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待妇女公正的平等问题涉及的另外一点，即接纳她们进入迄今为男人独占的一切职务和职业，我预料不难说服任何跟我一起探讨妇女在家庭中的平等这个题目的人。我认为，坚持她们在家庭之外无资格的说法只是为了保持她们在家庭生活中的从属地位，因为一般的男性尚不能容忍同一个平等的人生活在一起这个观念。如果不是为了这个缘故，我想，在现有的政治和政治经济的舆论状态下，几乎人人都承认排除人类的一半于多数赚钱的职业和几乎所有高级社会职务之外是不公正的。她们从呱呱坠地起就注定不能或不可能变得适合从事职业，而这些职业对最呆笨最卑贱的男人是合法地开放着的，或者不论她们可能是多么适合，也不允许她们从事这些职业，以便为了男性的独有利益而保留给他们。在上两个世纪，当人们认为需要提出除此之外的其他原因（很少有这样的事）以证实妇女之无资格时，很少把妇女的智力才能较差作为一个原因。有时在公共生活的斗争中真正进行个人才能的考验时（所有妇女并不除外），无人真正相信它。在那些年代提出的原因并不是妇女不适合，而是社会的利益，即指男人的利益，犹如国家的理由即指政府的方便以及对现行当局的支持一样，是足以作为狂暴残忍罪行的解释和借口的。今天，有权力者使用一种平和的语言，不管他压迫什么人，总是借口为了他们的利益。因此，当禁止妇女做什么事时，人们认为有必要说而且愿意相信她们没有能力去做，当她们热望去干时，就说是脱离了成功和幸福的真正道路。要让这个理由听来似乎真实（我不说有确实根据），力陈者必须准备把它讲得比任何人面对当今的经验去做冒险事业更为详尽。只讲妇女的平均天赋不如男人的平均天赋，有一定数目是属于较高智力才能的职业，或者说适合做最高级的智力性质的职业或职务的妇女少于男人，都是不够的。必须主张没有妇女适合做这些事，最杰出的妇女的智力才能也比不上目前这些职务委诸的最平庸的男人。因为，如果执行职务是由竞争或任何一种与公共利益相关的选择的方式来决定，不必顾虑任何重要的职业会落入不如中等水平男人的妇女之手，或不如她们的男性竞争者的平均水平的妇女手中。这样做的唯一结果将是在这类职业中妇女少于男人，如果从大多数妇女总感到她们宁要无人与之竞争的职业看，这是在任何情况下必然会出现的结果。现在，最坚决地轻视妇女的人也不会冒险地去否认，当我们把近期的经验同几个时代前的经验加在一起时，许多妇女，不只是少数几个妇女已证明她们能做男人做的一切事情，可能无一例外，而且做得很好，值得称赞。最多只能说，有许多事她们没有一件干得像一些男人已干过的那么好——其中有许多达不到最高等级。但是也有极少数完全靠智力才能的事，她们尚未达到次于最高的等级。在执行这些职务中不允许妇女同男人竞争，难道还不够、还不无以复加地形成对她们的暴虐，对社会造成损害？说这些职务常被远不及许多妇女更适合的男人占据着，而在任何公正的竞争中男人会被女人击败，难道这不纯粹是老生常谈吗？可能在什么地方有干其他事情的男人，他们对所说的事情可能比这些妇女更适合，这有什么关系呢？不是在一切竞争中都存在这种情况吗？难道适合高级职务的男人是那么过剩，致使社会得以拒绝可靠的人的服务吗？难道我们有把握永远能为正在空缺的有社会重要性的职责或职务找到一个男子，使我们把禁令加在占人类半数的人身上，预先就拒绝使用她们的才能，不管她们可能是多么出色，而我们却不损失什么吗？而且即使没有她们我们也能做，难道拒绝她们公正地分享尊严和荣誉或拒绝给她们以所有人都有的平等的道德权利去按自己的爱好不顾自己的危险选择其职业（对旁人无损害），这能是公正的吗？不公正并不限于对她们，那些处于由她们的服务而得益的地位的人也分担了不公正。规定某类人不能当医生、不能当律师、或不能当国会议员，不但伤害了他们，也伤害了雇用医生、律师，或选举议员的所有人，使他们被剥夺了竞争者在这种努力中所产生的强烈竞争的刺激效果，被局限于个人选择的较狭窄范围内。

