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产阶级的不确定性

    就尽可能最广义的范围来说……一个人的“自我”，是他能声称属于他的一切事物的总和，不仅包括他的身体和精神力量，也包括他的衣服和他的房屋、他的妻子和儿女、他的祖先和朋友、他的名誉和著作、他的土地和马匹以及游艇和银行存款。

    ——詹姆斯(William

    James)

    带着极大的兴致……他们开始购物……他们全力以赴，就好像在为事业冲刺一样；作为这个阶级，他们谈的、想的和梦的都是财富。

    ——威尔斯，1909年

    这个学院是因创办人的爱妻的建议和劝告而创办的……其宗旨是给予上层和中上层的妇女最好的教育。

    ——录自豪洛威学院(HollowayCollege)创办宗旨，188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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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让我们反过来看看似乎受民主化威胁的那些人。在资产阶级从事征服的这个世纪，成功的中产阶级对于他们的文明深具信心，他们一般也很自信，而且通常没有财政上的困难，但是一直要到19世纪后期，他们的物质生活才称得上是舒舒服服。在此之前，他们也过得很不错：周围环绕着装饰华丽的坚固物品，身着大量织物，买得起他们认为适合他们身份而不适合比他们低下的人的东西，消耗很多食物和饮料，或许有点消耗过量。至少在某些国家，饮食是非常考究的：所谓的“资产阶级食品”(cuisine

    bourgeoise)，至少在法国是一个赞美美食的词汇。众多的仆人弥补了家中不舒适和不实际的地方，但仆人无法隐藏在这些地方。一直到19世纪后期，资本主义社会才发明了一种特殊的生活方式和与之相称的物质设备，这些是为了迎合被视为其主力中坚的需要而设计的，这些中坚分子包括商人、自由业者或较高级的公务人员及其眷属。他们不一定指望贵族的身份或极富有者的那种物质报酬，但是他们却远高于那些买了这样东西便不能买那样东西的人。

    许多世纪以来，大多数资产阶级的矛盾之处，是其生活方式是后来才成为“资产阶级式”的，这种转型是由其边缘而非由其中心开始；而且所谓特殊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却只有短暂的胜利。这或许便是为什么走过当年的人，常常带着怀旧的心情回顾1914年以前的时代，将它视之为“美好的时代”。让我们以探讨这个矛盾，作为综述本书所述时期中产阶级机遇的开始。

    这种新的生活方式，当时是指郊区的房子和花园，很久以来，这已不再一定是“资产阶级式的”。像资本主义社会的许多其他事物一样，它也来自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英国。我们最初可在花园郊区中看到，这种花园郊区，是19世纪70年代像诺曼·萧(Nonnan

    Shaw)这样的建筑师，为舒适但不一定富裕的中产阶级家庭所规划开拓的(贝德福特公园[Bedford

    Park])。这种聚落一般是为比英国类似聚落的居民更富有的阶层所发明的，它们发源于中欧市郊，如维也纳的小屋区(Cottage-Viertel)与柏林的达伦(Dahlem)和绿林区(Grunewaed-Viertel)。后来又扩及社会较低阶级，出现在中下阶层的郊区，或大城市边缘未经计划的“亭台式”迷宫。最后，通过投机的建筑业者和理想主义的市镇设计者，进入到半独立的街道和聚落，以期为部分舒适工人捕捉以往的村落和小市镇精神。理想的中产阶级住宅不再被视为市街的一部分，例如“城市住宅”或其代用物——一个面朝市街、自命为华厦的大建筑中的一个公寓。相反，它是四周围绕着青葱草木的小公园或花园中的都市化或正确的说郊区化的别墅。它成为非常强烈的生活理想，不过在非盎格鲁一撒克逊的城市中尚不适用。

