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些法律是整个社会大厦所应据以建立的最初基础，它又是中枢，其他法律都附于其上并围绕着它而安排，这样的法律我们称之为根本法。

    不要把宪法和根本法相混淆。宪法是政治的产物；它经常变化，并且是暂时性的。根本法则相反，它是永恒不变的。它先于并优于一切社会制度，因为它来源于自然本身。立法者的任务在于寻求和识别它，然后予以公布。

    比洛－瓦雷纳①和圣朱斯特②早已认识到根本法的性质，当时他们曾经如此雄辩地大声疾呼。前者说：“去消除贫困吧，你们就会使贫民摆脱成为罪犯的必然性。”后者说：“人民的贫困和堕落是政府的罪行。假如给人定出符合其本性和心灵的法律，他就会不再是不幸和堕落的了。不应该使人民去适应法律，而应该使法律符合于人民。”再说，这些话不过是摩莱里下述深刻思想的转述而已：

    “要找出人不会再堕落也不会再作恶的环境。”

    ①比洛－瓦雷纳（Billaud－Varennes，1756—1819），法国政治家，雅各宾党人。

    ②圣鞠斯特（Saint－Just，1767—1794），法国政治家，坚定的雅各宾党人，与罗伯斯比尔（Robespierre）一起上断头台。

    可是，符合人的本性和心灵的法律，它是怎样的呢？比洛－瓦雷纳和圣鞠斯特没有最后把这点说出来。然而，如果我们想避开那勇敢而著名的山岳党人已经触过的暗礁，那末，对于我们来说，没有比对此加以进一步的认识更为重要的了。

    在对人和产品的安排中，自然表明：产品应被人所消费、利用和使用。而由于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机体，产品就应供每个人使用或消费。

    然而，凡是生产都以劳动为基础。因此，所有享用社会产品的人都应参加劳动。我们已经说过，由于社会是抵御一切偶然变故、一切恶劣情况的团结一致的结合，由于它要实行互相援助，并把一切意愿、一切利益、一切才能和一切努力融合在一起，因此我们说，为了遵从自然规律，为了完全实现协同一致的原则，必须首先把土地和所有产品变作巨大的统一的社会产业。

    摩莱里大声疾呼道：“宇宙的永恒法律就是：任何东西都不是孤立地属于个人；田地不属于耕者，果树不属于采果人，甚至在自己的工艺产品中也只有他自己使用的那部分才属于个人，其余的部分，都属于整个人类。”

    他还补充说：“应该把世界看作是一张大饭桌，桌上配备足够全体进餐者需要的一切，桌上的菜肴，有时属于一切人，因为大家都饥饿，有时只属于某几个人，因为其余的人已经吃饱了。”

    据说，这种亲如手足的方式，俄亥俄和密西西比河沿岸的野蛮人还在实行着，野蛮人在这方面是遵从自然的纯朴意图的。

    “他们那里一切公有，他们一切平等；

    由于他们没有宫殿，他们也没有收容所。”

    ——爱尔维修

    在蜂巢中，每只蜜蜂都按自己的力量和本事热情地参加共同劳动，并依照自己的需要，消费公共财产中自己的那一份。那末，为什么人的共和国会不如蜜蜂的共和国那样完善呢？

    当我们拿我们的荒诞的法典来同这些奇妙的小昆虫的巧妙智慧比较时，难道我们不该为我们的利己主义和愚昧无知而感到羞愧吗？它们样样具备：爱、秩序、明见；而我们则听凭偶然因素去支配一切，而没有什么人努力用有效的方法来控制这种偶然！

    人们喋喋不休地说，政府是仿照家庭组成的。但是，难道会有如此愚蠢的家庭、如此**或如此糊涂混乱的兄弟社团，竟敢于把每天连生活所最必需的东西都拿来赌博，以致让盲目的偶然使他们之中的一两个人中彩，而获胜者当其他兄弟濒于饿死的时候，却独享过分的饱足而不感到羞愧，难道这种家庭是可以想象的吗？

    啊！这种疯狂的不道德的耻辱行为可不就是我们现代社会的写照……？

    请不要以为得胜者因为自己兄弟备受致命的苦恼折磨而会在幸福中又添加新的快乐。不，不会的。幸而违背自然法则总不致不担风险。凡是独占都带来操心和忧虑，以致世界上的幸运儿似乎与其说是自己享受幸福，倒不如说是阻止别人领略幸福；因为幸福在于安详而自由地享受那些令我们愉快的东西，而不必担心会一旦失掉它。

    “如果你吸掉为许多人生存所必需的空气，又怎么会做到这一点呢？所有被你剥夺生存的人还不是非得抢夺你和消灭你不可？”（费尼隆①）

    ①费尼隆（Fénelon，1651—1751年），法国作家，法国启蒙学派先驱者之一。著有著名的空想社会主义小说《特列马克历险记》。

    不幸的人们啊！什么样的毒酒竟能破坏你们心灵中最高贵的自然倾向，蒙蔽你们的眼睛和耳朵而使你们感觉不到经验和理性的光辉！当你们取得了阵地，你们就大事搜刮你们虚荣心和贪欲所追求的东西，你们以为一切都已了结。可是，你们的莫大错误，你们的莫大的愚蠢也就在这里！……

    古代各民族曾如此长期地把公民的自由建筑在对战败者的掠夺上，建筑在奴隶的贫困和受压迫上，他们的这种残酷的严重错误行为，尽管人们不断谴责它，但在一定程度上确实还是可以理解的。罗马人和希腊人的非正义行为至少还有一种貌似有理的借口，可以说一种可供辩解的理由，即：虽然普通公民具有特权，但是地位平庸，而且还得担心周期性的饥荒的袭击，等等。

