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哲学

    斯蒂芬·斯彭德：60年的友谊

    贾：我在读您的朋友斯蒂芬·斯彭德的自传《世界中的世界》。有一段是关于您的，我引一下：“以赛亚·伯林那时对民众生活很感兴趣，这种兴趣由于他确信自己不理解民众的激情而增强。他觉得人的行为是一个非常值得探讨的主题。”现在还是这样的吗?

    伯：不是这样的。我以为这不是全部的实际情况。在20世纪30年代，我像一个修道士那样生活在一个学院里，甚少到外面世界去。我注意到同代人各种各样的感情状态，但我从不认为我跟他们有什么不同。后来的日子证明了这一点。

    贾：斯蒂芬·斯彭德还说：“伯林十分擅长通过比喻来描述人。”对吧?

    伯：可能吧，我也说不清他到底说得对还是不对。

    贾：照斯彭德的说法，你们两人对音乐都很有兴趣，由于这个缘故，你俩去了奥地利的萨尔兹堡[1]，是吗?

    伯：是的，我们俩去过那里，我们非常迷恋音乐。

    贾：他说您非常喜欢贝多芬的四重奏，特别是《菲岱里奥》。

    伯：是的，他比我还喜欢。钢琴家亚瑟·施纳贝尔给我们两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们喜欢音乐跟施纳贝尔很有关系。本世纪30年代他来伦敦举行音乐会，我们几乎逢场必到。施纳贝尔是一个了不起的音乐家。他对贝多芬和舒伯特的音乐的深刻表演转变了我们对古典音乐的看法。

    贾：您演奏音乐吗?

    伯：不，我左胳膊受过伤，出生时受的，所以我从未玩过乐器。双簧管或单簧管也许还可以吹，但我没试过。

    哲学的目标

    贾：现在我想就您所发表的《概念与范畴》论文集提几个问题。在《哲学的目的》一文中您声称对于“什么是哲学?”这个问题没有普遍接受的答案。那么，您认为哲学的目的是什么呢?

    伯：我认为，哲学的目的是要回答很一般性的问题，即那些用经验方法或逻辑方法都不能提供答案的具有普遍性的重大意义的问题。当你迷惑不解的时候，当你不知道往哪里寻找答案的时候，那就是碰到哲学问题的迹象。如果你想知道诸如善与恶这些词的意义是什么，找辞典、百科全书或别的任何参考书都没有用，调查研究和逻辑论证也帮不了什么忙。杰出的哲学家G．E．摩尔举过一个有名的例子，这个例子通常被看作一种典型的英国人的闲聊，而我觉得是一种深刻的独到的观察。他说：“假如你问某某人，镜子中的影子在哪里?”他回答说：“在镜子里。”好的，但是，镜子里只有玻璃罢了。这样，他犯难了，说：“影子在镜子后面。”可是，你看镜子后面，后面什么也没有。这样，他又说：“影子在镜子上。”但是，这种“在……上”并不像贴一张邮票在镜子上。镜子中的影子到底在哪里?或者，当你压迫你的眼球时，那个重影在哪里?你不知道如何回答。影子在空间里吗?但这不能是物理的空间。这样，问题的关键是怎么说“在”。平常人对此不会有什么麻烦，只是那些对词和意义感兴趣的人才有麻烦。这种问题本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深奥之处。但是，如果你认为这全是废话，正常人不会为这样的问题而烦恼，那表明你对哲学没有兴趣。再拿时间和空间这两个词来说吧。假设有个小孩跟你说：“我想当瓦格勒姆战役中的拿破仑。”你告诉他，这是不可能的。他问“为什么?”你说，因为拿破仑已经死了。那小孩又问：“那有什么关系?”你说：“你不知道，那是很久以前的事，拿破仑的尸体都腐烂了。你不可能见到他。”如果这小孩挺聪明，他会对你说：“如果我们把拿破仑尸体的所有原子重新组合起来，那么我们不是看到拿破仑在瓦格勒姆了吗?”你说：“是的，那只是原则上的可能，在实践上是不可能的。”那孩子又说：“我现在(不是过去)想看见在瓦格勒姆的拿破仑，我能不能看到像以前一样的拿破仑，不是现在重新组合的拿破仑。”你告诉他：“不可能，你不能回到过去。”他还问：“为什么不能回到过去?”这时候，——个实证主义者会过来帮你说，回到过去，不表示任何意思，按照我们通常的词义，用时间表示的就是“以前”、“以后”和“同时”。时间不是一种介质，一种实体，无法在其中穿行，你那样说是对语言的误用。听到这里，那孩子马上又问，如果这是用语问题，我们为什么不能改变语言，以便能够看见拿破仑在瓦格勒姆?这仅仅是一个例子。在日常生活中，会有很多类似的问题让小孩子迷惑不解。每当这个时候，他父母会说：“别拿这些愚蠢的问题来烦我。去吧，玩去吧!”但小孩子提出的这些愚蠢问题贯穿着许多事物的中心。如果你对这类事情感兴趣(虽然没有什么实际的重要性)又有理智上的好奇心的话，你就会发现这里确有问题，你会寻求办法去处理它。还有，假如说我不能同时生活在两段不同的时间里，为什么不能?这是时间的性质问题还是“时间”这个词语的性质问题?全部形而上学的陈述都可以翻译为关于词语的使用问题吗?全部哲学问题归根到底都是词语问题吗?有没有关于实际的人类经验的一般范畴，它不仅仅是用词语来表述的?一切关于存在性质的问题通常都可以充分地(至少在原则上)得到回答吗?