    这样的别墅和它最初的模型——贵族和士绅的别墅——相比，除了其规模较小和成本较低以外，还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它的设计目的是为了私生活方便，而不是为了争取地位或装模作样。诚然，这些聚落大致是单一阶层的社区，而与社会其他部分隔绝的事实，使它们更容易集中力量来追求舒适生活。这种隔绝的产生，有时甚至不是故意的。在社交上抱理想主义态度的(盎格鲁—撒克逊)设计家，其设计的“花园城市”和“花园郊区”，和那些特意要将中产阶级从比他们低下的人群中移开而开辟的郊区，走的是同一条路线。而这种外移，其本身也表示资产阶级要放弃其统治阶级的身份。1900年左右，一个当地的富人告诉他的几个儿子说：“除了重税和暴政以外，波士顿城不能给你们什么。你们结婚以后，找个郊区盖幢房子，参加一个乡间俱乐部，并以你们的俱乐部、家和子女作为生活中心。”

    但是，这些传统别墅或乡间大宅的作用正相反，甚至和其资产阶级的竞争和模拟者——大资本家的豪宅——的作用相反。后者如克鲁伯家族的山陵别墅(Villa

    Hugel)、阿克罗埃家族(Akroyds)和克罗斯雷家族(Crossleys)的堤野大宅(Bankfield

    House)和美景大厦(Belle Vue)，这些家族支配了羊毛业城市哈里法克斯(Halifax)的烟雾生活。这样的建筑，是权势的外罩。它们的设计，是为了替统治阶级的某个高级分子向其他高级分子以及较低阶层炫耀其财富和威望，也是为了组织影响力和统治的事业。如果内阁是在奥尼姆公爵(Duke

    ofOmnium)的乡村府邸组成的，则克罗斯雷地毯公司的约翰·克罗斯雷在他50岁生日那天，至少要邀请他在哈里法克斯自治市议会的49位同事，到他设于英格兰西北湖区的府邸欢聚三日，并在哈里法克斯市政厅开幕当天，招待威尔士亲王。在这样的府邸中，公私生活是不分的，有其被认可的外交与政治上的公开功能。这些职责的要求优于居家安适的要求。我们不会认为阿克罗埃家族会只为了其家族用途而建造一座绘有古典神话场景的宏伟楼梯，造一间雕梁画栋的宴客厅、一间饭厅、一间图书室和九间接待用的套房，或可容纳25个仆人的厢房。乡绅无可避免地会在其郡中运用他的权力和影响力，正如当地的大企业家不会放弃在伯利(Bury)和次维考(Zwickau)运用其权力和影响力一样。事实上，只要他住在城市，即使是一名普通的资产阶级，也不容易避免藉着选择他的住处，或者至少他公寓的大小或楼层、他能指挥仆役的程度、他的服装和社交往来的礼节，来显出(应说强调)他的地位。一位爱德华时代证券经纪商的儿子后来回忆道：他们家比不上福尔赛一家(Forsytes)，因为他们的房子不大能够俯视肯辛顿花园(Kensington

    Gardens)，不过离得也还不算太远，因而勉强不**份。“伦敦的社交季节”他们是没分的，但是他母亲平日午后都会正式地“待在家里”，并曾经举行许多晚宴，晚宴中有从惠特来方国百货商店请来的“匈牙利乐队”。同时，在5月和6月，他们也会按时举行或出席几乎每天都有的餐宴。私生活和身份与社会地位的公开展示，是无法明确区分的。

    前工业革命时期，上升中的中产阶级，由于他们虽然可敬但仍低下的社会地位，或由于他们清教或虔信派的信仰，再由于资本累积是他们的首要目的，因此大半被排除于这些诱惑之外。是19世纪中期经济增长的好运，使他们跨人成功者的世界。但是，这同时也为他们强加上旧式精英的那种公共生活方式。不过，在这胜利的一刻，有四项发展鼓励了较不正式、较私人化的生活方式。

    如前所述，第一项是政治的民主化。它逐渐降低了除了“最高尚和最不可轻视者”以外所有中产阶级的公共和政治影响力，在某些情形下，(主要是自由派的)中产阶级被迫实际上完全从政治活动中撤退。这些政治活动已为群众运动或群众选民所支配，这些选民拒绝承认那些不是真正针对他们的“影响力”。在19世纪末叶，维也纳文化一般都被认为是某个阶级和某个民族的文化，即中产阶级犹太人的文化，这个阶级和民族已不再被允许扮演他们所希望的角色，也就是德国的自由主义者；而且即使是非犹太的自由派资产阶级，也找不到太多追随者。布登布鲁克家族(Buddenbrooks)及其他的作者托马斯·曼(Thomas

