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房间的时候，阿荣将一本花花绿绿的时尚杂志交给小康代为保管，小康却从包里拿出一本推销纳骨塔的广告与他交换。所有的繁华都将归于尘埃般的空寂。大概也是出于这样一个意思，在影片的结尾处，蔡明亮让他心力交瘁的女主人公跑到一个像极了墓地的地方哭泣。离开了空房间的女人既没有家，也找不到回家的路，她只能佝偻着身子奔向最终的归宿。电影尽可以这样拍，而现实中，一心追求鲜衣怒马的现代人，又何曾敢去领悟“向死而生”这样透彻而直白的道理。

    或许郑智化是对的。在柏油路上蹒跚的现代人就像背着重壳的蜗牛，只能求得一间屋，而无法找到一个家。所谓乡愁，已经成了空房间里又古怪又奢侈的装饰品。即使有一天，蜗牛漂洋过海去了，我们也只能像蔡明亮另外一部电影的片名那样，互相问一声：“你那边几点？”

    想起那边，其实也是想起那时；对一个地方的怀恋，其实也是对一段光阴的怀恋，怀恋在无法倒流的时间另一端驻留的人事风华。与侯孝贤和蔡明亮并称为台湾电影三驾马车的杨德昌，在回到台北整整10年之后，拍了一部《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来讲述20世纪60年代的眷村，或者说是眷村的20世纪60年代。男生小四与女生小明之间那青涩的爱恋和幼稚的仇恨，导演用了将近四个小时的片长来细细描绘。在这部我看过的最长的台湾电影的结尾，小四被拘捕了，他的朋友小猫王录了一首《阳光灿烂的夏日》拿去送他。警员接过盒带之后，随手就扔到垃圾桶里去了。这个细节，要比整部的“青春残酷物语”还残酷。在影片上映的20世纪90年代，眷村已经开始在一纸改建令下变得面目全非，那些又凶猛又美好的少年，即使沿着这部电影那21600英尺的胶片原路返回，也已经找不到他们曾在那里歌唱和厮杀的地方了。所幸的是，被粗鲁的警员所遗弃的灿烂夏日，却通过黑夜里洁白的大银幕保留了下来。就像伟大的电影人安德烈?巴赞所比喻的那样，在电影里，我们闻到了时间的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