了进一步了解杨虎城，由他的秘书周梵伯介绍我到西安

    新城大楼和他见过一次面。12月，据马志超报告称：“杨虎城的秘书宋绮云，徐州

    人，共产党员，为杨虎城所亲信”等语，经转报军统局并指示马志超暗中监视宋绮

    云，从此宋绮云就成了军统特务的主要对象。

    1935年冬，当我还在西安的时候，十几万东北军开赴西北。大批的东北人涌人

    西安，并不为杨虎城所欢迎，所以“酉北剿总”成立之初，连一个比较合适的办公

    地方都找不到，只好在南院门一个大杂院勉强将就，作为“剿总”所在地。12月，

    防守西安的东北军刘多筌一零五师特务营士兵与西安绥署的宪兵营宪兵，因为在戏

    院里争坐位打起来，一零五师特务营一个兵被打伤，更引起了两方面的不快和不安。

    我为了加深张学良与杨虎城之间的矛盾，以便运用矛盾，加强对张、杨的控制，指

    示马志超以陕西乡土关系向杨虎城及其左右烧火。我自己则向刘多筌说：“杨虎城

    自己搞起来的宪兵是私货，西安市的城防与治安之责，应该由一零五师统一起来，

    指挥宪兵第一团共同维持才对。”我拿话煽动刘多筌，指望挑拨张、杨的不和。由

    于张学良、杨虎城认清了形势，在团结抗日、停止内战这一关键问题上取得了一致，

    杨虎城对东北军不满之感，自然就烟消云散了。特务的挑拨离间，终不得逞。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时期，蒋介石在西安失去自由，南京方面都指望杨虎城有