    Mann)——一位古老骄傲的汉萨(Hanseatic)同盟城市贵族之子——所代表的文化，是已经从政治中撤退的资产阶级文化。波士顿的卡伯特家族(Cabots)和洛威尔家族(Lowells)，虽然尚未被从政治中逐出，但是他们对于波士顿政治的控制权即将交给爱尔兰人。19世纪90年代以后，英国北部仁慈**的“工厂文化”宣告瓦解，在这种文化中，其工人可以是工会的会员，但他们仍然追随雇主的政治倾向，并且厌祝其雇主的周年纪念日。1900年后工党出现的原因之一，足在工人阶级选民中具影响力的地方中产阶级，在19世纪90年代拒绝放弃提名地方上的“著名人士”(也就是像他们自己那样的人)竞选国会和市镇议会的席位。就资产阶级在保持具政治权力这点上，此后他所能动员的恐怕只有影响力，而非徒众。

    第二项发展是胜利的资产阶级和清教价值观念中的某些关联变得略微松动。这样的价值观念，以往非常有助于资本累积；而资产阶级也往往以这样的价值观念自我标榜，表示他们与懒散而放荡的贵族和懒惰而好饮贪杯的劳工有别。对地位稳固的资产阶级而言，钱已经赚到了。它可能不直接来自它的出处，而是由纸张所做的规律性付款。这些纸张所代表的“投资”，即使不是源自远离伦敦四周六郡的世界上的某一道远地区，其性质也可能是隐匿不明的。钱往往是继承来的，或分给不工作的儿子和女性亲戚。19世纪晚期许多资产阶级是“有闲阶级”——这个名称是当时一位相当有创意的无党派美国社会学家维布伦(Thorstein

    Veblen)发明的，维氏写了一篇关于它的“理论”的文章。甚至有些真正在赚钱的人，也不需要在它上面花太多时间，至少如果他们是在(欧洲的)银行业、金融和投机买卖中赚钱是如此。总之，在英国，他们剩下足够的时间去追求其他事物。简言之，花钱至少和赚钱一样重要。花钱当然不必像非常富有的人那般挥霍，在“美好的时代”，非常富有之人的确多的是。甚至比较不富裕的人也学会了如何花钱追逐舒适和享受。

    第三项发展是资产阶级的家庭结构趋于松弛，这种现象反映在家庭妇女某种程度上的解放(下章再讨论这个问题)，以及一个比较独立的“青年人”类别的出现，这个类别指的是介于少年和适婚年龄之间的年龄群，他们对于艺术和文学具有强大的影响力(参看第九章)。“青年”和“现代”两个词有时几乎可以互用，如果“现代化”意有所指，则它指的是品位、室内装饰和风格的改变。在19世纪下半叶，这两种发展在地位稳固的中产阶级中均已历历可见，而在它的最后20年间尤其显著。它们不仅影响了休闲方式，也大大增加了资产阶级住宅作为其妇女活动背景的作用。当时休闲的方式是旅游和度假。如维斯康堤(Visconti)的《威尼斯之死》(Death

