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六年九月三日，这是傅雷和夫人朱梅馥离开这个世界的日子，今年今天，正

    是二十周年纪念。这二十年过得好快，我还没有时间写一篇文章纪念他们。俗话说：

    “秀才人情纸半张。”我连这半张纸也没有献在老朋友灵前，人情之薄，可想而知。不

    过，真要纪念傅雷夫妇，半张纸毕竟不够，而洋洋大文却也写不出，于是拖延到今天。

    现在，我书架上有十五卷的《傅雷译文集》和两个版本的《傅雷家书》，都是傅敏

    寄赠的，还有两本旧版的《高老头》和《欧也妮·葛朗台》，是傅雷送给我的，有他的

    亲笔题字。我的照相册中有一张我的照片，是一九七九年四月十六日在傅雷追悼会上，

    在赵超构送的花圈底下，沈仲章给我照的，衣襟上还有一朵黄花。这几年来，我就是默

    对这些东西，悼念傅雷。

    一九三九年，我在昆明。在江小鹣的新居中，遇到滕固和傅雷。这是我和傅雷定交

    的开始。可是我和他见面聊天的机会，只有两次，不知怎么一回事，他和滕固吵翻了，

    一怒之下，回上海去了。这是我第一次领略到傅雷的“怒”。后来知道他的别号就叫

    “怒庵”，也就不以为奇。从此，和他谈话时，不能不提高警惕。

    一九四三年，我从福建回沪省亲，在上海住了五个月，曾和周煦良一同到吕班路

    （今重庆南路）巴黎新村去看过傅雷，知道他息影孤岛，专心于翻译罗曼·罗兰。这一

    次认识了朱梅馥。也看见客堂里有一架钢琴，他的儿子傅聪坐在高凳上练琴。

    我和傅雷的友谊，只能说开始于解放以后。那时他已迁居江苏路安定坊，住的是宋

    春舫家的屋子。我住在邻近，转一个弯就到他家。五十年代初，他在译巴尔扎克，我在

    译伐佐夫、显克微支和尼克索。这样，我们就成为翻译外国文学的同道，因此，在这几

    年中，我常去他家里聊天，有时也借用他的各种辞典查几个字。

    可是，我不敢同他谈翻译技术，因为我们两人的翻译方法不很相同。一则因为他译

    的是法文著作，从原文译，我译的都是英文转译本，使用的译法根本不同。二则我主张

    翻译只要达意，我从英文本译，只能做到达英译本的意。英译本对原文本负责，我对英

    译本负责。傅雷则主张非但要达意，还要求传神。他屡次举过一个例。他说：莎士比亚

    的《哈姆雷特》第一场有一句“静得连一个老鼠的声音都没有”。但纪德的法文译本，

    这一句却是“静得连一只猫的声音都没有”。他说“这不是译错，这是达意，这也就是

    传神。”我说，依照你的观念，中文译本就应该译作“鸦雀无声”。他说“对”。我说：

    “不行，因为莎士比亚时代的英国话中不用猫或鸦雀来形容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