    非常举动，把蒋介石救出来。后来张学良把蒋介石送回南京，又盛传杨虎城反对释

    放蒋介石，主张把蒋介石杀掉，张学良避开了杨虎城，才把蒋介石送走的。西安事

    变后，张学良、杨虎城先后被军统局非法禁铜，军统局对杨虎城非常虐待。

    军统局对杨虎城旧部，集中注意在杜斌丞和赵寿山两人身上，认为杜斌丞是政

    治方面反中央的中心人物，而赵寿山则为杨将军在军事方面的化身。在杨将军被迫

    出国以至被非法禁铜的长时期内，杜斌丞、赵寿山以及和他们有连带关系的人，都

    为军统特务注意的对象。由于杜斌丞经常住在西安，其接触面较广，更为军统特务

    所仇视。杜斌丞早年在北京高等师范学堂毕业，当过陕北师范学校校长，是西北文

    化教育界前驱。1935年起，军统特务就把他看做眼中钉，指他思想左倾，与南汉奂

    有勾结，参与了西安事变，主张扣留蒋介石并且反对释放，他与西安八路军办事处

    宣侠父来往勾结，号召杨虎城旧部和西北方面的左倾人物“反抗中央”，公开诽谤

    “委员长”等等情报，在军统局档案中起码有一尺高。因此，1937年冬中央根据军

    统局情报和建议，免去了杜斌丞陕西省府秘书长职务。杜斌丞在西安有时爱和省府

    财政厅长续式甫、民政厅长彭昭贤等聊天、打麻将牌。我也在北京师范大学读过书，

    于是假装闲散，以师大同学关系找杜斌丞拉扯接近，老着脸皮在一起混，或者干脆

    在一旁看打牌，有时候甚至歪着头躲在靠椅上，闭着眼睛装睡觉，实际都是为了侦

    察杜斌丞的。杜斌丞在西安成了特务最大的目标，呆不下去，有一个时候离开西安

    跑到昆明去避风。但他一回到西安之后，又被特务盯住，1947年被特务横加诬陷，

    以所谓贩卖毒品的莫须有罪名而遭杀害。

    抗战初期，赵寿山担任三十八军孙蔚如部十七师师长，经常在前线指挥对日作

    战，有时回到西安来。军统局队为他是杨虎城在西北的继承人物、实力派，对他不

    肯放松。军统局根据西北区情报转报蒋介石的主要内容有：“杨虎城旧部中心人物

    不是孙蔚如而是赵寿山。他思想左倾，跟他多年的秘书为共产党。西安事变时期，

    赵寿山主张扣留委员长，并坚决反对释放。西安事变后，他认为受压迫，被歧视，

    对杨虎城被监禁极为愤慨。他一贯反中央，对委员长公开谩骂。杨虎城旧部军官孔

    从周等都和他接近，受他的影响。十七师经理处长杨晓初夫妇都是共产党。杨晓初

    等驻西安，代表赵寿山与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勾结联络”等等。这些情况，军统局西