    贾：那么，您认为对哲学问题的追问是人性的一部分?

    伯：是的，我看小孩子经常会提出哲学问题。有时突然间有人向你发问，(比如)“请你告诉我，为什么我应该负起我的责任?”或者，“为什么一些人要听另一些人的话?”后一个问题是典型的政治哲学问题。我们在百科全书和辞典中找不到正确答案。对这个问题有各种各样可能的答案。有人说，这是上帝的命令。有人说，这是我的保姆、父母或老师告诉我的。有人说这是社会契约。有人说这是大多数人的愿望，因为这样才能促进人类的幸福。还有人说这是直觉，是康德的必然真理。很多答案都摆出来了。如果你不懂得如何去确定哪一个是无可疑义的正确答案(不可能有现成的办法)，那你就是在进行哲学思考了。

    贾：很想知道，在人的头脑中最早的哲学问题是怎么出现的?

    伯：谁知道。我想起《创世记》的第一章，亚当被告知，有一株知识之树和一株生命之树，他被禁止摘取任何一株树上的果子。这就是一个哲学的陈述。

    贾：您认为自由与哲学研究之间没有关系吗?我的意思是，如果一个人思想不自由，他就不能提出哲学问题，对吗?

    伯：对。我还确信，所有人都经常性地会碰到归根到底带有哲学性质的问题。哲学问题决不只是复杂的文明的产物，一些非常简单的问题本来就是哲学问题。

    贾：在当今世界上人们已经不大提出哲学问题了，是这样吧?

    伯：不，人们仍在继续探讨哲学问题。我说的哲学问题可能在牛津、哈佛、斯德哥尔摩和加尔各答等地被讨论，而不是在法国。因为法国哲学家经常认为，跟深刻的社会事件和生活事务没有直接关系的问题是琐碎无聊的，而英国和美国的哲学家则认为，跟社会和生活没有直接关系的哲学问题也是很重要的。哲学史证实了后者的看法。处于西方传统思想的中心地位的，都是跟社会和生活没有直接关系的哲学问题。

    贾：因此您并不认为在我们当今世界哲学正在失去它的价值?

