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我们可以这样说：酒瓶的新旧没

    有关系，但这酒必须是酿造出来的。

    我劝文学青年读《庄子》与《文逊，目的在要他们“酿造”，倘若大晚报编辑寄

    来的表格再宽阔一点的话，我是想再多写几部书进去的。

    这里，我们不妨举鲁迅先生来说，像鲁迅先生那样的新文学家，似乎可以算是十足

    的新瓶了。但是他的酒呢？纯粹的白兰地吗？我就不能相信。没有经过古文学的修养，

    鲁迅先生的新文章决不会写到现在那样好。所以，我敢说，在鲁迅先生那样的瓶子里，

    也免不了有许多五加皮或绍兴老酒的成分。

    至于丰之余先生以为写篆字，填词，用自刻印板的信封，都是不出身于学校，或国

    学专家们的事情，我以为这也有点武断。这些其实只是个人的事情，如果写篆字的人，

    不以篆字写信，如果填词的人做了官不以词取士，如果用自刻印版信封的人不勉强别人

    也去刻一个专用信封，那也无须丰先生口诛笔伐地去认为“谬种”和“妖孽”了。

    新文学家中，也有玩木刻，考究版本，收罗藏书票，以骈体文为白话书信作序，甚

    至写字台上陈列了小摆设的，照丰先生的意见说来，难道他们是“要以‘今雅’立足于

    天地之间”吗？我想他们也未必有此企图。

    临了，我希望丰先生那篇文章并不是为我而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