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闻天也住在这个里内，他那时是中华书局编辑。令俊和张闻天的弟弟健尔很熟，

    因此，我们由令俊的介绍，认识了健尔，又因此认识了张闻天，那时他正在译俄罗斯作

    家科洛连珂的《盲音乐师》。

    不久，令俊随沈先生去广州参加革命，到了武汉，国共分裂，他亡命回来，才重又

    会见。这时，令俊没有工作，想编一部《五卅运动史》，来和我商量。我把家里所有的

    报刊资料都找出来给他，他自己也搜访到不少资料，编成一本初稿，请蔡元培题了书签。

    但这部书始终没有出版。一九二八年，令俊到杭州去做党的地下工作，住在戴望舒家里。

    望舒有一个姊姊，青年居孀，住在娘家。令俊和望舒的姊姊发生了恋爱，以后二人就双

    飞到天津同居。令俊在天津女子师范任教，可能还做党的工作。因为不久即被捕入狱。

    令俊在被拘押期间，曾托一位王某，也是党员，照料戴氏。岂知王某与戴氏也有了恋爱

    关系，二人就双飞南下，到了上海。令俊出狱后，人去楼空，也回到上海。此事望舒极

    为恼怒，拒不与他们三人相见。于是我和令俊也形迹疏远了好久。直到一九三五年，令

    俊想编一本《现代作家书简》，来向我要资料。我乐助其成，供给他一批文友信札。此

    后，我离开上海，接着就是八年抗战，到胜利复员回来，才重又会晤。

    解放后，春明出版社资方去了台湾，请令俊去担任经理之职。令俊最初不想去做这

    个资方代理人，我劝他答应下来，因为我看出解放后出版事业大有可为，令俊手头有一

    个出版社，可以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上多做一些工作。于是令俊去当上了这个出版社的

    经理，拉我去担任总编辑。从此，我和令俊每天见面，正如在上海大学读书时。但这一

    段时间，不过三个月，我觉得这个总编辑不易做，就辞卸了。一二年后，出版机构大改

    组，春明出版社不复存在，在几次政治运动的大波荡中，我和令俊的关系愈疏，每年不

    过见面两三次，如是者十多年，从一九七一年开始，才比较的常见，可想不到他很快就

    过去了。

    我和令俊有五十年的交谊，虽然时亲时疏，却也非常了解他的为人。他对文艺是有

    热忱的，可惜才分不足，写过几个剧本，几本杂文，都不能出色当行。但他编的《小说

    史料》、《现代作家书简》，却是至今还有用的书。《五卅运动史料》所收资料，在今

    天看来，可以说是很丰富的，可惜这部稿子没有出版。他的文艺工作，大概在抗战时期

    最为活跃。他办过戏剧学校，编过剧本丛刊。沈先生在香港编《文艺阵地》，由他在上

    海负责排英校对、出版工作。这些都是我所知道的他的文艺业绩。

    令俊的为人，心直口快，喜怒即形于色，所以常常容易和人冲突，但本质却是忠厚

    的，初到上海时的生活，天津回来后的一段时期，大概经济方面非常狼狈，不得不依靠

    他姊姊的支援。近年间，沈先生在他的回忆记中，曾有好几处提到令俊，语气之间，似

    乎很有不满，我觉得有点意外。我看过沈先生给令俊的许多信札，一向都是信任他，鼓

    励他和热心帮助他，不知道为什么晚年来，在沈师母故世之后，忽然态度一变，对令俊

    深致不惬，不惜形之笔墨，这一情况，我觉得不可思议，莫不是令俊在晚年时对沈先生

    有过什么大不敬吗？这就不是我所能了解的了。

    一九八二年十二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