    in Venice)正确说明的，当时进入其荣耀时期的海滨和山间大旅馆是由女客的形象所主宰。

    第四项发展是属于或自称属于或热切希望属于资产阶级的人数正在稳定增长，简言之，就是整个中产阶级的人数在稳定增长。将所有中产阶级联系在一起的事物之一，是关于居家生活方式的某种基本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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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时，政治民主化、自觉意识浓厚的工人阶级的兴起，以及社会流动，都为那些属于或想要属于这些中产阶级某一层次的人，造成了社会身份的新问题。为“资产阶级”下定义出名的不容易(参看《资本的年代》第十三章第三、四节)，当民主政治和劳工运动的兴起使得那些属于资产阶级(这个名称日渐变成不洁的字眼)的人在公开场合否认有这么一个阶级的存在时，要为其下定义就更不容易了。在法国，有人主张大革命已废除了所有阶级；在英国，有人主张阶级——不是那种封闭式的世袭阶级——并不存在；在声音愈来愈多的社会学领域，有人主张社会结构和阶层的形成过于复杂，不能如此简化。在美国，危险似乎不在于民众会以一个阶级的方式动员而指压榨他们的人为另一个阶级，而是在于：在他们追求平等的宪法权利时，他们可能会因宣称自己是中产阶级，而减少了原本属于精英分子的有利条件(除了无法争辩的财富事实以外)。社会学这门学科，是1870-1914年间的产物。由于社会学家喜欢以最适合他们意识形态观念的方式重新将人分类，遂使这门学问至今仍受困于有关社会阶级和身份的无穷辩论。

    再者，随着社会的流动性增加，加上确定谁属于谁又不属于社会“中间地位”或“阶层”的传统等级制度已告式微，这个“中间社会区域”(及其内部)的界限遂变得异常模糊。在习惯于较古老分类方法的国家，情况又有不同。以德国为例，如今在资产阶级(Burgertum)和它下面的中产阶级(Mittelstand)之间，又增添了复杂的区别。资产阶级又分为以财产所有权为基础的有产阶级(Besitzburgerturm)和藉由较高教育而取得中产阶级身份的教养阶级(Bildungsburgertum)；而中产阶级则看不起小资产阶级(Kleinb'tirgertum)。西欧的其他语言也只能在“大”或“上”，“小”或“低”这些字眼上拨弄资产阶级的变换和不精确分类。但是，究竟该如何决定谁能自称属于任何这样的阶级?

    基本的困难在于自称为资产阶级的人数增加了，毕竟，资产阶级构成了社会的最高一层。甚至在古老的土地贵族未被淘汰(如在美洲)或未被剥夺其应有特权(如在共和法国)的地方，贵族在已开发资本主义国家的姿态也显然较前为低。英国的土地贵族在19世纪中叶曾经维持了突出的政治参与和绝对多数的财富，但是它现在也处于明显的落后状态。1858—1879年间，在去世的英国百万富翁中，有五分之四(117人)尚是地主；1880—1899年间，只有三分之一多一点；而在1900-1914年间，这个百分比甚至更低。1895年前，在几乎所有的英国内阁中，贵族都占多数。1895年后，他们从来不曾是多数。即使在贵族已经没有正式地位的国家，贵族的称号也绝不会受人轻视。自己无幸取得贵族称号的美国富人，赶紧藉着让女儿缔结“金钱婚姻”的方法，在欧洲购买贵族称号。辛格(Singer)缝纫机公司的女儿便因此成为波利尼亚克公主(Princess

    de Polignac)。不过，即使是古老而且根深蒂固的君主国，如今也承认金钱和门第已是同样有用的标准。德皇威廉二世以为：“满足百万富翁对于贵族勋章和特许状的渴望，是他作为统治者的责任之一。但是要授予他们这些权位却有一个条件，那便是他们必须作慈善捐赠以用于公益事务。或许他是受了英国模式的影响。”观察家大可如此认为。在1901—1920年英国所创造的159名贵族中，除了那些因军功而受封者外，另有66名商人(其中大约一半是工业家)、34名专业人士(其中绝大多数是律师)，只有20个人是凭借其土地背景。

    但是，如果说资产阶级和贵族之间的界限是模糊的，那么资产阶级与较低阶层之间的界限也极不清楚。这一点对“古老的”下中阶级或独立工匠、小店主等小资产阶级影响不大。他们的经营规模使他们固定处于较低层次，事实上也令他们与资产阶级对立。法国激进派的方案，便是围绕着“小即是美”这个主题而作的一系列变化。“小”这个字，在激进派的集会中总是不断重复。它的敌人是“大”——大资本、大企业、大财政、大商人。同样的态度也见于德国的同类人士，不过在德国，它带有民族主义、右翼和反犹太色彩，并不是共和和左翼的。19世纪70年代以后，德国的激进派受到快速工业化的强大压力。从高位者的眼光看来，不仅是他们的“小”使他们无法取得较高身份，他们的职业也同样不适合，除非在例外的情形下，他们的财富可大到人们完全想不起他们原来的出身。不过，财富分配制度的戏剧性转型，尤其是在19世纪80年代以后，使某些修正成为必须。到今天，“杂货商”一词在上中阶级看来仍旧带有轻视的意味，但是在本书所论时期，有一个靠着袋泡茶致富的立顿爵士，一个借着肥皂赚钱的勒伍豪勋爵(Lord

