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觉哉是一个老共产党，和我同为湖南宁乡人，向来认得，因此延安方面派他常

    到兰州来，口头上说和我联络，团结抗日，做统战工作，实际上是在拉拢我。我看

    他不怀好意，已经报告了委员长（指蒋介石）。”贺耀组向我说这些话，意在表白

    他不会和共产党勾结，同时希望我派特务把谢先生赶走。因此，我指示马志超和军

    统局兰州站长霍立人派特务监视谢先生，逼迫他离开了兰州。其次，1937年苏联派

    到我国的志愿空军人员，都住在兰州励志社。马志超和励志社的管事勾结，收买励

    志社的茶房，对苏联空军人员暗加监视。他一面派遣特务在兰州市和飞机场对苏联

    空军人员跟踪侦察，其目的在于侦防苏联志愿军和中共地下工作人员联络，并防止

    以军用品、武器接济陕甘宁边区政府；另一方面则防止苏联志愿军和进步青年、广

    大人民接近。马志超还无中生有地制造谣言说：“苏联接济我国的飞机，都是苏联

    所不要的破旧东西。因此我国从迪化接运回来。飞到半途，飞机头就和机身脱节掉

    下来，机毁人死。所以我空军人员都不愿驾驶苏联的飞机。”我听了马志超的话，

    认为是反共、反苏的绝好材料，在兰州以及回到西安之后，逢人便告，大肆宣传。

    军统局在西北方面，不止抓住西安、兰州中心城市的警察局，还进一步控制了

    指挥全省警察机关的陕西省民政厅警务科。1937年更通过陕西省民政厅警务科长张

    梅谷（军统特务），以警务科为掩护，成立警政组，派张梅谷充当组长，受军统局

    西北区指挥，运用警务科的职权，指挥全省各县市警察局和巡官以搜集各方面动态

    情报，并在全省范围内加强特务管制。这样，层层节节的运用公开机关，配合秘密

    特务组织，采取坚决的反共、反人民的措施，在西北是比较突出的。

    西要“特种会报”怎样搞起来的

    西安事变后，蒋介石设立军委会西安行营代替过去的“西北剿总”，以顾祝同

    为行营主任。抗战后顾调南京，以蒋鼎文接替。蒋鼎文一到西安，就遍找行营第二

    厅厅长谷正鼎、副厅长顾希平，行营政治部主任任党五，行营办公厅第四科科长、

    军统局西安负责人张毅夫，国民党陕西省党部书记长、中统局西安负责人郭紫峻，

    以及中统局另一负责人陕西省民政厅长彭昭贤等，向他汇报关于陕甘宁边区和共产

    党、进步势力各方面在西北的情况。不言而喻，这一伙都是反共急先锋，他们在西

    安唯一的任务就是反共。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的设立和青年学生潮水般地涌向延安，

    更使他们着了慌。10月间，谷正鼎在西安新城大楼行营汇报时说：“谷正纲由重庆

    来信告诉我，有好些朋友的子女都溜到延安去了，你们在西安干什么的，为什么不

    采取有效办法来制止？”谷正鼎说：“我们自己的儿女都不保了，都要跟着共产党

    跑了，我们就坐视不问吗？”11月初某天，谷正鼎、顾希平、任觉五、张毅夫四人

    在行营第二厅谷正鼎办公室集会，一致认为必须采取有效办法，镇压共产党，制止

    学生到延安去。于是4　人一起立即去见蒋鼎文，建议由蒋鼎文召集西安党政军特务

    各方面负责人举行一次座谈会，研究防止共产党活动的办法。

    蒋鼎文接受了建设，在西安金家巷abc　大楼他的公馆召集西安党政军特务宪警

    各机关负责人举行座谈会。到会的有谷正鼎、顾希平、任党五、张毅夫、郭紫峻、

    彭昭贤，以及陕西省教育厅长、保安处长，军管区司令部处长，宪兵第一团团长，

    西安警察局长，十六军军长兼西安警备司令等20余人。蒋鼎文宣布：“座谈会的目

    的是交换关于防止共产党在后方捣乱的办法，以及与防共有关的问题，请大家发表

    意见。”他又说：“共产党在西安设立了八路军办事处，打着抗战的招牌，宣传共

    产主义，与混在西安的左倾人物打成一片，对青年学生公开煽动，近来青年学生到

    延安去的越来越多，引起学生不安心求学。共产党以及各党派出版的‘反动刊物’，

    西安市也常有发现，而且近半年来各地方跑到西安来的人，分子复杂，良莠不齐，

    都使得西安社会秩序混乱，人心浮动。我们如果不采取有效办法，注意管制，很可

    能出乱子。我们要抓住一个总的根源，就是要防止共产党，左倾人物在后方破坏捣

    乱。这是在座诸位的共同责任，希望大家尽量提出意见，想出有效的办法。”

