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二年九月下旬，我从大丰干校回沪休息，第二天就到四川北路去看老朋友孔

    令浚登上三楼扶梯，我照例高叫“老孔”，可是没有照例的回应。以为他家里无人，

    上楼梯一看，房门都静悄悄地开着。我再叫一声“老孔”，房里出来一人，却是他的儿

    子。我问：“老孔出去啦？”他儿子不做声，严肃的脸好像不认识我，只做个手势让我

    进去。我踏进房内，陈设已变了样。烂脚多年不愈的老孔并不躺在那藤椅上。我正要问，

    他儿子指着五斗橱上，我一看，供着老孔的照片，下面有两个小花圈。

    我大吃一惊。怎么，老孔没有了！三个月前，我还来过，他虽然烂脚，精神很好。

    我们谈了一阵，我告诉他，我要到大丰五七干校去，回来休息时再来看望他，却想不到

    我再来时，他已下世。原来他的烂脚是糖尿病毒，所以治不好。

    英国诗人苔微思有一首诗，大意说：“年轻时，一家一家的去看朋友聊天，现在年

    老了，朋友一个一个的去世，不再是一家一家的去，而是一个公墓又一个公墓的去访问

    朋友了。”近几年来，在上海的老朋友，一个一个地少下去，我也很有苔微思的心情。

    今年是令俊逝世十年祭，可是连一片墓地都无可祭扫，我只能写一点回忆记来怀念他，

    真是“秀才人情纸半张”。

    一九二三年秋，我和戴望舒同入上海大学中文系肄业。孔令俊是我们第一个认识的

    同级同学。我和望舒在校外里弄人家租了一间厢房住宿，课余时间，令俊经常来我们住

    所闲谈休息。当时，沈雁冰（茅盾）先生也在上海大学任教，给我级讲欧洲文学史，用

    的教本就是周作人编的《欧洲文学史》（北京大学丛书）。有一天，沈先生在下课后和

    令俊讲话，好像很熟识的样子。我们觉得很奇怪。事后就问令俊：“你怎么认识沈先生

    的？”这时，令俊才说明沈先生是他的姊夫。

    此后，由于令俊的介绍，我和望舒几乎每星期都上沈先生家去。沈先生白天在商务

    印书馆编译所工作，星期日有别的事，因此我们总是夜晚去的。开头，沈先生还把我们

    作为客人，在楼下客座招待；后来，相熟了，就索性让我们到楼上去。沈先生做他自己

    的文字工作，让我们随便翻看他书架上的外国文学书，或者和沈师母，令俊的姊姊孔德

    沚，谈谈家常和文艺琐事。那时令俊住在亭子间里，我们有时就到亭子间里去坐，不打

    扰沈先生的工作。沈师母常常说：“沈先生要创作，我们还是到亭子间里去。”“创作”

    这个名词是当时新行的，《小说月报》开始标明了“创作”一个专栏，本意是指小说、

    散文、剧本等作者自写的文艺作品，用来区别于“译作”。沈师母却以为“创作”就是

    写文章，所以，沈先生明明是正在伏案译书，沈师母却说是“他在创作”。这一事，可

    见当时有许多人还不清楚什么叫“创作”，甚至连沈师母也没弄清楚。

    一九二四年暑假，上海大学迁入租界，校舍在西摩路（今陕西北路北京西路口）。

    我和望舒就迁居哈同路（今铜仁路）民厚北里，租住了一个后厢房。搬进去之后，才知

    道房主人是左舜生，前厢房就是《醒狮周报》社，于是，我们在这里认识了国家主义派

    的一群人。左舜生的太太脾气很不好，我们在她家里住不到半年，就迁居民厚南里。郭

    沫若、成仿吾、郁达夫、倪贻德都住在这个里内，一座一楼一底的石库门房子，就是

    “创造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