    Leverhulme)和一个靠冷冻肉发财的威斯泰勋爵(Lord

    Vestey)，他们取得了贵族的称号和蒸汽游艇。然而，真正的困难是由于服务业的大幅度拓展。这些在公私办公室中工作的人显然居于从属的地位并领取工资酬劳(虽然这样的工资称为“薪水”)，但是他们的工作又显然不是体力劳动，而是有赖于正式的教育资格(虽然其资格并不高)。尤有甚者，这些男人(甚至一些女人)大半坚持自己不是劳动阶级的一部分，而且往往付出极大的物质代价追求可敬的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这个办事员“下中阶级”和高层专业人员，甚或日渐增多的受薪行政主管和大企业经理之间的界限，引起了另一个新问题。

    就算不提这些新兴的下中阶级，显而易见的，新兴中产阶级或申请中产阶级身份的人，其数目也在迅速增加，这种情形引起了分界和定义的实际问题。而这些问题又由于定义理论标准的不确定性而变得更难解决。“中产阶级”的条件为何，在理论上比那些构成贵族身份(例如出身、世袭称号、土地所有权)或工人阶级的(例如工资关系和体力劳动)条件更难决定。不过在19世纪中期，这个标准是相当明确的(参看《资本的年代》第十三章)。除了受薪的高级公务员以外，这个阶级的人需要拥有资本或投资收入，并且或许是雇佣劳工的独立营利企业家或是“自由”职业(一种私人企业)的从业员。重要的是，在英国所得税的呈报上，“利润”和“报酬”是列于同一个项目之下。可是，随着上面提到的改变，要从一大群中产阶级群众中，甚至从更大一群渴望这一身份的众人中辨别出“真正的中产阶级，这些标准就变得不大管用。他们并非全都拥有资金，但是许多以较高教育程度代替资金而无疑具有中产阶级身份的人，至少在一开始的时候也没有资金，而他们的人数正大量增加。1866—1886年间，法国医生的人数多少稳定地保持在1．2万人左右，但到了1911年时，已增加到2万人；在英国，1881-1901年间，医生的人数由1．5万人增加到2．2万人，建筑师的人数由7000人增加到1．1万人。在这两个国家，这种增加都远超过成年人口的增长速度。他们既不是企业家也不是雇主(除了是仆人的雇主以外)。但是，谁能说领取高薪的经理不是资产阶级，他们已日渐成为大企业的一个必要部分，至此，如1S92年时一位德国专家所指出：“旧式小企业那种亲密和纯私人的关系，已完全无法运用到这种大型事业上。”

    所有这些中产阶级大多数构成分子，至少就他们大半是双元革命之后的产物而论(参看《革命的年代》{导言))，有一个共同之点，即他们过去或现在的社会流动性。从社会学的意义上看，正如一位法国观察家在英国所注意到的，中产阶级主要包括正在社会中攀升的家庭，而资产阶级则是已经到达顶点或一般被认为已位于高原之上的家庭。但是这样的快照，几乎拍不出这个动作的发展过程；这个过程，似乎只能由类似于电影的社会学予以捕捉。“新社会阶层”是甘必大(Gambetta)眼中法国第三国共和政权的基本内涵——他无疑是想到像他这样的人，可以在没有事业和财产的背景下，通过民主政治而得到影响力和收人。“新社会阶层”甚至在大家认为“已经到达”之时，也不曾停下脚步。相反，它们已“达到”改变资产阶级性质的程度吗?那些靠着家产悠闲度日的资产阶级第二代和第三代——那些有时反对但仍旧构成资产阶级精髓的价值观念和活动的人——不应该算是资产阶级吗?

