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查出入商旅和物资。围城时又改称天津防守司令部执法队，仍由孙逸贤任大队长，

    疯狂逮捕革命地工人员，听说解放前两天，还杀害了革命人员数人。解放时孙被捕，

    后经审讯予以镇压。

    军统特务控制下的各种组织

    天津警备司令部电信监察科：直属于南京国防部第二厅。地址在新华北路34号。

    对天津电讯器材进行管制，严防进人解放区；利用无线电收报机、侦测机，侦查市

    内及郊区有无共产党地下电台讯号，设法进行破坏。

    天津区汉奸财产清查委员会：戴笠想独自包揽该组织，又怕手大难遮天，随改

    由党政军特联合主办，实际上仍以军统为主。经与天津驻军第九十四军军长牟廷芳、

    天津市市长张廷、市党部主委时子周、中统局天津区区长甘舍棠、宪兵第十九团驻

    津第一营营长梁士杰等协商后，在睦南道61号召开成立大会。张廷任主委，戴兼副

    主委（戴不在津时由天津站站长陈仙洲代行），时子周等兼任委员。不定编制，不

    作预算，经费来源由中国银行借支，以查封汉奸珠宝文物财产作抵押，结束时由军

    统局报行政院核销。委员会下设一室五组：秘书室。

    行动组，负责逮捕行动，由军警宪联合组成。

    保管组。

    审讯组。

    看守所，同年3　月间改隶于审讯组。凡稽查处秘密逮捕的革命地工单独寄押于

    此，审讯组不得过问。该看守所曾关押重要汉奸徐良（汪伪政府驻日大使）、关维

    庆（伪广州市市长）、朱崇信（伪天津市社会局局长）及日伪特务徐树强等二三百

    名。另在外边设特别看守所三处：第一特别看守所在现和平区岳阳道83号王荷舫家，

    关押的有王荷肪（伪河北省银行总经理）、温世珍（伪天津市市长）、屈士和（伪

    保定河北省省会警察局局长）等五六人；第二特别看守所在现新华北路南头胜利路

    转角处齐文元家，内押有齐文元（伪华北治安总署督办兼华北治安军总司令）。方

    若（伪天津法院院长）、周边平（伪天津市市长）、张同亮（伪天津市财政局局长）、

    李鹏图（伪天津市海关监督）等七八人；第三特别看守所设于现烟台道汉奸邸玉堂

    家，内押有邸玉堂（伪天津商会会长）、刘静山（伪天津商会会长）、姚一新（伪

    天津市政府秘书长）等数人。这些看守所除宪兵驻守外，均是“抗团”分子负责。

    调查组，主管调查汉奸罪行、财产状况，配合保管组清点被封的财产。

    监察组，配合保管、调查两组工作。

    截至1946年4　月底该会结束时，共逮捕日伪大小汉奸300　多人。除少数几个人

    开释外，余均交天津法院高检处侦审。至6　月间军统派经济研究室主任邓葆光来津

    检查，动产（包括衣物。家具、文物、古玩、黄金、有价证券等）、不动产（包括

    房屋。土地、企业单位等），按当时物价概略估价为法币140　——200　亿元之谱。

    1946年3　月间，设立行政院河北平津区敌伪财产清查委员会天津分会，主旨是

    清查民间隐匿的敌伪产业。张子奇（天津副市长，军统局设计委员）为天津分会主

    委，会址设于现赤峰道陕西路口（现人民出版社）之大楼内。委员有张廷愕、牟廷

    芳、时子周等，设一室三处。其组织形式与汉奸财产清查委员会相同。当时清查出

    几个重大隐匿案有：白俄李维金隐匿的属于汉奸特务徐树强、徐树浦兄弟二人的物

    资；利华大楼经理李亚溥（犹太人）隐藏的日本军用物资；白俄陶德林隐藏的毒品

    及汉奸陈坤元的财产；贩卖劳工致富的崔某（人称崔家大柜）隐匿的许多财产等。

    其余小案件不计其数。

    同年8　月，因第一处特务们借调查之名，任意在外敲诈勒索，臭名四溢，不断

    遭到社会舆论的抨击，随即结束。

    1946年10月间，国民党政府为加强反动宣传，掩盖其发动内战的罪行，以由保

    密局特务控制的民营方式，创办天津华声广播电台，招收股东20余人，股金法币8000

    万元。该台自1946年12月开幕，直至1949年天津解放结束。

    1946年春，接收日商东京芝浦天津分厂，改称军委会天津无线电厂，为军统局

    制造各种型号的无线电收发报机，供特务组织使用。技术员多系留用的日本人，楼

