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三年，我在上海主编文学杂志《现代》，每期都发表一些有新倾向的诗歌创

    作，造成了新诗坛的所谓“现代派”。文艺界的舆论，对它毁誉不一。李白凤是当时写

    诗很起劲的一个。他最初从北京寄稿来，不久，来到上海，我们便成了朋友，至今已历

    四十多年，尽够算是老朋友了。

    白凤是个坦率、耿直的北方青年。他坦率，所以胸无城府，喜怒立即形于辞色；耿

    直，所以受不了一点委屈。我喜欢并尊重他的性格。但是，从我这个以老庄思想为养生

    主的人看来，他这个性格肯定将不谐于俗。四十年来，他的生活多半在坎坷不遇中过去，

    虽然客观条件对他常有不利，但也多少是他自己的性格构成的。

    我和白凤虽然是四十多年的老朋友，同在一地的时间却不多，何况同在一地也还不

    是经常见面。最初几年，我只知道他是个新诗人，此外，对他的家世、生活，一无所知。

    一九四八年，我们同在上海，我到他家里去过，在他的小楼上谈了半日，才知道他爱写

    字、作画、刻图章。当时有些意外，不了解一个作新诗的青年，怎么会走到书画篆刻的

    路上去。他还告诉我，战争期间，在桂林的时候，他还依赖治印解决了一部分生活问题。

    他的篆刻，曾得到柳亚子先生的赏誉，为之题诗，最近又为他撰作鬻印小启。郭沫若先

    生也欣然为他的印谱题签。我联想起闻一多先生在昆明卖印的情况，因而体会到白凤之

    走这条路，不是他爱做斗方名士，而是一种社会现实的反映。何况后来又知道书画篆刻，

    原是他继承的家学，这就更不足为奇了。

    解放后，白凤离去上海，几年没有消息。到一九五五年，才得到他的信，说是在河

    南开封师范学院中文系教苏联文学。这又使我有些惊讶。苏联文学不是白凤的专攻，也

    没有听说他学过俄文，怎么居然去担任这个讲席呢？我当时便复信给他，劝他换一个工

    作，最好是教现代文学或古典文学。可是他回信说：师范学院是因为独缺苏联文学教师

    而请他去任教的。这样，我又心中纳闷，觉得无可奈何，联想起一九四六年他在上海社

    会局当一名小职员，情况正是如此。

    哪里知道，就是这五斗米，白凤也无福消受。一九五七年，他也和我一样，得了无

    妄之灾。他的遭际比我更惨，竟失业闲居了。从此，我们又有五六年不相闻问。直到一

    九六二年，他可以在家休养，才又有信来叙述这段时期的艰辛生活。他还告诉我：今后

    岁月只有依仗贤妻的供应和女儿的帮助了。

    当时，我也抛弃了文学，转移兴趣于金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