    伯：我当然不认为。在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国家，哲学会告诉你追求什么和怎样生活。我看，这些国家的哲学倾向于成为人生哲学。康德、黑格尔、威廉·詹姆斯、柏格森等哲学家既谈论传统哲学的中心问题，也探讨跟社会和生活有直接关系的问题。后来哲学发展偏离了中心轨道，尼采和萨特，我猜想，还有海德格尔(我没有读过)，都偏离了哲学传统的主流方向。我认为，谁也不能说20世纪没有出现重要的思想家。伯特兰·罗素就是一个重要的思想家。胡塞尔和维特根斯坦也是重要的思想家。我认为，在知识论、逻辑学和精神哲学这几个领域，20世纪哲学强于19世纪，有不少重大的发现。20世纪是一个哲学蓬勃发展的世纪。

    贾：所以您反对“哲学终结说”。

    伯：坚决反对。只要人类还存在，哲学就不会终结。

    贾：您认为当前哲学家特殊的任务是什么?

    伯：我不认为哲学家有什么特殊的任务。哲学家的任务就是搞哲学。他们思考使他们感兴趣的问题，力图澄清问题，可能的话就作出回答。当前哲学有什么特殊的任务?提出这个问题是基于对哲学目的的误解。这有点像问当前艺术的任务是什么或爱的作用是什么等等。如果你问艺术的目的是什么，我想艺术的目的就是搞艺术，此外没有别的目的。同样，爱的目的就是爱，生活的目的就是生活。

    贾：那么，哲学的目的是什么?

    伯：哲学的目的是哲学本身。哲学的目的是对哲学真理的追求。

    贾：说到真理，我想起您在《20世纪的政治思想》一文中说，极权主义意识形态的出现使人们有了崭新的真理概念，而那几乎是以前几个世纪的人们所无法理解的。您能否说得清楚些?

    伯：我的意思是，在极权主义国家，不是让人们回答问题，而是竭力防止人们提出问题，基本的方法就是压制他们。你作出教条主义的回答，如果他们不接受，你就要让他们保持沉默。你不容许人们对法规、舆论或制度表示怀疑。要消除头脑中经常带个问号的老习惯，那是心存不轨的迹象。

    贾：所以在极权主义国家不可能有哲学?

    伯：不，哲学是有的，但哲学的范围很狭窄。比如，在苏联有逻辑学研究，但被看成是数学，因为视逻辑学为哲学并不安全。在苏联也有形而上学的研究，但那是非常教条主义的，非批判性的，十足的坏哲学。也许这种情况现在改变了。哲学比别的学科更需要公开性(Glasnost)。在俄国没有深厚的哲学传统，这是真的。

    贾：您把哲学区分为好哲学和坏哲学?

    伯：所有哲学家都这样区分。人们从事什么工作都有好有坏。

    多元论与民主

    贾：您认为您自己的哲学是一种实践哲学吗?我的意思是，人们能否把您的哲学思想变成可操作的政治准则?