    兆绵任厂长。同年冬楼兆绵又招募部分商股，更名为中美无线电厂，公开对外营业，

    并在该厂营业部楼上附设一个中国广播电台，由楼妻阮一成任经理。

    1946年春，郑介民利用接收日伪物资及中美合作所赠送的大批军用物资，在上

    海开办三有公司，天津设分公司。对外名称是天津国华贸易公司，地址在今营口道

    北头。白莲丞与日伪经济汉奸沙子勃勾结。沙子勃经营的泰东贸易行隐匿很多日伪

    物资，有人向法院告发，沙即将该部物资转到国华贸易公司，由白莲丞出具假证明，

    伪称沙在日本投降前即与军统有工作关系，结果法院对沙不予起诉处分。另外原因

    是沙的小老婆与白的小老婆是亲姐妹，同是平津著名京剧演员，沙、白二人是连襟。

    这些关系，促使彼等为非作歹。副经理叶坚白来津后，以大同新闻社的名义，占用

    云南路一所在逃的汉奸房产，连汉奸的小老婆也占为己有。

    戴笠三次到天津的活动情况

    王子晨舒季衡

    日本投降后，重庆国民党军统局大肆活跃，急电令各沦陷区潜伏特务，利用各

    种手段拉拢当地汉奸，改编伪军，抢占军事要地，以对抗共产党、八路军。与此同

    时，戴笠亲自出马，前往南京、上海、北平、天津等地布置工作，抢劫胜利果实。

    兹将其三次来津活动情况，叙述于后。

    第一次来津

    1945年11月下旬，戴笠由上海、北平转来天津，随行人员有军统局北平、华北

    办事处长马汉三，军统局总督察严家诰，军统局第四处处长魏大铭（四处系电信），

    司法处处长毛惕园，英文秘书黄天迈，秘书程克祥（该员系军统局派在南京汉奸周

    佛海身边的特务，随戴同行准备派往东北负责工作）、毛钟新，警卫吴安之、王鲁

    翘以及帮会工作负责人金玉波等。抵津后，由天津军统局特务头目兼天津警备司令

    部稽查处处长陈仙洲，组成招待组，负责一切活动和警卫事宜。戴住马场道7　号吴

    泰勋（系前黑龙江督军吴俊升之子）家，同时借用睦南道61号张学铭（前天津市市

    长）住宅，作为开会会客之用。此两处均设置便衣警卫（也称内卫），天津市警察

    局派侦缉队于住处四周警戒巡逻（称为外卫），由登罂楼选来上好厨师制作宴席。

    布置的特务工作有：回。将日伪时期在津潜伏的特务组织，统予撤销，建立军

    统局天津站。这是军统局在津的最高特务秘密机构，统辖市内各机关团体的军统特

    务，任陈仙洲为站长。

    2。改组天津警备司令部稽查处。该处系军统局控制下的公开特务机构，原来是

    天津驻军第九十四军军长兼天津警备司令牟廷芳于1945年10月份成立的，派该军谍

    报队队长曹强任处长。戴笠认为曹的资历不够，经与牟廷芳协商，免除曹强职务，

    改任陈仙洲为处长，另由牟推荐第九十四军一团长刘乾元（字天一）任副处长。刘

    不是军统分子，一切均凭陈仙洲之命是从。

    3。组成天津肃奸机构。经与天津地方党政军首脑协商，联合组成肃奸机构，参

    加单位有国民党天津市党部、天津市政府。天津警备司令部、宪兵第十九团的一个

    营、中统局天津区、军统局天津站等六个单位。把肃好机构定名为“天津区汉奸财

    产清查委员会”。主要任务要肃清沦陷时期叛国投敌日伪汉奸，并查封其财产。由

    天津市长张廷谔任主任委员，戴笠任副主任委员，时子周、牟廷芳、梁士杰、甘舍

    棠任委员。名为各单位联合组织共同负责，实际是军统局独揽大权，操纵一切。

    4。在一次晚餐会上（工作会），平津区铁路局警务处提出平津铁路沿线行车安

    全问题，请求安排，予以解决。戴听完汇报后，当即决定向铁路当局建议，添置部

    分铁道装甲车和吉普车，车上装设报话机，由武装路警按时分段巡逻，遇有情况，

    立即通知附近驻军，进行“围剿”。唐山开滦矿务局总经理王崇植也提出书面请求，

    加强北宁铁路沿线治安，确保煤炭外运。戴即决定从南方抽调两个交通警察总队，

    由海运至秦皇岛，分布两段。

    5。当时有人谈到，八路军在邯郸击垮国民党第四十军，军长马法五被俘，迫使

    新八军高树勋率部投共等事。戴听后痛恨异常，并发誓说：“定把高树勋部再拉回

    到我们方面来”，又说：“共产党能把高树勋拉过去，我就能再把高树勋拉回来。”