    也许在我的详尽论述中，只限于公共性质的职务就足够了，因为如果论述是成功的，大概人们就会甘愿承认，妇女应被接纳到她们是否被接纳是至关重要的一切其他职业。在此，让我作为开始提出一种同其他一切职务有很大区别的职务，她们对此的权利完全同可能提出的关于她们的才能的任何问题无关。我指的是选举权，国会的和市政的选举权。对要去执行公众委托的人分享选择的权利，同为此委托而竞争完全是两码事。如果没有一个人投不适合当候选人的一位国会议员的票，这个政府无疑将是狭隘的寡头政治的政府。在选择将统治自己的人时表示自己的意见，是每个人应有的自卫手段，虽然他永远要被排除在统治的功能之外。妇女被认为是适合有这种选择的，可以从下面的事实推测，即法律已在最重要的事情上给了妇女自己以选择的权利，因为选择统治妇女终身的男人，总是被假定为她自愿作出的。在对公众委托的选举事情中，宪法的法规同一切需要的安全和限制包围着选举权，但是，无论什么安全在男性的事情上是充分的，在妇女的事情上就不必要求其他安全了。在无论什么样的情况下，在无论什么限制内，允许给男人有选举权，在同样情况下，不允许妇女有选举权是毫无理由的。任何阶级的大多数妇女不大会同这一阶级的大多数男人在政治意见上分歧，除非是以某种方式涉及妇女的利益的问题。如果是这样，妇女要求选举权就是为了保证她们得到公正平等的考虑。这点应是明显的，即使是对不赞成我主张的信条的人也是如此。即使每位妇女都是妻子，并且如果每个妻子都应是奴隶，这些奴隶更加需要法律的保护，而我们知道，当法律是由她们的主子制定时，奴隶享有什么样的法律保护。

    关于妇女的适合性，不仅是参予选举，而且还有她们自己担任职务或担任涉及重要的公共责任的职业。我已说过，这个考虑对于争论的实际问题并不重要，因为在公开职业上成功的任何妇女用事实证明了她是合格的。在任公职方面，如果那个国家的政治制度是排除不适合的男人，它也将平等地排除不适合的妇女，如不是这样，它接受的不适合的人可能是女人或是男人，这个事实并不增加邪恶。因此，只是承认少数妇女可能适合于这些职务，在这些例外的情况上就关了门的法律，是不能由任何关于妇女的一般能力的意见证明其正当的。虽然上述的考虑并不重要，但它远非不相干。对它的不带偏见的观点，给反对妇女无资格的论点增添了力量，并以对实际用途的高层次考虑增强了这个论点。

    让我们首先完全取出一切心理学的考虑，这种考虑趋向于表明，所谓存在于男人和女人之间的智力差别，不过是他们在教育和环境上的差异的自然结果，并不表明天性上的根本差别，更不必说极端低劣了。让我们只就妇女已经是或她们被公认曾经是什么样的去考虑妇女，考虑她们已实际地表现出的能力。她们已经做了的，如果没有其他什么，至少证明了她们能够做。当我们考虑到她们不是向着而是避开一切为男人保留的职业或目标被勤奋地训练时，当我凭着她们实际上已获得的成就加以判断时，很明显我为她们是采取了非常谦恭的立场。因为，在这件事上，反面的证据没有价值，而任何正面的证据却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不能推断一位妇女不可能成为荷马，或是一位亚里士多德，或是一位迈克尔·安吉洛，或是一位贝多芬，因为还没有妇女在任何一个卓越的行业中实际上产生过可与他们相比拟的作品。这个反面的事实充其量是使问题不确定并引起心理学的讨论。但相当肯定的是，一位妇女可以是伊丽沙白女王，或是底波拉①，或是贞德①，因为这并非推断而是事实。现在有一个莫明其妙的考虑，现行法律排除妇女做的那些事情正是她们已经证明她们是能够做的事情。没有法律阻止妇女创作出莎士比亚的所有戏剧或谱写莫扎特的所有的歌剧。但是如果伊丽沙白女王或维多利亚女王不继承王位，就不可能被委以最小的政治责任，在这方面伊丽沙白女王显示了她同最伟大的人物是平等的。

