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1907年1月2日致军机处厘定官制大臣的电文中说：“此次官制之应如何改定，自以有关于立宪之利害为主，其无关宪法者，似可不必多所更张，转致财力竭蹶，政事丛脞，人心惶扰。”因而主张缓进、审慎行事。如他不同意裁撤知府，认为“一府所辖，少则四五县，多至十县，各县距省遥远，极远者至二三千里，赖有知府犹可分寄耳目，民冤可申理，灾荒可覆勘，盗匪可觉察”，因而撤知府“势有难行”。又如合并各司道一事，他认为各司各自有印，各自有稿，若合为一署，“无此广大廨舍能容许多官吏，能存许多案牍”。再如各省高等审判厅一事，他认为：“一省之中臬司即为高等审判厅矣，另设一厅何为”，至于第二层办法，他认为：“尤多窒碍之处，民政以警察为大端，乃臬司分内事，今乃不属臬司而属藩司，理财乃藩司分内事，今乃不属藩司，而又别立财政司……藩、学、臬、运、粮、盐、关、河权限本自分明，不相淆混，乃亦议改变则尤可不必矣!”总之，他认为改革官制各条，“似不尽与立宪关涉，窃谓宜就现有各衙门认真考核，从容整理，旧制暂勿多改，目前先从设四乡谳局选议绅、董事入手，以为将来立宪之始基，如能实力奉行，此尚是达民情、采公论之实际，亦可稍慰环海望治之心”。

    从上述张之洞对官制改革的态度来看，可以这样认为：张之洞在理论上认识到立宪乃大势所趋，必须推行，但在实际上又主张稳妥缓进。这既表现了他负责任的态度，也表现出他对于改革的“视履考祥”的重视和积极应对。这种精神，无疑是每一个肩负着重大责任的上位者所应当有的。当然，通过认识“履”卦，显然应当学会吸取其中积极有益的东西，而舍弃那种消极的思想，既要有谦虚谨慎的作风和脚踏实地的实践精神，又要有敢作敢为、“敢于摸老虎**”“敢于吃第一只螃蟹”的创新精神。这样，才能走上科学、务实而又富有创造性开辟的为政之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