    当即命令陈仙洲负责搞这项工作（按陈仙洲曾于1943—1944年在高树勋部任调统室

    主任）。

    戴笠还曾四出拜客与召开“恳亲会”，如：1。拜访靳云鹏。靳曾任北洋政府时

    期的国务总理，卸职后寄寓津门，笃信佛教，结合一部分在津旧军阀如孙传芳等和

    财阀巨商，在东南城角草厂庵组织一个佛教居士林。靳在日伪时期未正式充当汉奸，

    只在伯华北政委会挂一顾问名衔，得到蒋介石的敬重。戴笠以蒋的代表身份，前往

    靳寓拜访，同去的有陈仙洲等。此后由陈仙洲经常与靳联系。

    2。拜会美军驻津司令爱德华中将和海军陆战队第三师师长洛基少将，以取悦美

    军，密切合作关系。戴高津后，专派其英文秘书黄天迈负责与美方联系。

    3。戴第一次来津约10余日，离去前举行“恳亲会”。1945年12月中旬，由天津

    警备司令部稽查处承办，招待在津特务及其家属。到会人员有军统特务、抗日锄奸

    团分子以及他们的家属，大约400　多人，其中大部分是抗战时在津潜伏的特务和死

    难人员亲属。开酒席40多桌，台上设3　桌，安排老特务及死难家属于首座，戴笠陪

    同敬酒敬菜并讲话，对到会人员和家属表示慰问。

    戴笠来天津的所谓肃奸，实际上是包庇汉奸。如：汉奸黄顺柏，山东黄县人，

    生母是朝鲜人，1937—1938年，随日本派遣军总司令松井石根充当翻译官，在日本

    入侵上海、南京时，曾大肆掠夺中国人民财富。卸职后来津隐居，广置房产经营商

    业，曾任天津粘板公司总经理，在睦南道有一处富丽的住宅（人称“月宫”），其

    妻蒋锦兰（系北洋政府陆军部总长蒋雁行之女），善交际。按黄顺柏其人是在册汉

    奸，应予逮捕严惩。经吴泰勋从中牵线，由戴笠予以包庇，条件是由黄出资与杜月

    笙合作，共同经营北洋保商银行。该行原为私营商业银行，已停业多年，但营业执

    照尚未注销，戴笠拟将其复业，以为军统局的经济机构。

    上海某电影明星的丈夫周某，原为上海一名西医，后充当汉奸。他们从上海逃

    来天津隐匿，经吴泰勋、傅有权（军统分子，充天津市政府参事，后充公共事业管

    理处副处长）从中拉线，以其妻陪戴玩几天为条件，免除周某汉奸罪，以后又安排

    周去北平特警班医务所当医生。

    战犯远藤，系日本黑龙会的头子，也是一名高级特务，他的黑势力遍布于日本

    军政、工商、企业、洋行等各大机构（类似中国的青红帮），本应逮捕审讯。经北

    平军统局潜伏特务曲福乐从中拉线，使远藤得识戴笠，把他在北平的两处房产，全

    部送与戴笠，并特送一个鹿皮小袋，内装钻石数百粒，大的有5　克拉。戴把此袋终

    日带在身边，至其死时，此物也同归于尽。此事系远藤亲口向王子晨述说的，经过

    是这样：1946年2　月下旬，远藤和翻译秘密来津，到天津林森路43号（现新华北路

    31号）拜会王子晨，当即拿出曲福乐介绍信，大意是说远藤系老板（戴笠）工作人

    员，从塘沽回日本，予以照顾，不得留难，并又出示军统秘密证件。当经交谈后，

    备饭招待，即行去塘沽，乘遣送日侨轮船回日本。

    第二次来津

    1946年2　月上旬，戴笠作为蒋介石的先行，为蒋来北方视察布置警卫，在北平

    布置完毕，来津布置。把铁路宾馆作为蒋的住处，随行人员住利顺德饭店（今天津

    饭店），由登瀛楼和利顺德供应中西餐。天津警备司令部稽查处组成内卫，天津警

    察局组成外卫，警备司令部卫队营组成外卫警戒线。

    戴笠在稽查处“总理纪念周”大会上，召集在津特务训话。指出接收大员贪污