    ①《旧约全书》所载女先知和女豪杰。在她鼓舞下，以色列人打败迦南人。——译者

    ①贞德（1412—1431）法国民族女英雄，唤起法国民族精神抵抗英国，后被烧死。—译者

    如果不用心理分析，从经验可以推断出什么决定性的东西，那就是，不允许妇女做的事情正是她们特别有资格去做的，因为通过给予她们的很少机会，她们的政治才能已开辟了它的前程并变得引人注目，而在明显地是向她们自由地开放的卓越行业中，她们却未显著地为自己扬名。

    我们知道，历史上进行统治的女皇较诸国王其数目何其少。在这很少的数目中，有非常大的比例的女皇表现出治政的天才，尽管其中许多位是在困难时期登上皇位的。值得注意的是，在很多事例上，她们已以其优点扬名，这些优点同想像的和传统的妇女性格正相反，她们在智慧方面曾以其统治的坚定性和活力著称。如若在女皇和皇后之外，加上摄政以及省的总督，那么曾经当过人类的卓越的统治者的妇女的名单将增加到很长。②这个事实是如此地无法否认，以致很久之前有人试图进行反驳，并把承认了的事实变成一种侮辱，说什么女皇比国王好是因为在国王统治下是妇女当政，而在女皇治下则是男人当政。

    ②如果我们考虑欧洲也考虑亚洲，则更是这样。如果印度的公国是坚强地、警惕地和经济地被治理着，不用压迫去维持秩序，耕种在扩展，人民兴旺，那么，四个公国中有三个是由妇女治理的。我全然未预料到的这个事实，是我从印度政府一个很长的官方材料中找到的。有许多这样的事例：虽然按印度的制度，妇女不能治理国家，但继承人尚未成年时，她是这个王国的合法的摄政；常有尚未成年的继承人由于不活动和过度纵欲而早逝。当我们考虑到那些女摄政王们从未公开露面，从未同自己家庭成员以外的任何男人谈过话，除非有帷幕相隔，她们不读书，如果读书，也无她们文字的书能就政务给她们以最少的指导，她们提供的妇女对政务的天然能力的范例是非常惊人的。

    为反对一个拙劣的笑话去争论似乎是推理的浪费，但这类东西确实影响人的思想。我曾听到男人们援引这个说法，似乎他们很神气地认为此中还有点什么。无论如何，它可以当做讨论的开始。当时，我说，在国王统治下妇女当政是不真实的。这类情况全然是例外，常有能力弱的国王如同通过女人一样通过他宠爱的男子的影响而把国家统治得很糟的。当一个国王仅是由于色情的习性而受一个女人统治时，就不大可能出现好的政府，虽然也有例外。不过，法国历史上出现过两位国王在许多年内自愿地交出了对事务的指挥权，一个交给他的母亲，另一个交给他的姊妹。其中之一，查理八世还是个孩子，他是遵循其父王路易十一世的意愿，而路易十一世是他那时代最有能力的帝王。另一位，圣路易是从查理曼时代以来最好的最有活力的统治者之一。这两位公主执政的方式是她们同时代的任何王子难以比拟的。查理五世皇帝①是他那时代最精明的帝王，拥有一个统治者罕有的大量有才能的人为他服务，是统治者中最不爱因个人感情而牺牲其利益的，让他家族中的两位公主相继任尼德兰的女摄政，并在他在世的全部岁月让她们保持其官职（后来她们又为第三人继承），两位公主执政很成功，她们之中的一人，奥地利的马格丽特①是她那个时代最能干的政治家之一。这些就是问题的一面。现在，谈谈问题的另一方面。当人们说在女皇统治下男人当政时，是否了解为与国王被女人统治是同一个意思呢？是否指女皇选择她们个人享乐的伙伴作她们政府的官员呢？即使在后一点上最不检点的像叶卡捷琳娜二世那样的女皇，也很少这么做。被认为是由于男性影响而出现好政府，也并不在这些事例中。此外，如果果真在女皇统治下比在一般国王统治下，行政权掌握在较好的人手中，这必定是女皇在挑选人才上有很强的能力。妇女必定是比男人更有资格担任统治者的职位，担任首席部长的，因为首相的主要任务不是自己本人去管理，而是发现最合适的人选去管理公共事务的每个部门。被认为妇女高于男人的一个方面的对人物最敏锐的洞察力，使她们在其他方面与男人的资格相似时，比男人更适合选拔人才，这几乎是每个统治者的最重要的任务。即使不讲道德心的美第奇·德·卡特琳②也能感觉到德·奥皮塔尔大臣的价值。但是，多数伟大的女皇是由于她们的治国的天才而变得伟大的，而且因为这个缘因，她们的下属也工作得好，这也是真的。她们自己掌握事务的最高方针，如果她们听取好的顾问的意见，她们就用这个事实有力地证明她们的判断使她们适合于处理政府的重大问题。