    接着，谷正鼎站起来说：“现在是抗战时期，大家都跟着喊抗日，其实我们真

    正的敌人，并不是日本人而是共产党。共产党有赤色帝国主义者俄国做后台老板，

    比日本人还要可怕。俗话说家贼难防，共产党就是我们的家贼、腹心之患。我们不

    能消灭共产党，就要被共产党所消灭。我们与日本人还可以讲和，现在虽然抗战，

    终久还有和解的一天。我们与共产党那就完全不同了，我们与共产党势不两立，没

    有什么价钱可讲的，委员长‘攘外必先安内’的口号，今天还适用。共产党的大本

    营近在延安，对西安是一个大威胁，防共就是我们唯一的责任。如果让共产党势力

    在西安膨胀起来，整个西北以至大后方受到共产党的威胁，我们一切都完蛋了。我

    们对不起国家，对不起委员长，我们自己也就死无葬身之地。我们过去在防共问题

    上，都是各干各的，互相牵制，闹摩擦，我们的力量，不是分散了，就是抵消了。

    而共产党与我们刚刚相反，它是以整个力量来对付我们的，我们这样下去，前途不

    堪设想。我提议在行营蒋主任领导下，采取会报形式，把我们党政军各方面力量统

    一起来以对付共产党，在今天已经是刻不容缓。不仅在西安，我还建议蒋主任转请

    中央，在中央方面也采取这样的方式统一各方面的行动和步骤，并领导全国各省市

    都采取这样的办法来对付共产党。这样，比我们现在有组织而不能运用组织，有力

    量而不能合理的有效的使用，一定要好得多。”