    伯：在政治方面我是有些见解的。我不知道你看过我获阿涅利奖时的讲演没有。我有一种深信不疑的看法，有些道德的、社会的和政治的价值是相互抵触的，任何‘个社会总有些价值是不能彼此调和的。换句话说，人们赖以生存的某些最终的价值，不光在实践上而且在原则上、在概念上都是不可兼得的，或者说不可彼此结合的。没有哪一个精于心计的人，同时又是无所计较，一切都听其自然的人。你不能把充分的自由跟充分的平等结合起来。给狼有充分自由就不能同时也给羊有充分自由。正义和慈悲，知识和幸福，如此等等，都可能相互冲突，不可兼得。既然是这样，那么，人类的问题(归根到底是如何生活的问题)就不可能全都求得完满的解决。这不是因为实际上有困难，找不到妥善的解决方法，而是因为这些价值本身在概念性质上都是有缺陷的。乌托邦式的解决在原则上没有缺陷，可以成立，但这样的解决是企图把不可结合的东西结合起来。某些人类的价值之所以不能相互结合，就因为它们本身是不能并存的。因此只能在彼此之间进行选择。选择可能很痛苦。如果你选择A，你就得忍痛失去B。在最终的各种人类价值之间不可避免要作出这样的选择。在任何可以想象的社会，选择都可能是痛苦而且是不可避免的。互不相容的价值本身始终是不能相容的。我们所能做的是防止选择太痛苦，这就意味着，我们需要有一种机制，使得人们对各种价值的追求尽可能不违背自己深刻的道德信念。在多元化的自由社会里，不可避免要作出各种妥协和折衷，经过权衡利弊而避免最坏的情况。再三斟酌，取其一方。平等多重要?自由多重要?正义多重要?慈悲多重要?善良多重要?真理多重要?掂量掂量就知道了。知识和幸福也不总是牢牢结合的。一个知道自己患了癌症的人不会因为有了这种知识而感到幸福；无知会使他少一些自由，但同时却能使他觉得多一些幸福。这就是说，人生问题的某种最终解决，没有普遍适用的始终不变的可行标准。那些相信可能有完美无缺的社会的人必定以为，为了实现这种美好的社会，作出多大牺牲都是必要的，为了达到这种理想的目标，付出多大的代价都是值得的。他们想，如果必须流血才能创造这种美好的社会，那么就流血吧，不管流谁的血，也不管流多少血。不打破鸡蛋怎么能做出上等的蛋卷。可是，人们一旦养成打破鸡蛋的习惯，他们就不会罢手，鸡蛋打破了，蛋卷却没做成。凡是以为对人生问题可以求得最终解决的这种狂热的信念，不能不导致灾难、痛苦、流血和可怕的压迫。

    贾：您的多元论会给民主问题提供什么潜在的支持?

    伯：民主有时会压制少数派和个人。民主不一定是多元的，它可能是一元的，一元的民主使多数人可以为所欲为，不管多么残忍，多么不公平，多么不合理。在允许反对派存在的民主制度中，人们总还可以指望能够使多数派发生转变。但是，民主制也可能是不宽容的。民主制并非事实上就是多元的。我赞成一种明确的多元的民主制，它要求协商和妥协，承认各集团和各个人的要求和权利，除非出现了极端危机的情形，这些集团和个人就绝不能拒绝民主决定的结果。本杰明·贡斯当对于在雅各宾统治下的民主的暴政有过详细的描述。贡斯当是一个纯正的自由主义者。

    贾：看来您的观点跟托克维尔相似，他曾警告说，民主可能会促成强大的中央政府。

    伯：是的。托克维尔是一个悲观的思想家，但是有许多很好的见解。他主张权力下放。贡斯当和托克维尔都感受过法国大革命的过分的恐怖。19世纪所有的政治理论(如果你想做一个教条主义者的话)都是力图解释法国大革命所犯的错误。所有的政治学说都是对这一错误的解答，显然托克维尔的学说就是这样。他当然理解权力下放以及多元论、灵活性、组织松散的必要性。有些**君主个人统治的国家比一些极端民主的国家有更多的自由。在腓特烈大帝统治下的普鲁士人比压制一切反对意见和批评的苏维埃国家的公民，享有更多的思想自由和行动自由。即使雅典民主制也不是十分宽容的，要不它就不会驱逐阿那克萨哥拉和处死苏格拉底。法国大革命的集会是民主的，但是却有人说革命不需要科学家，所以处死了拉瓦锡，实际上孔多塞也被处死了。

    平等和自由

    贾：法国大革命的主要业绩都是在贯彻执行自由和平等两大原则的名义下完成的，但是却导致了雅各宾派的恐怖统治。那么，自由和平等这两个原则不可以结合吗?