    在本书所论时期，经济学家并不关心这样的问题。一个以追求利润的私人企业为根本的经济(如无疑支配了西方已开发国家的经济)，不需要其分析家去思索究竟是什么样的人构成“资产阶级”。从经济学家的观点来说，唐纳斯马克亲王(Prince

    Henckel von Donnersmarck，帝制德国时仅次于克鲁伯的第二大富翁)在功能上是一位资本家，因为其收入的十分之九是来自他拥有的煤矿、工业和银行股份、房地产合股，以及1200万—1500万马克的利息。另一方面，对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来说，他的世袭贵族身份绝非无关紧要。因此，将资产阶级界定成一群男女组成的团体，以及这个团体与中下阶级该如何区分的问题，和分析这一时期的资本家发展并没有直接关联(只有那些坚信资本制度有赖于个别的私人企业家的人，不这样认为)，不过资本家的发展当然反映了资本主义经济的结构性变化，而且可以阐释其组织形式。(当时有一些思想家主张，官僚化和企业家价值观念的日益不为大众所喜以及其他类似的因素，会逐渐减弱私人企业家的作用，因此也逐渐降低资本主义的作用。韦伯和熊彼特便是持这种意见的代表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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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而，对于当时的资产阶级或中产阶级成员乃至以此自称自许的成员来说，尤其是对于那些单凭其金钱还不足以为其自身及其子孙购买“尊敬和特权身份证”的人来说，确立“可公认的标准”是件迫切的事。在我们所探讨的这个时期，有三种确立这项身份的主要办法变得愈来愈重要——至少在那些“谁是谁”的不确定性已经上升的国家中是如此。(收录国家知名人士的参考书——不是像《哥达年鉴》[Almanach

    ha)g6类皇家和贵族人物指南——在这个时期开始出版。英国的《名人录》[Who's

    Who，1897年)或许是最早的一本。)这三种办法都必须具备两个条件：它们必须能清楚地区别中产阶级分子和劳动阶级、农夫与其他从事体力劳动的人；它们也必须提供一个排他的阶级组织，但不能把爬上这个社会阶层的人口封死。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和文化是一个标准；休闲活动，尤其是新发明的运动，是另一个标准；但是正式的教育愈来愈成为(而且至今仍是)其主要指标。

    虽然在一个日益以科学技术为基础的时代，经由学习得来的才智和专门知识可以获得金钱上的报偿，虽然它为接受英才教育的人才开拓了较宽广的事业(尤其是正在扩张中的教育事业本身)，但是教育的主要功能却非功利主义的。它的重要性在于，它说明了青少年可以推迟赚钱维生的时间。教育内容反倒是次要的，事实上，英国“公立学校”男生花费许多时间学习的希腊文和拉丁文，以及1890年占法国中学课程77％的哲学、文学、历史和地理对就业的价值都不太大。甚至在讲求实际的普鲁士，1885年时，古典的文科高级中学(Gvmnasien)学生仍然比现代和注重技术的理科高级科学语文中学(Realgymnasien)与高级职业学校(Ober-Realschulen)多了三倍。再者，能为孩子提供这样的教育开支，其本身便是社会地位的指标之一。一位普鲁士官员以标准的日耳曼人作风，计算出在31年中间他花了他收入的31％给他的三个儿子接受教育。

    在此之前，正式的教育(最好有某种证书)对于一位资产阶级分子的上升是无关紧要的，除非他是从事公务或非公务方面的学术工作。大学的主要功能是训练学术方面的人才，再加上为年轻的绅士提供饮酒、**或运动的适宜环境。对于这些年轻的绅士来说，实际的考试根本不重要。19世纪的商人很少是从大学毕业的。法国的综合工科学校在这个时期并不特别吸引资产阶级精英。一位德国银行家在1884年劝告一位刚起步的工业家要摒除理论和大学教育，他认为理论和大学教育只是休息时的享受，就像午餐后的一支雪茄烟。他的建议是尽快进入实际操作领域，找一个财务上的赞助人，观察美国并吸取经验，把高等教育留给那些“受过科学训练的技师”——企业家将来会用得着这些技师。从企业的观点来说，这是非常容易理解的常识，不过它却令技术人员感到不满。德国工程师愤恨地要求“与工程师的生活重要性相当的社会地位”。