    听了谷正鼎的话，大家都表示赞成，并且继续发表了一些意见。最后，蒋鼎文

    根据大家的意见，决定组织西安特种会报，以统一的行动镇压共产党和进步势力，

    同时建议国民党中央也采取这样的办法。经大家推举并由蒋鼎文指定：关于西安特

    种会报的办法以及向国民党中央的建议，均交谷正鼎负责起草；同时决定，出席座

    谈会的人，即为特种会报的成员。

    记得蒋鼎文在abc　大楼召集座谈会是星期三，就在这个星期天，出席座谈会的

    人都到西安崇廉路2　号谷正鼎家中，对谷正鼎提出来的草案，提供一些补充修正意

    见，作出初步决定。关于西安特种会报主要内容是：上述西安各机关负责人均为特

    种会报成员；会报由谷正鼎负责召集，每逢星期日上午在他家举行，不拘形式，自

    由座谈；关于共产党、进步党派、青年学生各方面动态，参加会报的人均有责任搜

    集情报，于每周集会时，用书面或口头会报，但由军统局和中统局西安负责人负搜

    集情报的主要责任；参加会报的人，必须本人出席，不得派人代表，每逢星期天准

    时到会，不另通知；会报记录和决议交谷正鼎负责处理，汇报蒋鼎文最后决定，交

    有关单位执行。关于西安特种会报组织以及建议国民党中央也组织特种会报等项决

    议，均经谷正鼎汇报蒋鼎文决定后，以西安行营名义转报了中央。西安特种会报，

    经谷正鼎转报蒋鼎文之后，即于1937年11月正式成立。不久，国民党中央也由何应

    钦负责在其参谋总长办公室内组织了联席会报秘书处，简称“联秘处”。其后蒋管

    区各省市县特种会报，在国民党中央“联秘处”统一领导下，均陆续普遍成立起来，

    而始作涌者则为西安特种会报。

    西安特种会报从1938年起作出决定，各地到延安去的青年学生，一律堵截扣留

    送交胡宗南负责的西安战干第四团管训。1939年冬，西安劳动营（即集中营）成立，

    其后由胡宗南接管，派谷正鼎负实际责任，1940——1945年劳动营总从长为余翼群。

    劳动营是专门关押从西北、华北各地送去的共产党、进步青年，强迫管训劳役的机

    关，所有被扣留的青年学生，即改交劳动营收押。西安特种会报关于堵截青年学生

    的决议，在延安、咸阳、三原通往延安的交通线上，交董钊十六军和宪兵第一团检

    查哨执行。在渭南、大荔以及陕甘宁边境陇东庆阳、环县一带，交胡宗南驻防陕甘

    宁边区的部队执行。军统局西北区指示三原组长任鸿献、宝鸡组长李铺村，以及渭

    南、大荔、洛川、陇东环县、庆阳各地的特务组织，对前往延安的青年学生，协同

    当地驻军和宪兵执行侦捕，以此作为经常的主要任务。1942年冬，我由重庆到洛阳

    去，路过西安，与西安劳动营主任谷正鼎见了面。他说劳动营管训劳役的共产党、

    左倾青年先后有1000人，绝大部分是到延安去的学生，被西北各地驻军和宪兵在中

    途扣留送去的。谷正鼎邀我到西安西门外飞机场附近集中营参观了一次。一进门就

    觉得阴森可怖，门口站了两层武装岗警，持枪上刺刀，并摆着机关枪。集中营四周

    布满了铁丝网，每隔约50公尺，就有一个武装岗哨。我边走边参观了所谓学生（其

    实是囚犯）的寝室，就是在阴暗潮湿的地下铺上一层谷草，每个铺位只有薄薄的一

    条粗劣的毛毯和一条棉被。我看到的十来个人都是脸黄肌瘦，形同乞丐。西安气候

    严寒，室内没有生火，用报纸糊的窗户都被风刮破了，门板也是破的，每人穿一套