    北区历任负责人，均随时向西安行营蒋鼎文以及胡宗南等汇报。

    此外，1938—1939年我在西安还与杨虎城旧部西安绥署办公厅主任韩光倚、经

    理处长王维之拉拢勾结。当时韩光琦、王维之常到西安东大街夏声戏院隔壁阎雨村

    开设的书店后面去聚赌吃喝、抽大烟或者看戏玩乐。我和彭昭贤、周伯敏以及陕西

    省府建设厅长雷宝华等也常到那儿去，或者到韩光琦、王维之的住家去吃喝、上大

    烟炕扯谈。韩光倚、王维之的目的，自然是希图和特务拉拢以进一步投靠中央，追

    求高官厚禄，而我与彭昭贤的目的，则在于刺探杜斌丞、赵寿山等动态，同时对杨

    虎城旧部进一步分化、破坏。

    1939年孙蔚如部三十八军独立第三旅长孔从周驻在晋南，对于这个值得注意的

    杨虎城旧部中坚人物，军统局也不肯放过，从重庆军委会政治部介派军统特务吴博

    夫充当孔旅的政治部主任以侦伺孔从周。吴博夫的工作就近受军统局西北区指挥。

    1939年9　月吴博夫向军统局报告称：“孔从周思想左倾，与八路军有勾结，认为被

    中央歧视，待遇不如中央军，对士兵讲话，公开骂委员长”等语。吴博夫在独三旅

    进行特务活动，为孔从周发觉，被驱逐离开了独三旅。

    其后，孙蔚如调任第四集团军总司令，赵寿山接替三十八军军长，与日本侵略

    军在河南广武及陕豫一带作战。由于军统特务配合蒋鼎文、胡宗南等一贯侦监、压

    迫，1947年赵寿山将军被迫离开了三十八军。胡宗南用明升暗调的手段，派他为空

    头总司令，所能指挥的只有一个卫士和一个勤务兵。赵将军向蒋介石要求出国不许，

    经孙蔚如代他请求也不许，最后起义投奔了解放区。

    军统局的西北区

    程一鸣

    军统局的西北区是军统局最大的一个区。1939年，军统局将兰州站扩大为西北

    区，其范围包括甘肃、宁夏、青海、新疆。西藏五省，以第八战区司令长官司令部

    调查室的公开名义作为掩护。调查室的办公处，设在兰州市郊区五泉山东龙口，和

    八战区司令长官司令部一起。西北区的区办公处，设在兰州市城里的曹家厅。

    西北区表面上是受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指挥，实际上由重庆的军统局直接

    领导。

    1941年春，我任军统局西北区区长，公开名义是第八战区司令长官司令部调查

    室少将主任兼第八战区军法执行监调查室上校主任。

    军统局西北区的业务：一是反共。在甘肃省陇东的马栏镇设立马栏组。这个组

    靠近“陕甘宁边区”的边缘，专搜集陕甘宁边区和延安的情报。但在那里，双方都

    设有封锁线，不可能派遣特务通过封锁线，只能配合驻在陇东的胡宗南部队，对陕

    甘宁边区进行军事和经济的封锁，破坏在甘、宁、青、新、藏五省的中共地下组织。

    二是镇压群众和少数民族，控制航空、公路、邮电的检查，加强警察和保甲制

    度，严密管理户口。西北五省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区。西北的少数民族由于长期

    受到满汉统治者的压制，经常起来反抗，因此军统局需要进行监视和镇压，预防他

    们造反。

    三是监视防范西北区的各割据势力，如甘肃省河西走廊和青海省的马步芳、马

    步青兄弟；独霸宁夏省的马鸿逢、马鸿宾兄弟；还有新疆闭关自守的盛世才；达赖、

    班禅喇嘛在西藏勾结印芳和英帝国主义的政治活动。这些集团都像一个独立王国，

    各自暗中与国民党政府对抗。

    四是监视当地驻军的活动和扩张。宁夏、青海、新疆的政治集团都拥有军队。

    国民党军的集团军总司令赵寿山和骑兵师师长白海峰都有左倾嫌疑。

    五是搜集甘、宁、青、新、藏五省的军政、党派、财经、文教、社会等情报，

    以便了解各省的内情。

    六是确保甘肃省大后方的安宁和交通线路的畅通，肃清地方的土匪。

    我在军统局西北区工作四年多，曾发生过几件和中国共产党有关的事件。

    1942年1　月5　日，军事委员会兰州航空检查所用电话向我报告：“有一架苏联

    运输机，载来一批苏联人，降落在兰州飞机场，其中还有八路军—一五师师长林彪。”

    1937年，林彪任八路军一一五师师长。9　月，在平型关战斗中负伤，1938年送

    往苏联医治。这次乘苏联运输机回国，路经兰州返延安。

    我将林彪抵达兰州的情况，电报重庆军统局。军统局收到我的电报后，报告了

    蒋介石。蒋密令军统局要我好好接待林彪，妥善护送林彪返回延安。我和甘肃省政

    府主席谷正伦私交很好，我将蒋的意图告诉谷正伦，请他出面，在甘肃省政府的后

    花园船厅宴请林彪。陪客有八战区司令部参谋长张鉴桂、甘肃省政府民政厅厅长赵

    龙文和我。林彪身穿苏联制草绿色呢军服赴宴，他的讲话和神态很像蒋介石。宴会

    毕，我请赵龙文电报西安胡宗南，要他通知甘陕两省的驻军，妥善保护林彪返回延

    安。林彪在兰州励志社住了几天，坐汽车经西北公路安抵延安。

    1943年，我到重庆开会，见到戴笠，谈起林彪路经兰州的情况。戴笠说：“林

    彪是黄埔军校的好同学，校长常常向黄埔同学讲话，要他们学林彪。”