    ①查理五世（1500—1558）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1515—1556在位。——译者

    ①马格丽特（1480—1530）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者，曾于1507—1515，1519—1530两次任尼德兰女摄政，辅佐其侄子。——译者

    ②卡特琳（1519—1589）法国历史上的杰出人物。1560年12月，她的儿子法兰西斯二世国王夭亡，她出任查理九世的摄政。——译者

    认为适合担任较重大的政治职务的人却不能胜任次要的职务，是不是合理呢？王子的妻子和姊妹不论什么时候只要被请求就可以像王子那样胜任他们的事情，但是政治家、行政官员、公司经理和公共机构总管的妻子和姊妹就不能干她们的弟兄和丈夫做的事，在事情的本质方面有没有任何理由呢？原因很明显，公主们，借助她们的等级被抬高到大多数男人之上的程度大于由于其性别被置于男人之下，人们从未告诫过她们，她们自己不适合于同政治发生关联，而是允许她们对周围发生的重大事情，像任何有教养的人一样，自然而然地感到很大兴趣，并且还可能被请去参予这些事情。统治者家庭的贵夫人是被允许对发展的兴趣和自由有同男人一样的范围的唯一的妇女。正是在她们身上找不到任何卑微之感。恰好在那里并按比例对妇女的从政能力进行过试验的，她们就按这个比例被发现是适合的。

    这个事实是同迄今世界上不完美的经验似乎已经显露的、关于妇女特有的倾向和癖性的最好的一般性结论相一致的。我不说她们将继续这样，因为正如我已经不止一次地说过的，我认为任何人借口用天然素质来决定妇女是什么或不是什么，能做什么或不能做什么，是失于冒昧的。迄今为止，关于自发的发展，她们一直是被囿于如此不自然的状态，以致她们的天性不能不被极大地扭曲和伪装起来，没有一个人能有把握地断言，如果让妇女的天性像男人的一样自由地选择其方向，如果除了人类社会的条件所要求的并同样地给予两性的以外，无人试图给它以人为的扭曲，那么，在妇女所显露的性格和能力上，会同男人的有任何重大的差别吗？或任何一点差别吗？现在我将证明，现在存在的即使是最少争论的差别都只是由于环境产生的，没有天然的能力的差别。但是，以妇女所知的经验去看待妇女，在这个问题上可以用比其他大多数笼统的概括较多的真理说，妇女的才干的一般趋向是朝着实际发展的。这个说法是同妇女现在和过去的整个社会历史相一致的，也同样地为普通的日常经验所证实。让我们来研究一下具有才干的妇女的智力能力的特性吧。它们都是一种使她们适合于实践并使她们走向于实践的。什么叫妇女的直观洞察能力？它指的是对当前事实敏捷正确的洞察。它与一般原则无关。从来没有人凭直觉去了解一个关于自然的科学定律，也不能凭直觉得出关于责任或谨慎明智的一般规则。这些是对经验进行缓慢而又仔细的积累和比较的结果。男人或女人的直觉通常在这方面并不突出，除非他们自己可以获取必要的经验。因为所谓他们的直觉的睿智使他们特别易于得到能从他们个人的观察积累的这类一般的真理。结果，当妇女只要像男人一样，通过学习和教育偶然也得到旁人经验时（我使用“偶然”这个字是经过考虑的，因为就适合她们去更广泛地关心生活的知识来说，唯一受教育的妇女是自我教育的），她们一般地就比男人较多地具备熟练和成功的实践所必需的主要条件。受教育很多的男人容易缺少对现实的敏感，他们不明白他们被请去处理的事情中真谛是什么，而是他们接受告诫去期待的东西。一些有能力的妇女很少是这样的，她们的“直觉”能力使她们防止这种缺点。具有同等经验和一般能力的妇女，对于眼前立即出现的事物，通常比男人要明白得多。现在这种对现实的敏感，是有别于理论的实践能力所依靠的主要品质。发现一般原则属于思索能力，洞悉和区别在什么情况下它们可用或不可用构成实际的才能，在这方面，像现在这样的妇女具有一种特殊的适合性。我承认没有原则就不会有好的实践，并且承认观察的敏捷在妇女的能力中所占的主要位置，使她特别容易根据自己的观察形成操之过急的笼统概括，虽然同时随着她的观察的拓宽她也同样容易改正这些概括。然而改正这个缺点的方法是增加人类的经验，增加普遍的知识——这正是教育可以最好地提供的东西。一个妇女的错误就是一个聪明的自我教育的男人所特有的那种错误，这种男人常常看到经过常规教育的男人所看不到的东西，但是因缺少早已为人所知的知识而犯错误。当然，他获得了许多早已存在的知识，否则他将难以为继，但是，像妇女一样，他的知识是他片断地拾取或随意地获得的。