    学校教育主要是提供进入社会上公认的中等和上等地带的人场券，以及使进入者在社交上习惯那些使他们有别于较低阶级的生活方式。在某些国家中，即使是最小的离校年龄(大约是16岁)，也可保障男孩子在被征召入伍时可以被分类为具有军官资格的人。随着时代的演进，中产阶级年轻人通常会接受中学教育到18-19岁，在正常的情形下并接着接受太学教育或高等专业训练。整体而言，在学的人数仍然不多，不过在中学教育的阶段增加了一些，在高等教育阶段则有比较戏剧性的增加。1875—1912年间，德国学生的数目增加了三倍以上；1875-1910年间，法国学生的数目增加了四倍以上。然而，1910年时，介于12岁到19岁的法国青少年，上中学的比例仍然不到3％，总计7．7万人；而撑到毕业考试的只占这个年龄层的2％——其中半数考及格。拥有6500万人口的德国，在进入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共有12万左右的预备军官，大概是该国年龄介于20岁到45岁男子总数的1％。

    这些数字虽然不怎么大，但却比古老统治阶级的一般人数大得多——19世纪70年代时，这个统治阶级的7000多人，拥有英国全部私有土地的80％，并构成英国贵族的700多个家庭。19世纪早期，资产阶级还可以藉由非正式的私人网络将自己组织起来，可是现在这些数字已大到无法形成这样的网络，部分是因为当时的经济高度地方化，部分则由于对资本主义具有特殊喜好的宗教和种族上的少数群体(法国的新教徒、教友派教徒、一位论派[Unitarians]、希腊人、犹太人、亚美尼亚人。)，已发展出互信、亲属和商业交易的网络，这样的网络遍布许多国家、大陆和海洋。(关于这种喜好的原因曾有许多讨论，在本书所述时期，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德国学者[如韦伯·宋巴特(Werner

    Sombart))对这个问题的讨论。不论各家的解释为何——所有这些群体惟一的共同之处是对于其少数身份的自觉——当时的事实都是：这种小群体，如英国的教友派信徒，已几乎完全将他们自己转化为银行家、商人和制造业者的团体。)在全国性和国际性经济到达最高峰的时候，这种非正式的网络仍然可以发挥作用，因为牵涉在内的人数很少，而有些企业，尤其是银行和金融业，更逐渐集中于一小撮金融中心(通常也就是主要民族国家的首都)。1900年左右，实际控制世界金融业的英国银行界，只包括住在伦敦一个小地区的几十家人。他们彼此相识，常去同样的俱乐部，在同样的社交圈走动，并且互相通婚。莱茵—威斯特发里亚钢铁辛迪加(Rhine-Westphalian

    Steel Syndicate)共包括28家公司，它们也构成德国钢铁业的绝大部分。世界上最大的一个托拉斯——美国钢铁公司——是在一小撮人的非正式谈话中形成，并在饭后的闲谈和高尔夫球场上定形。

    因此，这个非常庞大的资产阶级，不论是旧有的或新兴的，很容易便可成为精英组织，因为它可运用与贵族类似的办法或贵族的实际技巧(如在英国)。事实上，他们的目的是尽量设法加入贵族阶级，至少通过其子女，或借助过贵族式的生活。可是，如果就此认为他们在面对古老的贵族价值观时会放弃资产阶级的价值观，那就错了。一则，通过精英学校(或任何学校)以适应社会一事，对传统贵族并不比对资产阶级更重要。因为精英学校(如英国的“公立学校”)已将贵族的价值观吸收到针对资产阶级社会及其公共服务而设计的道德系统。再者，贵族的价值观如今已愈来愈以挥金如土的昂贵生活方式作为品评标准，而这种方式最需要的就是钱，不论钱从哪里来。金钱因而成为贵族的判断标准。真正传统的土地贵族，如果他不能维持这样的生活方式而且参加与这样的生活方式有关的种种活动，便会被放逐到一个衰落的狭隘世界之中，忠诚、骄傲，在社交上只是勉强够格，就像丰塔纳(TheodoreFontane)《斯特施林》(Der