    1943年，我从新疆迪化组获知，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领导人陈潭秋和毛泽民已

    被军阀盛世才逮捕。1933年4　月，盛世才乘新疆政变，掌握新疆的政权。以后任新

    疆边防督办兼新疆省政府主席，标榜“亲苏、反帝、民主、廉洁、和平、建设”六

    大政策。盛世才之所以顺从苏联的意旨，其目的是要苏联来保护他的统治。所谓反

    帝，是盛世才利用它排除异己的势力。

    新疆省的警务处处长李英奇，是盛世才的亲信，所有逮捕屠杀都由他主办。他

    在兰州对我说：“我的老婆是盛夫人介绍给我结婚的，实则，她是奉盛世才的命令

    来监视我的言行，我自己也不知道哪一天被逮捕，哪一天被砍头。盛世才也杀死了

    他的弟弟和弟妇。”盛世才本来是反对蒋介石统治的。1942年，德国希特勒用闪电

    战术侵人苏联，德军迫近莫斯科。盛世才当时估计错误，认为苏联将被德军所败。

    因此，盛世才对苏联失去信心，意想脱离苏联投靠蒋介石。于是1942年二月通

    过在兰州的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和蒋介石洽谈。朱绍良赴新疆的前夕，曾对我

    表示：“这次到新疆，是身在曹营心在汉。”拿三国时的关羽来比自己。

    1943年夏，蒋介石夫妇和侍从室主任贺耀组、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从重

    庆飞抵兰州，住在兰州九间楼戴笠的寓所，由我负责警卫。朱绍良得悉蒋介石到了

    兰州，即从迪化（今乌鲁木齐市）飞返兰州，带着盛世才向蒋介石表示投靠的亲笔

    信。蒋介石接受盛的投靠，于是派吴泽湘到新疆迪化，成立外交部驻新疆特派员公

    署，办理对苏联的一切外交事务，盛世才从此脱离苏联。翌年，盛为了讨好蒋，出

    卖中国共产党第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的重要党员和在新疆的地下党员。

    1943年6　月，蒋介石以军法执行总监部的名义，派一个由王德博、季源博、朱

    树声、郑大纶四人组成的新疆工作组（王德博任过司法行政工作，季源博曾任中统

    局的处长、副局长，朱树声曾在东北、江苏任过法院院长）从重庆出发，路经兰州

    赴迪化。由盛世才派他的秘书长为临时审理委员会主任委员，王德博为副主任委员，

    季源博、朱树声和新疆督办公署参谋长及省政府各厅长、警务处处长十多人为委员，

    郑大纶任书记。这个临时审理委员会的主要任务是肃清在新疆的中国共产党党员。

    当时延安驻新疆的第八路军办事处，是由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陈潭秋（化

    名徐杰）、毛主席的弟弟毛泽民（化名周斌）、还有其他两人负责。陈潭秋和毛泽

    民被捕后关在警务处的地下室，被施以严刑拷打逼供，他们坚贞不屈，表现了共产

    党人的崇高品质，于1943年壮烈牺牲。王德博等在1943年初冬，完成了在新疆肃清

    中共地下党员的任务。他们是一伙屠杀共产党员的刽子手。

    1944年日军迫近贵州省的独山，距离重庆很近，而苏联的红军在欧洲打败了德

    军。盛世才又企图重新回到苏联的怀抱。8　月一天，一夜之间，把蒋介石所派驻新

    疆的人员悉数逮捕关押。但斯大林以盛世才反复无常，拒绝了盛世才重归旧好。盛

    世才眼看走延安的路已断，他才不得不将蒋介石驻新疆的人员释放，蒋介石派胡宗

    南部的叶成军和罗恕人师进入新疆，此时盛世才只好赴重庆就任农林部长。

    甘肃军统特务组织

