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对于中国思想史上的片面重义论起到了补偏救弊的作用。

    由于《周易》义利观的特点是利以合义，所以，在它看来，利也就在义中：

    小子之“厉”，义“无咎”也。（《渐》初六《象传》）

    “曳其轮”，义无咎也。（《既济》初九《象传》）

    以旅与下，其义“丧”也。（《旅》九三《象传》）

    这些材料，前两条是讲“义”而得“利”，就是“利在义中”。最后一条是讲不义而失利。《旅》九三爻辞：“旅焚其次，丧其童仆，贞厉。”《象传》认为，爻辞之所谓“丧”，是由于其行为不合于义。这从反面证明了“利在义中”。

    需要指出的是，《周易》之所谓“义利”，是以对“天之道”与“民之故”的明察为前提的，所以“利益”之获得，也是“履信思乎顺”（义）的必然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说，《周易》的“义利”观，由法象天地之道而获得，其哲学的根据在生生不息的宇宙之理中限于本书的体例，这一问题不能详谈。要言之，《周易》强调效法天地，天地之道是其立论的哲学基础。人以效法此道为“趋吉避凶”、“迁善改过”之必要途径。这与孔孟的致思理路颇不一致。。

    在中国思想史上，“义利之辩”被称为“儒家第一要义”。而就儒家义利观的发展而言，由于许多思想家一味在主体意识和道德修养层面讨论“义”与“利”的关系，所以难免有重义轻利之嫌。相对来说，《周易》以天地之道为本根，把义利问题纳入到合规律的、合目的的生命活动之中，化解二者的矛盾，使之达到合一。其理论思维的意义似乎更大。

    当然，对天人相合的过分追求，使《周易》很少讨论“义利”发生冲突时的应对办法。因而，道德情感层面的内容显得相当贫乏。这一点，孟、荀的部分观点似乎可以济其不足：

    孟子曰：“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为苟得也。死亦我所恶，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孟子?告子上》）

    义之所在，不倾于权，不顾其利，举国而与之不为干观，重死而持义不挠，是士君子之勇也。（《荀子?荣辱》）

    这就是思想史上著名的“舍生取义”说。如果把它与《周易》结合起来，则不仅可以获得人生的智慧，还能获得人生的勇气，自然也就利而合义、利在义中、持义不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