    Stechlin，古代勃兰登堡[Brandenburg]容克[junker，乡绅]价值观的有力挽歌，1895年出版。)一书中的人物一样。伟大的资产阶级运用了贵族以及任何精英群体的手法，去达到自己的目的。

    中学大学适应社会需要的真正测验，是为社会中力争上游的人而设，不是为已经到达社会顶端的人而设。它将一个索尔兹伯里(Salisbury)地区非国教派园丁的儿子，转化为剑桥大学的导师，而这个儿子又经由伊顿公学(Eton)和国王学院，造就成经济学家凯恩斯。凯氏显然是一位充满自信的文雅精英，以至我们对他母亲的童年竟是在外郡的浸信会茅舍中度过一事甚感惊讶。可是，终其一生，凯氏都是他那个阶级的骄傲成员——他日后称这个阶级为“受过教育的资产阶级”。

    不足为奇，这种使学生或许可以取得资产阶级身份、乃至一定可以取得资产阶级身份的教育，自然会日渐发展，以适应其不断增加的人数。这些人中，有些是已经得到财富但尚未得到身份的人(如凯恩斯的祖父)，有些是其传统身份上有赖于教育的人(如贫穷的新教牧师和报酬比较丰富的专业人员子弟)，更多的是较不为人尊敬、但对其子女抱有很大希望的父母。作为入门必要初级阶段的中学教育成长快速，其学生的人数从增加一倍(如比利时、法国、挪威和荷兰)到增加五倍(如意大利)不等。19世纪70年代晚期到1913年间，保证学生能取得中产阶级身份的大学，其学生人数在大多数欧洲国家大致增加了三倍(在这之前的几十年，变动不大)。事实上，到了19世纪80年代，德国观察家已经在担心大学录取人数已超过经济体系对中产阶级的容纳度。

    对“上中阶级”——比方说，1895-1907年间跻身德国波库地区最高纳税阶层的五个大工业家——而言，其问题在于：这种一般性的教育发展，并未提供充分的身份标记。可是，于此同时，大资产阶级不能正式自绝于较其地位低下的人，因为它的本质正是在于它的结构必须接纳新分子；也因为它需要动员、或者至少需要安抚中产阶级和下中阶级，以对抗活动力日强的工人阶级。因而，非社会主义的观察家坚持说：“中产阶级”不仅在成长，而且规模异常庞大。德国经济学巨擘施莫勒(Gustav

    von Schmoller)认为，他们占了总人口的四分之一，但是他不仅将“收入不错但不顶多的新官员、经理和技师”包括进去，也将工头和技术工人涵盖进去。宋巴特的估计也差不多，他认为中产阶级有1250万人，而工人阶级则有3500万人。

    这些估算数字基本上是可能反对社会主义的选民人数。在维多利亚晚期和爱德华七世时代的英国，一般认为构成“投资大众”的人，从宽估计也不会超出30万之多。总之，真正根基稳固的中产阶级分子，极不愿意欢迎较低阶级加入到他们中间，即使这些人衣冠楚楚也无济于事。更典型的情况是，一位英国观察家草草地将下中阶级和工人一律归为“公立小学的世界”。

    因而，在大门敞开的各体系中，非正式但明确具有排他性的圈子必须确立起来。这件事在像英国这样的国家最容易办到。1870年以前，英国还没有公立小学教育(在此之后的20年，上小学还不是义务性的)，1902年以前，英国尚未设置公立中学教育，除了牛津和剑桥这两所古老大学外，也没有重要的大学教育。(苏格兰的制度比较广泛，不过苏格兰毕业生如果希望升迁发达，最好是能在牛津或剑桥大学再拿一个学位或再考一下试。凯恩斯的父亲在取得伦敦的学位以后便是如此。)1840年起，英国为中产阶级兴办了无数非常名不副实的所谓“公立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