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感受，我很难和满心焦虑的家长们解释清楚，那就是我们的作文教学不仅教授写出坏文章，简直还鼓励学生成为坏孩子。其实，我上学时作文成绩非常好，现在回想，不过是说假话、套话的本领更高强一些罢了。之所以长大还能吃上写字这碗饭，一来是鄙国的行业标准太低，二来是鄙人小时候还是读了一些闲书的，受益匪浅。最重要的一点，高中毕业后我开始厌恶作文中那个丑陋的自己，拼了小命儿也要把厚重的锈迹涤荡掉，而这样的努力至今也尚未完成。

    有一次，我和老同事刘鉴强聊天，他讲起自己会纵容读初中的儿子不去完成某些无聊的作业。有一次语文考试，作文题目是迫使人说假话、空话的那种，儿子一个字儿都没写，趴在课桌上睡了一觉，回家后也得到刘鉴强的表扬。我不禁感慨，这样的家长实在太稀缺了。

    在大儿子十二岁的时候，刘鉴强和妻子又有了第二个儿子。他的一个理由是，觉得自己这个父亲做得还不赖，可以让另一个孩子也享受一下。在表达赞同之余，我简直想说，国家应该给你生养一百个孩子的配额，而剥夺多数男人做父亲的资格。

    可以说，至少99.9%的孩子都没机会摊上刘鉴强这样的父亲。他们的父母因无知而焦虑，因无知而从众，即使想研究教育之道，也对科学却抱有暧昧的态度，只相信自己愿意相信的部分。他们很配合地进入某些商业化的教育机构的陷阱，听信诸如某某学习要趁早、脑细胞不激活就可能死掉一类的说辞，成为子女的奴隶主和监工。

    人大附中是北京一等一的名校，名校里面还在搞优中选优、划分等级那一套。若干班级中有一个最好班，我一个朋友的孩子成功进入，让家长激动不已。为了晋身此班，须经七次考试，不仅孩子紧张，父母也要坐在后面接受考官提问。进了最好班，家长的满足感在加剧—初二的时候，孩子们已经学完了高三的数学内容。

    曾任教育部副部长的科学家韦钰在接受采访时，对以经验主义和功利主义为导向的现行教育提出批评。她的观点是，人的大脑发育有二十多年，其不同阶段有不同的特点，但现在许多教育方法都不符合脑发育的规律，比如三四岁就学英语、背唐诗，都是对孩子创造力的伤害。据我所知，德国就有专门的法规，禁止不科学的早教。

    郑亚旗只完成了小学学业，而后读的都是其父亲、童话作家郑渊洁亲自编写的教材。郑渊洁说，让孩子受益最大的其实是电脑游戏，而非教材，因为“无论什么教科书都是孩子被主宰的过程，电脑游戏则是在练习主宰世界”。郑渊洁也不会担心儿子沉迷于电脑游戏，他觉得有家庭之爱的孩子做什么都不会过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