    蔡延寿

    军统兰州站（一）组织人事军统于1935年在兰州设立秘密组织——兰州站。当

    时活动地区只限于兰州市。设有站长、书记、译电员、司书、外勤通信员等。

    首任站长是傅子资，用甘肃军械局局长的公开身份作掩护。西安事变时，该站

    人员逃往天水，兰州站无形中撤销。

    1937年朱绍良第二次主甘后，军统派任冠军任兰州站站长，重建兰州站。任的

    公开职务是甘肃省新生活运动促进会书记，丁振华任兰州站书记，杨润任助理书记，

    工作人员共10余人。1938年站长由霍立人接替，以第八战区参谋处第二科科长职务

    作掩护。1939年，霍立人调军统局，由曾勤余接任站长。办公地点由曹家卷移至曹

    家厅，组织扩大。

    1940年，戴笠来兰，将兰州站改名为调查室，隶属于第八战区长官部。室主任

    为刘艺舟。1941年后，室主任先后换为吴景中、马汉三、程一鸣。1944年又改组为

    西北行辕视察室，张纪勋为主任。1946年，西北行辕改为西北军政长官公署，视察

    室改为长官公署第二处，处长王孔安。毛人凤任保密局局长后，又命令将秘密组织

    与公开机构分开设立。1947年兰州站重新设立。

    1949年兰州站裁撤，与河西站合并，改为保密局西北特区，由胡子萍兼区长，

    领导各地秘密组。

    （二）罪恶活动收集情报主要收集共产党和进步人士的活动情报。抗日战争开

    始后，又收集苏联援华物资及人员活动情报，每日电报军统局。并利用商人身份作

    掩护，由陇东进入边区，刺探解放区党政军等情况。利用西峰镇兰州邮电检查所办

    事处，电报其上级。同时检查邮件、报纸、书刊，没收《新华日报》、《解放日报

    》及一切进步书刊。此外并指挥各县秘密组，设立“追究案”，根据外勤人员的汇

    报材料，对共产党及进步人士的行动，每日记载于追究案内，定期汇报兰州站。兰

    州站将重要者用电报、次要者编成材料汇报军统局。

    逮捕迫害根据情报，不时进行逮捕。如　1947　年兰州警察局长李汝为命令侦缉

    队长文殿杰逮捕大陆通讯社殷甲明，直接解送长官公署第二处，押在特种看守所。

    1949年省参议员祁鼎丞因不满国民党的倒行逆施，痛恨郭寄娇对甘肃人民敲骨

    吸髓的剥削压榨。警察局长郭庄命令文殿杰派人跟踪祁鼎丞，但因祁系省参议员，

    不便下手。警察局报告长官公署第二处（即西北特区），签呈马步芳，饬警备司令

    赵珑秘密逮捕，押于新关特种看守所。解放前夕，西北特区区长胡子萍潜逃河西时，

    将祁鼎丞活埋于张掖。

    监视各马兰州站外勤人员也注意收集西北各马动态。宁夏国毗连陕甘宁边区，

    更受注意。1949年5　月马步芳任西北军政长官后，该站将所存大量有关各马的情报

    档案、电报底稿全部焚毁。1949年胡宗南、马步芳、马鸿逵兵团进窥咸阳及撤退期

    间，兰州站令西峰镇、平凉两组，将马家部队的情况，每天电报兰州站。此外西北

    特区布置任务时，对各马的动态及其对国民党、共产党的态度也很注意。

    布置潜伏1949年3　月，保密局长毛人风电召西北军统特务头子等赴重庆开紧急

    会议，布置西北特务工作及潜伏任务，妄图将西北特务人员纠集潜伏乡村，并企图

    在陇南山区打游击，以等待时机；同时在西北各重要据点以商人身份潜伏下来，伺

    机破坏。这伙特务头子回兰州后，军统、中统会同警备司令部组织成立保干事训练

    班，训练潜伏人员，搞潜伏破坏勾当。因兰州迅速解放，这一阴谋未能得逞。西北

    特区还布置了各地潜伏组，但慑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强大威力无法藏身。如张掖潜伏