    腐化，歪风严重，必须予以重视；警告所属要忠于领袖（即蒋介石），秉承领袖意

    志，体念领袖苦心；要克己奉公，保持固有的“清白家风”，如有故违，定予严惩。

    并当场宣布将严惩犯有严重贪污罪的马汉三（军统华北办事处处长）。刘玉珠（该

    处秘书）以及魏大铭（军统第四处处长）。又说：“要枪毙北平肃奸委员会的王子

    英（军统特务）”，其罪状系与汉奸小老婆通奸。

    戴此次来津，主要是随从蒋介石视察活动，同时企图解决军统局特务内部的权

    力之争。后来，马汉三、刘玉珠两人在南京被枪毙（1948年），表面上说是严重贪

    污罪，实际上是特务们的内讧。经过是这样：日本投降后，马汉三来北平任华北办

    事处处长，刘玉珠任主任秘书，他二人发了一笔接收财，已经弓；起部分特务们的

    不满，至1946年初军统局派来华北秘密总督察王蒲臣（此人系浙江江山县人，与戴

    笠同乡，还是结盟兄弟），王到北平时，马、刘未曾热情接待和援助，又兼办事处

    内一个失意特务宋元和，也对马、刘不满。从此王、宋二人结合，在平津两地拉帮

    结派专搞马、刘的情报。戴笠死后，分成三大派系：毛人风的浙江派，郑介民的广

    东派，唐纵的湖南派。后经蒋介石决定，把军统局所辖分为三大块：毛人凤主管保

    密局，郑介民主管国防部第二厅，唐纵主管全国警察。虽然划分了权限，但军统部

    分特务对毛人风不满，一致拥护郑介民。北平的马汉三、刘玉珠更为突出拥郑，并

    与原戴笠的警卫吴安之组成反毛拥郑组织。蒋介石召开“国大”选举总统时期，马

    汉三已就任北平市民政局局长，负责“国大”竞选事宜。南京暗示副总统选孙科，

    结果李宗仁当选副总统，而北平“国大”代表选李的占多数，招致蒋介石的恼怒，

    这就给王蒲臣、宋元和搞掉马汉三、刘玉珠提供了好时机。于是王、宋趁机向毛人

    凤密告马、刘拥护李宗仁当选副总统，想搞大华北主义，并声称马汉三接近北平共

    产党要人，以及马、刘、吴结合“反毛拥郑”等等。毛人凤将此情况报告蒋介石，

    蒋即批示法办，遂宣布马、刘犯有严重贪污罪判处死刑。“反毛拥郑”结合中的吴

    安之出卖了马、刘，投靠了毛人凤。从这一事件中，具体反映了蒋、桂之间和军统

    特务之间的权势争夺是非常激烈的。此后，王蒲臣升任保密局北平站站长，宋元和

    任书记。毛人凤又来天津召集特务训话，警告马、刘追随者从速改正，否则绝不宽

    恕，并公开指出马、刘在北平搞“大华北主义”等等罪状。

    第三次来津

    1946年3　月13日，戴笠乘飞机由北平第三次抵津。随从人员有秘书兼人事处处

    长龚仙舫，副官曹某，军统局总督察严家浩，帮会负责人金玉波以及警卫3　人。戴

    仍在吴泰勋家会客，在睦南道其私宅住宿，随从人员安排在利顺德饭店住宿，在林

    森北路（现新华北路）36号军统局天津站办公。戴此次来津目的是处理第九十四军

    副军长杨文泉在津纳雍载华为妾一事。当晚即通知该军军长牟廷芳说，奉委座谕，

    将杨文泉扣押法办。3　月14日牟廷芳邀同天津市长张廷谔副市长杜建时三人到吴泰

    勋家会见戴笠，代杨文泉求情说，杨是续弦不是纳妾，请求戴向蒋转陈此情，免予

    处分。戴为了恫吓牟等，故意不允，并大声说，不管是谁，违犯纪律都要严惩。戴

    立即叫陈仙洲把在津纳妾的军统特务朱洽阳（当时任天津区汉奸财产清查委员会审

    讯组长）扣押镣审。戴如此做，是杀鸡给猴看。杨案后来不了了之，并经蒋介石发

    表杨文泉任第七十二军军长。戴本拟当日回上海，由牟、张等人再三挽留，延至15

    日上午才动身成行。