    极薄的棉衣，冻得直打哆嗦。谷正鼎在劳动营办了一个被服厂，与胡宗南的部队勾

    结做军服，每天劳动8　小时以上，晚上还经常加工。被服厂由谷正鼎的老婆皮以书

    负责经营，从来没有公布过账目，从被迫害的青年学生身上剥削得来的无数金钱，

    都被谷正鼎夫妇私吞了。

    如前所述，1938年起，西安八路军办事处运往延安的军用品、武器，经常被西

    安、咸阳、三原驻军和宪兵非法扣留；同时，从延安到西安来的人，也遭受非法的

    人身搜查。1938年，西安《秦风日报》报道八路军在前线抗击日本侵略军的某些情

    况，主张言论、出版和行动自由，扩大抗日宣传、组织工作，发动后方人民支援全

    面抗日。该报还登载了某些有关抗日救亡的文艺作品。谷正鼎、张毅夫等认为《秦

    风日报》言论左倾，鼓吹“反动”，提交西安特种会报作出决定予以查封，经蒋鼎

    文批准后，交西安行营第二厅通知《秦风日报》勒令停刊。此外，在西安市查禁进

    步书报刊物，以及查封销行此项刊物的书店等，都是西安特种会报所决定执行的。

    1943年我和蒋鼎文在洛阳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时期，谷正鼎由西安前来访问。

    在闲谈中，蒋鼎文追怀往事，自鸣得意地说：“我们在西安的时候，由于大家一条

    心，才没有让共产党抬起头来。今天全国各地都有了特种会报，总算是我们早就见

    到了。”说罢狂笑不止。

    企圈打入陕甘宁边区的阴谋活动

    军统局历来总想打入共产党内部进行破坏，虽然费尽了心机，终不得逞，但每

    年一度的工作计划，总有这么一条，并且列为首要项目，并不因屡遭失败而死心。

    在西北企图打入陕甘宁边区破坏的阴谋，更是如此。1937年5　月，蒋介石派军委会

    中将高参涂思宗率领一个访问团赴延安，军统局乘机派遣共产党叛徒、军事科长杨

    蔚，诡称访问团团员，随同涂思宗混入延安进行情报活动。1937年我到西安后，也

    千方百计图谋派遣特务打入边区，建立潜伏组织。

    1938年3　月，我抓住了一个机会，曾派出一个特务去到延安，但也是失败而回。

    原来，陕西省电政管理局长顾德明，凭借着本家顾孟余作靠山，竭力向蒋鼎文巴结。

    我是军统西安负责人，又和蒋鼎文臭味相投，顾德明希望我替他在蒋鼎文跟前说些

    好话，对我特别要好。我们打牌喝酒，是互相拉拢的媒介，我的家眷不在西安，顾

    德明每逢星期六和星期天，必有电话来邀我们几个为蒋鼎文所信赖的“红人”如谷

    正鼎、彭昭贤、张毅夫等，到他家去打牌喝酒。他夫妻两口都是北京人，能唱几句

    京戏，他的老婆又自称会相面，这些对我们都是投其所好，乐于到他家作乐。因此，

    我与顾德明就更加接近，无话不谈了。顾德明曾经向我表示，如有用他的地方，他

    一定效劳。听了他的话，触动了我的心事。我说：“我想派一个人作为你局里的人，

    到延安去当电报局长，你看怎么样？”他说：“那好极了。延安是共产党的天下，

    地方又苦，都不愿意去，正没有电报局长，你替我介绍一个人去，行！”我说：

    “我介绍的人，你要保守秘密，除了你自己，可不能让别人知道是我介绍的，只说

    是你自己找来的，或者别人介绍的。”他说：“你这一套，我早就懂得，天大的事，

    都在我身上，你放心吧，就这么办。”

