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催妆诗》的

    全部，又曾用Spencerian Stanza的脚韵法做过一首较长的诗，题名《古水》，可是这一

    阵热中也不过一年多些。

    差不多在同时，我和戴望舒，杜衡合办了一个题名《璎珞》的旬刊。我就在这仅仅

    出了四期的小刊物上发表了《上元灯》（原名《春灯》），及《周夫人》两个短篇，望

    舒发表了魏尔仑（Verlaine）诗的译文及自作诗，杜衡发表了从德文译出的海涅诗。但

    那时候，似乎并没有人注意到我们这小刊物。

    自从在自办的刊物上发表了上述的两个短篇以后，写小说的心在我胸中蠢动起来了。

    但是我实在找不出可供我写的材料。这其间，在《东方杂志》上读了夏丐尊先生所译的

    日本田山花袋的中篇《棉被》，于是我摹仿了一下，写了一篇《绢子》，寄给《小说月

    报》发表了。这是纯粹的摹仿，几乎可以说一点也没有创作功夫，实在是可耻的事情，

    虽则它曾经和其他二篇同样不成话的东西编在一个集子里出版，那是为了要钱用的缘故，

    我不愿意再提起它们。

    第一本新俄短篇的英译本“Flying Osip”在这当儿运来中国了。我从别发西书店里

    买了来，看了大半本，（其实是，只除了赛米诺夫的那篇《仆人》没有看）于是我又想

    摹仿一下了。《追》就是在这种不纯的动机之下产生的。继续了《追》而写成的尚有

    《新教育》一篇。那似乎较好得多，因为这篇并没有摹仿任何作品，实在是因为那时已

    在故乡当教师，对于现行教育制度确实有这样的不满而写出来的。

    当了两年中学教师，望舒与刘呐鸥在上海创办第一线书店了。而我这时正在耽读爱

    仑坡的小说和诗。他们办了一个半月刊，题名《无轨列车》，要我也做些文章，于是我

    在第一期上写了几段《委巷寓言》，在第四期上写了一篇完全摹仿爱仑坡的小说《妮侬》。

    在这时期以前，我所曾写的作品大部分都是习作，都是摹仿品。

    直到第一线书店改名水沫书店，我才继承着写《上元灯》及《周夫人》时的一种感

    怀往昔的情绪写成了八个短篇，这就是在水沫书店出版的包含了《上元灯》及《周夫人》

    这两篇的小说集《上元灯》。这是我正式的第一个短篇集。

    因了许多《上元灯》的读者，相识的或不相识的，给予我许多过分的奖饰，使我对

    于短篇小说的创作上，一点不敢存苟且和取巧的心。我想写一点更好的作品出来，我想

    在创作上独自去走一条新的路径。《鸠摩罗什》之作，实在曾费了我半年以上的预备，

    易稿七次才得完成。这时我们办《新文艺》月刊，我就很自负地把我的新作排在第一篇

    印行了。

    但是《鸠摩罗什》以后却难于为继了。在编辑第二期《新文艺》月刊的时候，我想

    写一篇《达摩》，又想写一篇《释迦牟尼》，思想尽往这一方面去找，结果是一句也不

    敢落笔。

    而这时候，普罗文学运动的巨潮震撼了中国文坛，大多数的作家，大概都是为了不

    甘落伍的缘故，都“转变”了。《新文艺》月刊也转变了。于是我也——我不好说是不

    是，转变了。我写了《阿秀》，《花》这两个短篇。但是，在这两个短篇之后，我没有

    写过一篇所谓普罗小说。这并不是我不同情于普罗文学运动，而实在是我自觉到自己没

    有向这方面发展的可能。甚至，有一个时候我曾想，我的生活，我的笔，恐怕连写实的

    小说都不容易做出来，倘若全中国的文艺读者只要求着一种文艺，那是我惟有搁笔不写，

    否则，我只能写我的。

    于是，继承了《鸠摩罗什》而写成的《石秀》与继承了《梅雨之夕》而写的《在巴

    黎大戏院》，《魔道》在同一卷的《小说月报》上发表了。后两篇的发表，因了适夷先

    生在《文艺新闻》上发表的夸张的批评，直到今天，使我还顶着一个新感觉主义者的头

    衔。我想，这是不十分确实的。我虽然不明白西洋或日本的新感觉主义是什么样的东西，

    但我知道我的小说不过是应用了一些Freudism的心理小说而已。

    《石秀》以后，应用旧材料而为新作品的，还有《将军的头》及《孔雀胆》（后改

    名《阿褴公主》）。这两篇以后，我的创作兴趣是一面承袭了《魔道》，而写各种几乎

    是变态的，怪异的心理小说，一面却又追溯到初版《上元灯》里的那篇《妻之生辰》而

    完成了许多以简短的篇幅，写接触于私人生活的琐事，及女子心理的分析的短篇。前者

    的结集是本年在新中国书局出版的我的第三个短篇集《梅雨之夕》，后者的结集是即将

    在良友公司出版的《善女人行品》。

    我写小说，到现在不过四个短篇集，数量上诚然是微弱得很。但在写作这四集小说

    的过程中，对于写短篇小说的甘苦，自问却很知道了些。我不晓得我将怎样告诉读者，

    但我可以简括地说，小说并不是愈写愈容易的。人说“熟能生巧”，对于文学上，这却

    不尽然。我只觉得愈写愈难。现在是，每当要写一篇小说，必得有至少一星期的酝酿，

    回想以前的贸然握笔，一挥而就的情形，真要诧异这勇气是从哪里来的。

    在去年春间，因一二八战事而蛰居在乡下时，我看了些英美近代诗的选集和评论集。

    这一时期的研读使我荒落了好久的诗的兴趣重新升华起来。同时，又因为看了友人戴望

    舒做诗正做得起劲，于是也高兴写起诗来。可是数量甚少，《现代》杂志中发表的几首，

    就是我一年来大部分的成绩了。对于诗，我觉得胡适之先生的功绩是在打破了旧诗的形

    式，郭沫若先生的功绩是在建设了新诗的精神，徐志摩的功绩是创造了新诗的形式与韵

    律，李金发先生与徐志摩同时，但他以精练的诗人气质，屏除了郭沫若先生的豪放，着

    眼于文字的自然的节奏，而创造了中国的象征主义的自由诗。戴望舒在新月诗风疲敝之

    际，李金发诗才枯涩之余，从法国初期象征诗人那里得来了很大的影响，写出了他的新

    鲜的自由诗，在他个人是相当的成功，在中国诗坛是造成了一种新的风格。直到如今，

    有意无意地摹仿他的青年诗人，差不多在每一个载着诗的刊物上都可以看到。我呢，自

    然承认我们现代的新诗在形式上应该跟着这条路去求发展，而在精神上，却想竭力避免

    他那种感伤的色彩。但这也是不容易的，因为我已写成的几十首诗，终于都还免不了这

    种感伤。我企图着，我想对于新诗有较好的进步，正如对于小说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