    组长王天爵向人民政府自首就是例子。

    兰州警备司令部稽查处（一）组织人事郭寄桥为了配合执行国民党中央戒严法

    令，在兰州警备司令部设稽查处，由军统、中统、警备司令部、警官学校各派5　人

    组成。旋于2　月初扩大编制为50人，处长为钱明新。

    同年5　月，马步芳当了代理西北军政长官后，警备司令换成了杨修戎《后为赵

    珑》。稽查处长马全海，副处长马秉武，大肆扩充编制，增加了60人。来往乘飞机

    旅客都要经过稽查处审查发给准许证，才能乘坐。有关人员，利用职权敲诈勒索，

    大发横财。6　月间，外勤组的区域小组在原东梢门附近某居民家，以搜查大烟为名，

    将金镯一对，金戒指两只，铜元一大缸，全部送稽查处没收。

    外勤组所有特务，随身带有“小派司”（即稽查证），随便出人旅馆、饭店、

    娱乐场所，尤其出人妓院、赌场、烟馆等，除特殊招待外，还要敲诈勒索，稍不顺

    意，即行陷害。

    7　月间，将永昌茶庄经理贾某，另有四名茶庄经理，捏造一贯道首罪名逮捕，

    押于稽查处普通看守所，由第一课长路守缄和军法官杨永亨会同审讯，授意可以取

    保释放，但须每人交保证金银元500　元。结果敲诈银元共计2500元。

    8　月20日，由赵珑、马全海率领稽查处全体人员到雷坛河一带突击检查户口。

    凡是没有身份证的或认为可疑的一律逮捕，共捕了200　余人，关押在看守所。

    凡贿送钱财物品者释放，其余到兰州解放后才获释。

    破坏学运王永杰是稽查处学运组人员，一面在兰州大学上学，一面搞破坏学运

    的勾当。以后又由中统介绍从北平逃来兰州的中国大学经济系毕业生来联民等5　人，

    均以稽查员名义搞破坏学运的特务活动。1949年春，郭寄娇要发行建设公债银元300

    万元。各学校纷纷集会游行，坚决反对。王永杰等人进行监视，不断向稽查处长钱

    明新报告。当兰大学生示威游行时，稽查处派出大批便衣人员，跟随监视，暗中破

    坏。事后稽查处根据王永杰的报告，专案汇报郭寄娇，得到郭的嘉奖。

    恶贯满盈，仓皇逃散马全海当稽查处长不到3　个月，敲诈勒索了大批财物，于

    兰州解放前夕仓皇逃跑。事前由其亲信督察长陈显宗每日在他卧室内用黑麻纸包裹

    银元，放人麻袋，整装了一吉普车（这是我亲眼看见的）。临走前先将该处100　多

    人集中于稽查处，听候命令。1949年8　月25日上午8　时许，突然命令各人将行李搬

    上8　辆汽车，马全海和贾文溥手持短枪到各宿舍检查后，全部汽车开往黄河北岸，

    到达河口后，马全海说不愿跟随去的听其自便。结果只有36人愿意去河西，其中有

    些人中途就逃散了。

    兰州邮电检查所1936年以前，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特检处兰州邮电检查所（以下

    简称兰检所）只有七八人，派出人员在兰州邮政局、电报局检查来往信件、包裹和

    电报，规模很小。该所每月经费由省政府补助500　元，自行开支。当时特检处长为

    阮永棋，兰检所长为常宜中，审查员和检查员由军统、中统人员平均担任。1937年，

    所长换成曾昭善，人员增为10余人。

    该所邮电检查活动一般为每日将检获材料登记后，由审查员签具处理意见，送

    所长批示，交内勤人员按批示抄送第八战区调查室、重庆特检处、中统各一份。对

    重要材料、专案，报重庆特检处处理。检获材料中，大部分系由陇东边区发给内地

    的革命宣传品，一律没收；对八路军驻兰办事处来往电报，除照抄外原件放行；发

    现形迹可疑的信件，扣留或抄送；对《新华日报》、《解放日报》、《新疆日报》

    均行扣留。1939年，刘珑接替阮永棋为特检处长，从此全国邮电检查工作完全掌握

    在军统手中。1945年冬，兰检所停正工作，各办事处人员集中兰州待命。1946年3

    月全国邮电检查所奉命结束。

    军统河西站与兰州特训班

    王世杰

    军统河西站

    军统在抗战期间设有酒泉组，指挥河西地区军统特务系统，并和本地区公开机

    构取得密切联系。河西走廊是通苏联的国际路线，苏联援华物资以及我国羊毛、钨

    砂等出口物资，均在酒泉交接。军统特务的主要任务是收集这方面的情报和监视苏

    联人以及国内革命进步人士的活动。

    河西站是秘密组织，没有关防针记，不能对外。经费由保密局直接汇给站长；

    军粮拨到酒泉军粮仓库后，提取时须托警察局长代领。

    河西站无所不管，罪恶累累。凡是河西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社会

    等情报，无不收集。而且在公开机构内也布置了不少军统特务，以便指挥如意。例

    如，我是酒泉警察局长，也是军统特务，河西站经常叫我替它调查密件、某人行动、

    路过酒泉各方人员、物资等情况。以下仅就个人经历举些例子：敲诈勒索吴北吾是

    酒泉的烟商，山西人。1947年，酒泉组组长魏成德垂涎其财，对他进行敲诈，诬称

    据李某密报，吴是共产党人。魏表面上装成郑重其事，要我查复，实际上是要敲竹

    杠。我明知这是无中生有，诬陷无辜，请商会会长刘耀亭和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