    伯：这两个原则在一定程度上当然是可以结合的，但是不能是最大限度的结合。如果给你最大程度的自由，那么强者就会吞噬弱者；如果你有绝对的平等，你就不能有绝对的自由。因为，如果你不想让软弱的鲤鱼被吃掉，你就必须控制住凶猛的狗鱼。

    贾：我对您谈论平等的文章颇感兴趣，因为写这个题目的自由主义者并不多。

    伯：我知道。

    贾：您怎样理解平等?

    伯：这是一个很笼统的问题。平等总是具体的。我给你举个例子。如果你有十个孩子，你要分给每个孩子一块蛋糕。如果没有任何其他原因，你给一个孩子两块，其中有一个孩子一块也得不到，这就违犯了平等原则。那就是不平等。

    贾：就传统而言，自由和平等不可兼而有之，对吧?

    伯：在历史上，一视同仁和绝对平等意味着压制了拔尖人物的自由。你还记得无政府主义者巴枯宁吧，他主张平等，企图压制高等学校，因为高等学校会培养出理智上的佼佼者，这些人可能成为贵族阶层，凌驾在其他人之上。还有平等主义的**政体。在苏联早期有些管弦乐队决定不要指挥，所谓要反对权威，结果便是整个艺术的衰败。绝对自由主义是可怕的，绝对平等同样也是可怕的。

    贾：为什么您认为自由有它特殊的悖论性质，而把两种自由概念分开就可以排除悖论?

    伯：我审视过这两种自由概念(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也许还有更多的自由概念。我正在写关于政治自由而不是一般自由的文章。我觉得，自由这种东西是人人都想要的，因此，一切好的东西都会贴上自由这个标签。人们力图让自由意指一切他们所喜爱的东西，这就很不准确了，会造成许多思想混乱。

    贾：所以您就区分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

    伯：人们谈论经济自由、社会自由、政治自由、道德自由、形而上学自由等等，关键是这些自由彼此是不同的。在某些情况下它们是相似的，在某些情况下它们是相异的。在19世纪，自由主要指社会自由和政治自由。在20世纪，自由变得复杂了，因为经济分析使事情复杂化了，又因为我们的历史知识也发展了，谁也不懂得自由这个词的准确意思，不懂得各种自由之间的准确关系。自由A与自由B，自由C以及自由D之间的恰当的关系如何?认识和理解的大量增加，使得对这个问题更加难以得出明确的答案。我区分两种自由概念，因为我觉得这两种自由概念是西方思想的要素，它们又彼此不同。它们是对不同问题的回答，而人们却把两者混淆了。哪一个自由概念被曲解都会导致不良的后果，其中一种曲解我觉得后果更为严重，也就是说，积极自由被歪曲比消极自由被歪曲的危害更为恶劣，虽然我不否认消极自由被曲解成一种“放任主义”也会导致可怕的不公正和痛苦。我承认我深受极权主义国家肆无忌惮地误用自由这个词的影响。极权主义国家声称它们才有真正的自由，这简直是对自由的无情的讽刺。对此我有话要说。我这样做不会使批评我的左派人士感到愉快。我写的东西往往受左右两方面的攻击，而且是同样剧烈的攻击。

    贾：是的，您的论文《两种自由概念》遭受攻击，《历史的必然性》也遭受攻击。什么原因使您写后面这篇论文?

    伯：我曾经接受实证主义教会(Positivist

    Church)[2]邀请做一次纪念奥古斯特·孔德的讲演，我决定讲历史决定论。有人曾经说过：我们是历史的代理人，我们应该做这做那，这是历史的要求，阶级的要求，民族的要求。我们所走的是向前行进的高速公路，这是历史本身决定的，因此凡是阻碍我们前进的一切东西，统统要扫除干净。处在这种精神状态的人，往往会践踏人权和价值。因此有必要保护人的根本尊严，反对这种强烈的并且往往是狂热的信念。

    贾：因此您认为决定论和责任心两者是不相容的。

    伯：是不相容的。如果你所做的一切都是历史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