    与戴同行者除随行人员外，还有他特邀客人黄顺柏（准备让黄在上海筹备北洋

    保商银行）。15日起飞去青岛，停留一日。17日上午飞去上海，准备当日晚为在上

    海即将离任回国的美国第七舰队司令柯克上将饯行。结果飞机撞在南京郊区戴山，

    全部死亡，无一幸免。

    关于戴笠与吴泰勋的关系渊源，在此附记一笔。早在1931年张学良任国民政府

    陆海空军副总司令驻在北平时，吴年方19岁，担任警卫旅的团长。由于其父吴俊升

    与张作霖同死于皇姑屯炸车案，所以张学良与吴结拜把兄弟，是父辈子辈的双重关

    系。当时戴笠以蒋介石代表身份去北平谒见张学良，即由吴引见。戴为搞好与张、

    吴关系，特提议与张、吴结为把兄弟，在互相利用情况下，张等慨然应允。戴居长，

    张行二，吴是老三，此后吴向戴推荐多人在军统局任高级特务，如裴级三、李志一、

    吴安之等。这些人都是他父亲吴俊升的护卫。

    军统局东北区“对日工作”的阴谋活动

    张瑞

    抗日战争胜利后，军统局为了实现蒋介石加强内战的阴谋，在东北积极勾结日

    本军国主义残余势力，化敌为友，进行所谓“对日工作”，进行一系列部署，从事

    特务活动。

    1946年4　月中旬，军统局东北区办事处（对外称东北行辕督察处和东北保安司

    令长官部督察处），从锦州迁到沈阳后，立即成立了“日韩组”，对外称东北行辕

    日侨俘管理处督察组（简称‘旧管“）。它是以对日、韩工作为名进行特务活动的

    职能机构。这是军统特务组织中内部机构，对外一切行文、身份证件。旅行护照等

    均用”日管“的名义。刘治泽被任命为上校组长，我为中校副组长。当时军统局东

    北区办事处主任文强（中将，东北行辕督察处处长，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督察处处

    长），副主任张树勋（少将，督察处副处长），二人当面对刘治泽和我交待任务让

    我们在公开的”日管“工作掩护下，专做’旧韩组”的秘密工作。

    1946年春天的一个下午，文强找我谈话，我准时来到沈阳市三经路九纬路他的

    公馆。谈话是在会客厅里进行的。在谈了一些我的历史和家庭情况之后，他说：“

    今后你的责任很重，委座很重视东北的对日工作。戴先生在世时，不知多少次向我

    传达委座的指示，我们一定要眼光放远，化敌为友。你要通过福田抓一些在日本国

    内和在东北日侨中有影响、起作用的重要人物。过几天我准备找福田谈。”接着又

    交换了一些情况，谈话就结束了。此后我就利用我手下日本特务小柴猛志（原名原

    田俊雄）等人进行活动。

    网罗日政重要人物培植亲蒋势力

    福田德次郎是敌伪时期日本军部派到东北的特务头子，军衔是陆军中将。曾当

    过日本驻美、德大使馆的武官，精通英、德。法三国语言，熟悉这些国家的情况，

    来东北后受日本关东军的指示，对白俄和英、美等国侨民进行工作，日本投降后潜

    伏下来。我们通过小柴猛志等人和福田取得联系。福田和当时在东北的一些日本主

    要人物关系密切，交谊深厚，洞悉关东军的内幕，了解伪满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等

    方面的情况，是一个关键人物。军统局利用他充当军统局东北区“对日工作”的高

    级参谋人员。

    1946年4　月下旬的一天，文强在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督察处处长办公室和福田