    不过，妇女思想的这种偏重于眼前的、真实的和具体的事实，其独特之处既是错误的来源，也是对相反错误最有用的反作用。纯理论的头脑的主要的和最具特征的错乱恰恰是缺少对客观事实的生动的洞察力和永不消失的敏感。因为缺少这一点，它们常常不只是忽视外露的事实对它们的理论的矛盾，而且完全看不到思索的正当目的，让思索走入迷途，进入没有真正生命居住的、没有生气的或无生气的、甚至是理想化了的领域，进入由形而上学的幻觉或仅仅文字纠葛所制造的人格化的影子的领域，并认为这些影子是最高的最卓越的哲学的适当对象。一个从事理论和思考的男人，不是通过观察去搜集知识的材料，而是通过对行为科学和法则的综合真理的思考过程去努力获得，对于这样的男人，没有什么比在一个真正优越的女人陪伴和批评下去进行他的思考对他有更大的价值。如果能使他的思想保持在真实事物和自然现实的范围内，那就没有什么东西比得上它了。妇女很少疯狂地追逐抽象概念。作为个人而不是集体，她处理事情的习惯的思想倾向，以及（与之密切关联的）她对人的眼前情感更加浓厚的兴趣，使她首先考虑任何自以为用于实际的事情，考虑以什么方式使人们受其影响，这两件事使她根本不大可能相信任何使个人的见解被搞糊涂的思索，因此她处理这些事情就好像它们是作为完全想像的利益而存在的，是这种思想的一些纯粹的创造物，是不可能分解到生物的感情之中的。因此，妇女的思想给予爱思考的男人以现实是有用的，而男人的思想则给予女人的思想以宽度和广度。在有别于广度的深度方面，即使是现在，妇女比男人有什么不利条件，我很怀疑。

    如果妇女现在的智力特点即使在思索的帮助下也是可贵的，那么当思索已经完成，将把思索的成果运用于实践时，它们就更加重要了。由于已陈述过的理由，妇女是比较地不见得会犯男人通常的错误，即在一桩事情的特点使之不属于规则可以适用之列，或者规则需要特殊的改变时，他们仍要坚持这个规则。我们现在研究一下人们公认的能干妇女的另一优点，即较快的理解力。这不是适合务实的人的一种卓越的品质吗？在行动中，每件事都不断地要求迅速作出决定，在思索中，无此必要。只思索的人可以等待，可以拿出时间去考虑，可以搜集更多的证据，他不必担心会失去时机而要即刻完成他的哲学。在哲学研究中，从不足的材料中得出可能是最好的结论，这个能力确实并非无用；用所有已知的事实创立一个临时假设，常常是进一步探索的必要基础。而这个能力比哲学的主要的条件更有用处，为了辅助的和主要的工作，哲学家愿意用多少时间都行。他不需要有快干的能力，倒是需要有耐心，慢慢地工作，直到不完全的真理已变得完全，一个推测已成熟为一个定理。相反，那些同瞬间即逝和易于消失的，一个一个事实而非各类事实打交道的人，思想敏捷的重要性仅次于思想能力本身。在行动的偶然事故中，他若没有能力立即运用控制力，他就等于完全没有能力。他可能适于做批评，而不适于行动。正是在这一点上，那些妇女和这些最像女人的男人就被公认为杰出的人。另外一种男人，不问其能力可能多么高超，在充分运用时却很迟缓，即使在他很熟悉的事情上，判断的迅速和审慎行动的敏捷，则是逐渐的和后期的刻苦努力形成习惯的结果。

