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很小的时候就去了新加坡谋生，在那边结婚生子，他是生在新加坡长在新加坡的，但传统的父亲时刻提醒孩子们不能忘了自己的根，规定家里要保持家乡的风俗习惯，家人之间只能使用家乡话和普通话交流，所以他的普通话、粤语和潮汕话都讲得特别好。说起他的儿女，和国内很多普通父亲一样，他深感无奈。“有时候不明白年轻人想的是什么”，他的太太也曾多次发出这样的感慨，我们明白他们指的是儿女们已经在新加坡被社会同化得厉害，不但不能熟练使用祖宗的语言，连观念也变了，女儿变成“丁克”一族，结婚多年仍不想生小孩，轻视中国的发展，蔑视中医的疗效。对于这些，他觉得很懊恼，却无能为力，“毕竟小孩都长大了，管不了那么多了”。

    他的病情一天天好转，终于到了他出院回国的时候，我们都很舍不得他。Peter走的时候老是说他的命是我们救回来的，等他完全康复了，他一定要再回到这里看望我们。

    相互信任本是人与人的相处之道，Peter常说最大的信任莫过于“性命相托”，他把命交给我们，当然要信任我们。在一个外国人眼里，我们是这样的善良和可敬。是啊，他不懂得送红包，不会猜测用在抢救他性命的药物中医生拿了多少回扣，更不会怀疑日夜护理他的护士会在护理措施中偷工减料。但他确实是在鬼门关口走了一遭后，被我们这群所谓的“白狼”抢救过来了。

    可惜的是，在目前的中国，在医患之间这种生死攸关的关系中，相互信任却在一点点流失。大家无时无刻不在互相提防，普通老百姓总认为所有的医生都在吃回扣、收红包，而医生也在时时防着病人。为了安全起见，为了不必要的医疗纠纷，本来可以不做的检查也要做了，本来应该用上的好药因为有回扣之嫌也不用了。其实这样做，最终的受害者还是病人。Peter的身体能够恢复得这么好，跟他和他太太对我们的信任是有很大关系的。如果说微笑和礼貌只是大大地满足了我们医护人员渴望被尊重的强烈愿望，那么他和他太太那种发自内心的信任和尊重就无时不在提醒我们自己身上肩负的神圣职责，敦促我们“精”于专业、“诚”于品德，继续保持天使之心，磨砺大医精神。在每一天的琐碎工作中诠释医护职业的神圣，在对每一个患者的关怀、理解和体贴中升华自己的人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