    于是，我兴高采烈地回到新城第四科，找人事股长丁敏之，告诉他这么一个好

    消息。我和丁敏之经过一番考虑之后，决定派军统局西北区无线电支台长汪克毅作

    为陕西电政管理局派遣的电报局长到延安去，并且立即把汪克毅找来，把我的意思

    告诉了他。他本来不太愿意，经我婉言鼓励，他无法推托，勉强答应了。因为不能

    够携带无线电机器去，以后只能用有线电通报，由电政管理局长顾德明转，我叫他

    与译电员杨宝璋约定了通电的密码暗号。我规定他的任务：首先把到延安后耳闻目

    见的情况随时报告；其次，进一步设法调入到延安电报局充当报务员、职员，以掩

    护特务活动，并相机在边区其他方面吸收特务细胞。随后，我领着汪克毅去与顾德

    明见面，并要求顾德明以后替我收转汪克毅的电报。这样，汪克毅就以延安电报局

    长的伪装混入了延安。我满以为在陕甘宁边区建立特务组织已经得到初步成功，并

    转报军统局。

    想不到汪克毅一去两三个月，杳无音信，我非常着急，乃转问顾德明。他说：

    “在行政方面，汪克毅有电报来，但没有提的。”我顾虑汪克毅在延安的处境，不

    敢去电催，只好耐心等着。5　月底，汪克毅突然从延安回来了，他说：“一到延安，

    就感到难受，仿佛四面八方的眼睛都刺着我，连电报局里面的人对我也不放松，他

    们好像是用无言的心声在骂我：”你是特务，不准你乱动！‘我仔细地观察，我在

    电报局里已被他们包围了，而他们都是共产党的人，我简直气都喘不过来。我故作

    镇静，而内心恐慌。再说，机子上有固定的值班，我所要发的电报发不出去，实际

    上我也没有什么电报可发的。我觉得我的身份被发觉了，呆在延安，动都动不得，

    越想越不对，因此我只好借口回来了。“

    就这样，我的妄想完全化为乌有，满脑子不痛快，转而迁怒于汪克毅，认为他

    没有尽到力，从此对他不满意。但我对边区方面的妄想，并不因此而灰心。1939年

    7　月，我又抓住了另一个机会：天水行营政治部主任谷正鼎决定派一个考察团到延

    安去，我要求派一个特务冒称政治部科员，作为考察团团员，混进延安去进行活动，

    谷正鼎自然答应了。

    此时，军统局直属通讯员郭子明（山西人，共产党叛徒）在西安待命。我本不

    认识他，是另外一个山西人军统特务梁恰亭向我介绍的。我听说郭子明是共产党叛

    徒，思想上就有了底，找他面谈后，认为他适合条件，决定派他去，介绍他和谷正

    鼎见了面。行前，我对郭子明说：“你到延安去的任务，不是预先可以规定的，希

    望一般人所不注意的地方，你要特别注意，并且要避免反为共产党所注意。”郭子

    明随同政治部考察团混入延安进行特务活动，来回半个多月，他回到西安把搜集的

    材料作了两三万字的报告，内容我记不得了，经转报军统局得到指示传令嘉奖，立

    即调郭子明到重庆去升任军统局第二处中共科科长。

    我在西安3　年之中，从来没有放松过这么一个妄想：无论如何必须在陕甘宁边

    区范围内，建立潜伏特务组织。我觉得从正面派特务打进边区的可能性极少，汪克

    毅失败回来后，我又想到可以利用行商小贩做工具，试图打入边区的办法，就是失

    败了，牺牲损失不大。我拿定了这个主意，就和丁敏之、李翰廷商量了好几次。我

    对李翰廷说：“你老婆是西安人，社会关系多，你在西安警察局搞了这么多年，认

    识的商人也不少，希望你在商人身上想出个办法来。”我和李翰廷决定的原则是：

    在商人或行商当中，找向来与延安或者边区其他县镇市集的商店、行商有来往关系

    的，收买他们进行特务活动。第一步要求他们设法混进边区去，把他们所见所闻的

    情况，回到西安来口头报告。同时，希望原来就在边区的商人，能够于三个月、半

    年以至一年之内来西安一次，把他们的所见所闻作口头报告。他们来回的费用，完

    全由西北区负责，还给以一定的报酬。第二步就是在可能条件下，介派特务冒称商

    人混进边区去固定潜伏，或化装行商不定期来往。李翰廷找到和他向来有勾结的奸

    商试搞了几次，都因为根本无法进到边区去，而边区的商人更是坚定地跟着共产党，

    不肯上特务的圈套，屡试都失败了。

    以上是我在西安时期企图打入边区的例子，这一类的阴谋活动当然还有，但在

    共产党和边区人民严密的防范之下，都遭到了失败。

    军统局在西北与胡宗南、蒋鼎文的勾结

    戴笠以及军统特务组织的发展，是与胡宗南的扶植和戴胡两人互相勾结分不开

    的。

    1935年胡宗南“追剿”北上红军，窜入陕甘两省。1937年抗战军兴，胡一度离

    开，但1938年他又回军西北。从此，胡宗南茶毒西北10多年，军统局在西北的特务

    组织一直与之配合勾搭。戴笠对谁也瞧不起，但对胡宗南却是个例外。戴笠每逢遇

    到难以解决的问题，就请教于胡宗南。如1936年12月西安事变时期，胡宗南驻军天

    水，戴笠准备到西安去营救蒋介石，事前曾经就商于胡宗南，得到同意后他才决定

    了西安之行。军统特务都把保守秘密看成第二生命，不敢违犯；关于逮捕、暗杀事

    件，因为都与蒋介石在政治上的阴谋暗害相关，那就更不必说了。但军统局所谓保

    守秘密，对于胡宗南，却也是个例外。如1940年5　月，军统局在成都逮捕了中共四

    川省委书记罗世文、中共川西军事委员车耀先，和认为与罗、车有连带关系的进步