    或许，人们会说，妇女的神经比较敏感，不大适合于家庭生活以外的事情。神经敏感使她爱动，易变，过于强烈地受一时的影响，不能顽强坚持，运用才能的能力不相等、不确定。我想，这些集中了通常认为妇女不适合做较高级的、严肃的事务的大部分意见。这许多弱点不过是过剩的神经活力变成浪费，如果把这种活力引向一个具体目标就会终止。这些弱点也是有意识的和无意识的教养的结果，一如自从“发歇斯底里”和晕厥已不再时髦，我们就看到它们几乎绝迹了。此外，高层阶级的许多妇女（虽然在我国少于其他国家）像温室中的植物，全然未经历过空气和温度的变化，未经任何职业的训练，未对循环和肌肉系统进行过刺激和发展的体育锻炼，同时，她们的神经系统，特别是其感情冲动的部分，却保持在不自然的活跃状态，她们之中那些未死于肺病而成长起来的体格，易于因细小的内部或外部原因而精神错乱，没有支持连续工作的体力或脑力的耐力，是不足为奇的。但是，被培养为生计而工作的妇女就无此类病态的特征，除非她们确曾在不通风不卫生的屋内做过度久坐的工作。年幼时同她的弟兄分享健康的体育和身体自由的妇女，晚年有充足的清新空气和足够运动的妇女，很少有致使她们无资格从事活跃工作的过分的神经过敏。的确有一定比例的男人和妇女，其超常程度的神经敏感是体质带来的，这种性格明显地变成了他们的生理组织的特征，对其生命现象的整个性质产生了极大影响。这个体质像其他生理构造一样是遗传的，遗传给女儿，也遗传给儿子，但是很可能是，并且大概是，这种（如通常所说的）神经气质的遗传是女人多于男人。我们假定这是事实，那么我要问，神经气质的男人是否不适合通常由男人担任的职务和事业？如果不是这样，为什么有同样气质的妇女就不适合呢？这种气质的特点无疑在一定限度内会妨碍某些职业的成功，虽然在别的职业中对它有帮助。但是，当职业适合这种气质时，有时即使不适合，有高度神经敏感的男子也不断地做出最光辉的成功的榜样。他们的实际表现突出，主要是由于对较高程度的刺激比另一种生理构造的人敏感。他们的力量被激发起来后，同其他表现为通常状态的人有较大差别。仿佛他们被抬高到自己之上，做起事来轻而易举，是他们在其他时候办不到的。但是，除了体质弱的之外，这种高度兴奋并非一刹那即逝不留永久痕迹的，并不同坚持不变地对目标的追求相矛盾。神经气质的特点是能够保持兴奋，持续长时间的工作。这就是精神具有的意义。它使良种赛马不放慢速度地奔跑，直到它躺倒为止。它使那么多纤弱的妇女不仅是在这种利害关系中，而且是通过长期的有准备的脑力和体力的一连串磨难，保持着最崇高的坚定性。很明显，具有这种气质的人特别适合可称之谓人类领导的行政部门。他们是伟大的演说家和传道者的材料，是道德影响的令人佩服的传播者。他们的体质也许被认为不大利于内阁中的政治家或审判官所需要的品质。如果这种后果的产生必然是由于人们易于兴奋，他们必须永远处于兴奋状态，那就会是如此。但这完全是一个训练的问题。强烈的感情是强烈的自我控制的工具和因素，但需朝这方向培养。培养之后，它不但造成冲动的英雄，也造成征服自己的英雄。历史和经验证明，最易动感情的人，他们对责任的情感是最狂热最严格的，如果他们的热情曾被朝着那个方向训练的话。在一件案子中，审判官的情感是强烈地倾向于另一方的，而他能作出公正的判决，是他从那种同样情感的力量获得了正义责任的坚强意识，使他得以战胜自己。这种使人离开他日常性格的崇高热情的能力，也反作用于日常性格本身。当他处在这种不寻常状态时，他的愿望和力量变成他用来比较和用来估量他在别的时候的情感和行动的典型。他的习惯性目标表现为一种在崇高的兴奋的时刻形成的并与之同化了的性格，虽然从人的身体本性看，这些只能是短暂的。种族的以及个人的经验并未表明，具有兴奋气质的人比不易兴奋的人一般地较为不适合思索或实践。法国人和意大利人的天性无疑比条顿族人更易于神经兴奋，至少同英国人相比，他们更多地习惯日常的情感生活，然而他们在科学、公共事业上，在法律和法庭的高位上，或在战争中，就不那么伟大吗？有充分的证据说明，古代希腊人是人类最易激动的种族之一，他们的子孙和继承者依然如此。要问在人类的成就中哪一项他们不领先，那是多余的。罗马人作为同等的南方民族，大概也有同样的原来的气质，但他们国家严格的纪律性，像斯巴达人那样，使他们成了相反类型的民族性格的典型。他们的天然感情的较大力量主要表现在强度上，这种强度使原来相同的气质可能给予人为的气质。如果这些事例为一个天然地易于激动的民族可能是怎样形成的树立了榜样，那么，爱尔兰的克尔特人提供了一个最合式的范例，说明在无人干扰时他们是怎样的（如果几个世纪都在坏的政府的间接影响下，并在天主教统治集团和笃信天主教的直接训练下，可以被说成是听任他们自己生活的）。因此，爱尔兰人的性格必须看成是不利的例子，可是当个人环境变得全然有利时，什么民族对最为多样的个人地位表现了较大的能量呢？正如把法国人同英国人相比、把爱尔兰人同瑞士人相比、把希腊人或意大利人同日尔曼种族相比一样，拿妇女同男人相比，一般说来，可能发现他们做同样事情，在特别卓越的种类上有些不同，但是，如果她们受的教育和培养是适于改正而不是加重其气质易有的弱点，那她们在整体上是完全可以做得很好的，我看不出有任何理由去怀疑。