    德次郎、小柴猛志、大石等人谈话，内容非常广泛，从中日友好历史、地理关系一

    直谈到针灸、算卦、相面等等，谈了近两个多小时。福田说：“作为一个战败国的

    将校，本应向你献上战刀以表示缴械投降之意。”文强说：“哪里，哪里！你已经

    解甲归民啦！咱们不以过去的什么身份谈话，纯以民众的身份促膝相谈吧！蒋主席

    （指蒋介石）胸怀宽阔，眼光远大，一贯重视中日两国友好交谊，和睦往来。”福

    田等人聆听之后，表示愿为“中日合作事业”贡献力量，粉身碎骨在所不惜。

    自此以后，我和福田、小柴等经常来往，频繁接触。由于福田积极活动，很快

    就拉拢了平岛敏夫（伪满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副总裁）等重要人物。福田又派富永

    等人到长春去拉拢了高崎达之助（伪满洲重工业株式会社总裁）等日本战犯，还搜

    罗了一批日本特务人员，除小柴猛志外，还有水野博等十余人。他们对外身份也称

    为“日管督察组工作人员”。在苏联红军进驻东北以后，曾在长春、沈阳等地搜捕

    过这些人，由于他们隐避潜伏，没有被捕。

    1946年5　月间，文强在张树勋家设宴招待平岛敏夫、押川一郎、坪川与吉、福

    田德次郎等人，我和小柴猛志作陪。席间，文强向平岛等人表明：蒋介石一贯主张

    “中日友好，共同合作”，“不愉快的过去已经过去，将来要化敌为友，以新的姿

    态重新合作，和平相处，长久友好下去”。平岛敏夫表示：“作为一个对战争应负

    部分责任的我们，能够参加阁下这样的盛大宴会，殊为光荣。如果阁下有什么吩咐，

    为了和平，为了中日亲善一定尽力而为。”当文强谈到有相当数量的日军潜逃到长

    白山地区的情况时，平岛与福田看法不同。平岛等认为长白山地区不可能潜伏几十

    万日军。福田等人则认为在日本投降时确有部分关东军潜逃于长白山地区。他们各

    自提出不同意见。接着又谈论了一些中日贸易的情况。宴会后，文强对我说：“长

    白山地区究竟有没有这么多日军，这还是一个谜。现在还没有搞出一个究竟来，所

    以还不敢上报。依据关东军把博仪搞到通化去，准备在那里负隅顽抗的事实看，很

    可能有的。我们先去。取得联系后，听听他们的要求再做下步计划。”

    开办企业筹措特务活动经费

    根据军统特务活动经费自筹的惯例，为了筹措“对日工作”的经费，成立一个

    购销日侨生活用品的企业，名叫东北公司。我是经理，实际由日人贝野音次郎等人

    负责。凡是福田、小柴等人的生活和工作活动费用均由该企业利润中拨给。1946年

    8　月间，由东北公司投资，在沈阳市北市区西塔大街开设一处大米加工厂，名叫福

    民碾米厂。我以张裕兴的化名当了该厂经理，实际上仍由贝野和一个朝鲜人金某负

    责，于1948年秋倒闭。

    1946年4　月间，张树勋让我和福田说，叫福田和平岛等人商讨，让沈阳日侨联

    络处拿出几百万元，经营一个中日贸易公司，以便筹集“对日工作”经费。后经福

    田、平岛等几次磋商，同意分5　次拨款，每次50万元，共给了250　万元，这笔款都

    交给了张树勋。同年7　月间，军统局东北区经济委员会主任蒋膏生在沈阳市和平区

    国际马路16号召集会议，出席人员有宋振中。熊斌、郝逸梅等十余人，讨论研究设

    立中日贸易企业公司的问题。名称根据我的提议叫东兴企业公司，设在沈阳市和平

    区台儿庄街原日管督察组旧址。董事长陈旭东，副董事长宋振中，经理熊斌。经营

    项目：中日贸易、中朝贸易、国内贸易。8　月间正式成立。上海的黄金荣、杜月笙，

    侠谊社、中国经济通信社等都送了匾额、挂轴、银盾等物，以示祝贺。从此他们开

    始了投机倒把活动。

    文强、张树勋要我对福田做工作，然后由福田对平岛等人进行说服，让他们树

    立亲华（蒋）思想，为军统局多做工作。在当时主要做好潜逃在长白山地区日军残

    部的招降工作，在他们回国以后，能同中国驻日代表团（文强准备去当该团副参谋

    长，我准备去做武官）联系，培植一批亲蒋分子，然后组成一个党派，渗人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