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学史料》今年第二期发表了叶圣陶先生的日记：《在上海的三年》，其中与

    我有关的有两段：一九四六年六月三日，记云：“朱经农来，言拟好好办光华大学，邀

    余与予同任教，并托余拉施蛰存为国文系主任。余言自己不任大学教师，拉施君则可以

    效力，因致书蛰存。”又，七月三十一日记云：“施蛰存来，渠已允就暨南教职，因可

    有房子住，光华方面只得辞却。”

    这件事，我早已忘却，如果不见圣翁的日记，恐怕永远不会回忆到。现在，圣翁的

    日记帮助我回忆起这件事，同时也使我想到这件事一直是一个未解的谜。

    我于一九四六年春，从福建三元随江苏学院复员，先在上海家里住了一二个月，访

    问了多年未见的老朋友，也到开明书店去过，见到叶圣陶、周予同、王伯祥、徐调孚诸

    人。随后我就到徐州江苏学院新校舍授课。在徐州，我收到叶圣陶的信，问我下学期的

    工作情况。他说，朱经农将出任光华大学校长，正在组织教师班子。希望我去光华当中

    文系主任，托他写信征询。我收到圣陶的信后，觉得一时还无法决定。虽然我很想回上

    海工作，但江苏学院能否同意，还未可知。因此，我就复信给圣陶，请他转达朱经农，

    且待放暑假时回沪再说，好在只有一个多月了。

    七月中旬，我回上海遇到刘大杰，才知道他已决定就暨南大学校长李寿雍之聘，任

    暨大文学院长。同时才知道江苏学院同事邹文海亦已决定为暨大教务长，周枬为法律系

    主任，他们和李寿雍都是旧交，我又知道江苏学院院长戴克光本人也在活动换一个工作，

    这样我自己就决定脱离江苏学院，由刘大杰、邹文海的推荐，接受了暨南大学的聘书。

    这一决定的主要动力，是因为暨大在辣斐德路（今复兴中路）分配到一座大楼，作为教

    师宿舍，我虽家在上海，但老家人口多，挤不下，要想把小家庭分出去。暨大庶务处在

    大楼中分配给我二个房间，一西一东，便解决了我的居住问题。因此，我于七月三十一

    到开明书店编辑部拜访圣陶，把我的情况告诉他，并请他代我向朱经农道歉。

    圣翁日记中所记的这件事，就这样结束了。但它始终留下了一个谜，使我不解，我

    和朱经农毫无关系，也没有见过，他为什么忽然看中我，要我去当中文系主任？起初我

    以为是由于周予同或叶圣陶的推荐，但一问之后，才知并非如此。当时虽然各大学之间

    消息灵通，但这件事却没有人说起，这个谜从一九四六年到一九八六年六月，我始终无

    法解释，甚至连这件事也早已忘了。

    最近，有一个朋友从青海来信告诉我：在新出版的《胡适来往书信逊中有一封信

    中提到过我的名字。我和胡适也未曾有过关系，更未尝通信，这部书中怎么会有我的名

    字？赶紧去把这部三厚册的《书信逊借来，果然在中卷第64页上看到一封朱经农致胡

    适的信，内容是向胡适汇报中国公学情况的。其中有一段云：“文理科学长由党部推荐

    李青崖主持，弟以其与君武先生感情素好，又为党部所推重，当可持中庸之态度。不期

    其对杨鸿烈兄竟不能相容，其态度之狭隘令人失望。此次文理科教授变动最多，文史系

    方面新请教员，大抵为文学研究会中人，如郑振铎、李石岑、孙俍工、施蛰存等，也还

    过得去。……其组织最弱者为法科之政治经济系，将来若有问题，必从此系发生，叶秋

    原为系主任，已觉平常，教授亦无出色者，学生甚盼一涵回来，然一涵决不肯来……”

    我看到这封信，才恍然大悟，解决了一九四六年的谜。原来中国公学的这一件事，

    我也早已忘记得一干二净，没有这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