    人士郭秉毅等两人，由戴笠亲自从成都把他们四人解到重庆秘密监禁。在军统局这

    是何等机密的事！但罗、车等四人解到重庆后，郭秉毅两人就立即转送到西安胡宗

    南负责的军校第七分校去当教官，也不顾虑什么秘密了。

    1935年10月我由南京到西安去，临行，戴笠对我说：“湖宗南先生在西北，重

    要情报可抄一份给他，也可以随时找他帮忙。”12月，我在西安西京招待所看到了

    胡宗南，由马志超介绍见面。我初次和他见面，就把设立军统局西北区对陕甘宁边

    区布置特务组织，配合“西北剿总”反共防共，以及监视杨虎城的秘书宋绮云等情

    况，向他作了口头汇报。我在西安几年，军统局西北区的公开掩护机关并不隶属于

    胡宗南，但我与他却比较接近。胡宗南曾对我夸耀说：“讲到保密，我比雨农（戴

    笠）要好得多。他好喝酒，高兴的时候什么都谈。我不喝酒，比他冷静。”的确，

    胡好像是较为冷静的。但胡对他的部下却故作神秘，非常矫饰，说起话来，天上一

    句，地下一句，装成莫测高深的样子。他的部下很不容易见到他，有时候在家，也

    故意不见，部下也就不敢去见，而我却可以随时去找他。西安东仓门1　号胡宗南住

    的地方，每隔三五天我就要去一次，向他汇报西北各方面情况，以至和向戴笠请示

    一样去向他请示。并非胡宗南和谁有什么特殊，而是完全基于军统局与胡宗南集团

    之间互相勾结的需要，军统局历来派在西安的负责人也莫不如此。军统局西北区关

    于陕甘宁边区的重要情报，郭子明赴延安搜集的情报，西安八路军办事处一切动态，

    在西安侦察共产党员车耀先、进步人士车向忱等的情报，以及杨虎城旧部孙蔚如、

    杜斌丞、赵寿山、杨晓初、孔从周等的情报，都随时向胡宗南作了汇报。就是关于

    胡宗南部队军官的检举、军风纪等等情报，也从来不报军统局转报蒋介石，而是就

    近报告胡宗南，这是军统特务组织在任何地方、对任何部队从所未有的。根据这一

    点，可以说，军统特务组织是在蒋介石一人之下，为了包庇胡宗南而做了胡宗南的

    耳目。胡宗南也有他自己的特务，胡宗南都叫他们和军统局西北区联系，交换情报。

    胡宗南有时候也把某些案件交给军统特务替他调查。

    在人事方面，军统局与胡宗南更是互相调用，彼此不分。1938年胡宗南重返西

    北后，军统局陆续派江雄风。梁干乔、俞墉等到胡宗南集团担任重要职务，江雄风

    曾任西安第七军分校总队长，梁干乔历任西安战干第四团教育长。第十战区政治部

    主任，以及在拘邑、耀县一带包围陕甘宁边区的民运组训总负责人。而梁干乔、俞

    塘都在军统局担任过书记长，江雄风则担任过军统局西北区长，他们三个都是共产

    党叛徒，派他们到西北去配合胡宗南工作，决不是偶然的。从1944年起，军统局还

    介派了戴笠的座上客、军统第一个阴谋家赵龙文，出任甘肃省府民政厅长和胡宗南

    的第一战区长官部秘书长，以全面策划防共剿共。戴笠为了胡宗南的安全，1937年

    派军统局杭州特务训练班最得意的学生唐西园，担任胡宗南的警卫组长，以与军统

    局西北特务组织紧密联系，保护胡宗南。同时，由胡宗南部队高级军官调到军统局

    任职的，那就更多。其中有胡宗南部军长吉章简调任军统局交通警察总局长；军统

    局经理处副处长林尧民，中美合作所总务组长郭斌，兰州警察局长史铭等，都是由

    胡宗南集团调去的。1941年9　月，军统局一次从胡宗南集团现职军官中调去团营长

    以上军官20人，派充军统局武装部队忠义救国军的支队长、大队长等职务，从而充

    实了在江南进犯新四军的特务武力。1944年春，胡宗南部队十几万人开往新疆，宋

    希濂担任新疆警备总司令，军统局立即在新疆警备总部设立调查室，派余万选充当

    主任。同时成立了新疆省站和新疆省警务处，派胡国振充任新疆省站站长兼警务处

    长，另派刘汉东为警务处副处长兼迪化（今乌鲁木齐市）警察局长。此外，还设立

    了新疆邮电检查所、航空检查所等等特务机关，这些都是军统特务与胡宗南集团互

    相勾结共同反共的实例。

    其次，军统与蒋鼎文的勾结。由于西北区配属于蒋鼎文负责的西安行营时间较

    久，与之共同策划的阴谋活动更多。除杀害宣侠父、倡导特种会报制度外，当时西

    北区借以掩护的西安行营办公厅第四科，实际就是蒋鼎文的反共参谋处。蒋鼎文在

    西安时期，关于共产党、八路军西安办事处，杨虎城旧部孙蔚如、杜斌丞、赵寿山

    等动态情报，西北区都及时用书面或口头向蒋鼎文汇报并与之商量对策。比较重要

    的事实有：西安事变之后，－1937年由杨虎城旧部向来以稳健厚重见称的孙蔚如出

    任陕西省府主席，这是适合陕西人民愿望的，但南京方面却是迫于情势，不得已而

    为之的权宜之计，因此，对孙蔚如一直不放心。1937年我到西安后，不断向军统局

    报告的主要内容是：孙蔚如在西安、在陕西境内，大批起用杨虎城旧部，企图死灰

    复燃，所谓陕人治陕的大西北主义空气极为浓厚；省府秘书长杜斌丞和长安县长韩

    兆鹗思想左倾，与陕北南汉寰有勾结，并与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宣侠父来往密切，在

    孙蔚如掩护下酝酿反中央活动，杜斌丞、韩兆鹗并在西安“公开诽谤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