    然而，假定妇女的思想生来就比男人的灵活些，很少能长时间地坚持作同样继续的努力，更适合把能力分散在许多事情上，而不是只沿着一条道路走到可能达到的最高点；现在就她们（虽然不是没有大量的和为数不少的例外）而言，可能是真的，这正是在一组观点和职业中最需要吸收整个思想的事情上，可能说明妇女落后于男人的最高等级的原因。可是这个差别只能影响其卓越的种类而非卓越的本身或其实际的价值。有待证明的是，这种头脑的一部分的独特的工作，这种于单一的题目上吸收整个思想的能力，以及把能力集中在单一的工作上，是否是人类能力的正常的和健康的状态，甚至是为了思索之用。我认为，由这种集中于特定的发展上之所得，就在思维能力中失去了生活的其他目的。我的肯定的意见是，即使在抽象思维中，时常地回到一个困难的题目上比不间歇地停在它上面，脑子可以工作得多些。无论如何，为了实践的目的，从它的最高级到最低级的部门，迅速地从一个研究题目转到另一个，在二者之间不让智力的泉涌低落下去，这种能力是更为可贵的能力。正由于被批评为好动，妇女突出地具有这种能力。她们也许生来就有这种能力，但她们肯定是由于教育和训练才有的，因为差不多妇女的职业就包括管理细小而众多的琐事，在每一件琐事上思想哪怕是一分钟都不能停留就必须转到另外一件事情上，如果有什么事要求较长的思考，必须在额外的时刻赢得时间。确实，妇女在几乎任何男人都不想思考的情况下和时间内所表现出的思考能力，思考常常引起人们的注意。妇女的头脑虽然可能只被一些小事所占据，但很少允许它闲着，而一个男人，如果他没有思考他认为是他一生的事业时，脑子则常是闲着的。妇女的日常生活的任务是平凡的事情，但像世界的运转一样，很难停止。

    但是，（据说）男人的智力才能高于妇女是有解剖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