    但是当今天各种社会产品，甚至连那些专供奢侈享受的产品，都比我们的需要多得多的时候，当代的垄断者们又能提出什么理由为自己辩解呢？

    有人会说，啊，怎么啦！你要践踏神圣的既得利益，你要鼓吹抢劫和掠夺吗？

    不，不是的！难道我不能同博胥埃一起同声高呼：“绝不存在侵犯别人权利的权利”吗？然而，有什么权利比生存的权利更为神圣呢？怎么！你们竟然因为我力图使富有的和贫穷的弟兄们了解他们真正的利益，了解他们共同的利益而加罪于我！在我看来，这才是拯救世界使之免于流血革命的最好的办法，也是唯一的办法！

    如果你们觉得我表达自己思想的言辞过于偏激，那末就请听一听长期以来甚至被现在当权的人物都认作是权威的呼声吧：

    “在保护所有权的词句下，可能隐藏着真正的盗窃行为，这种盗窃行为永远是罪过。我确实认为，如果没有警察，卡·图什①在大路上的立足点就更加牢靠；难道他就会取得征收通行税的真正权利吗？假如他来得及把这种当时是十分普通的垄断权出卖，这种权利在获得者手中就会变得更受人尊重吗？为什么人们总是把恢复过去权利视作比盗窃更不公正更无法实行的行为呢？”（西哀士：《什么是第三等级？》）

    ①卡图什（Cartouche，1693—1721年），法国匪首，曾多次抢劫和凶杀，后被处死。

    保守的人们请听着，无情的逻辑，早在五十多年前就促使这位通常维护私有制的神甫西哀士去谈论恢复过去权利了，正象今天别的许多人谈论革命、复兴和社会改造一样，而且你们自己，首先是基佐先生，你们有时也承认：人民的痛苦已达到极限，忘记这一点就是严重的错误，就有严重的危险！

    那么，为什么不许我也来表述自己的思想呢？为什么不许我经常大声疾呼：补救这种严重错误和避免这种严重危险的唯一办法，就是恢复自然和理性的永恒法则，即：社会平等和绝对公有制，其首要的规律是：

    “做其所能，

    取其目前所需。”

    （摩莱里）

    或者是：

    “本着自己的能力、知识、需要和特长参加共同劳动，并同时按照自己的全部需要来享用共同的产品，享受共同的快乐。”

    但是在这一点上，有人又发出下流的刁难和喋喋不休的令人讨厌的高谈阔论，说什么在体力、才能、天资上，以及在献身精神上，存在自然的不平等；说什么**和恶习是人生来所固有的。因此，按照**产主义的人们的说法，人总是把劳动看作是令人痛苦的疲乏，看作是一种不堪忍受的负担。至于我们的反对者们如此大方地加在我们头上的那一切可笑的和中伤性的无稽之谈，我就不必去提它了。他们说：“公有制度是普罗克拉斯提斯①的铁床，是压制人的、荒诞不经的大杂烩，是托钵僧的大寺院！没有任何科学，没有任何艺术，没有任何父子关系，除了荒唐而丑恶的**之外，就没有两性接近的任何其他的方式！”

    ①普罗克拉斯提斯（Procuste）是希腊神话中的强盗，又名铁床匪。他把所俘虏的过路人绑在铁床上，如俘虏身材长过铁床则断其足，如不及铁床的则拉长其足使与床齐。

    对于所有这些可耻的攻讦，我将在适当的时间和场合给予断然的回答；现在我仅限于批驳直接关系到我们的根本法、即本章的内容的那些反对意见。而且，我高兴地承认，我即将研究的反对意见中，有些可能出自于好心肠但不习惯于思考的人之口。

    反对意见——“人们在能力上是不相等的，因而，在权利上也应该是不平等的。”

    答复——的确，现在，人们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别。但是，这种不平等乃是社会状况、**邪恶的教育制度，以及多少世纪来压在全人类头上的长期奴役的结果。这种不平等与其说是社会不平等之母，毋宁说是它的女儿。而且，有什么东西会比能力更复杂、更难确定的呢？体格、智谋、灵巧、勇气等等——难道所有这一切不是能够有效地互相补偿的吗？人的能力，不能仅仅根据某些孤立的细节来判断，而要根据其总和，就好比在算术中有两组数字，假如每组的各个数目加起来总数是相等的，不管这两组数字所含的各个细数如何不相等，就必须认为这两组数字是相等的。同样地，如果两个人能力总的说来是相等的，那么他们就应该被认为是平等的。

    但是，假如照目前的情况来看，那么对此能得出什么样的结论呢？首先，能力假如不是战争权、劫掠权和凶杀权，又是什么呢？今天的英雄，谁又能够完全保证他明天不会成为战败者呢？还有什么比这种情况更加不可容忍的呢！请问，还有什么现象比这种现象更是反社会的呢？

    笨拙的诽谤平等的人们，难道你们没有看到，你们的反对意见在这方面又一次反过来针对你们自己吗？的确，人们正是为了预防危险、恐惧、劣境，预防未来的因而谁也不知道的偶然变故，每个人，总的来说，全体人当初才甘心乐意地放弃各人拥有的不可靠的利益，而共同宣布实行社会平等和政治平等的，这不是很明显的事吗？大家要知道，体力和智力的不平等愈发展，这种平等就愈是必要；因为，假如所有的人都是完全相等的话，从此社会契约不就成了几乎无用的东西了吗？

    这一真理任何时候任何场合都被一切善良的人们所承认；但是，没有谁更比哲学家蒙泰涅懂得对它加以确切说明和通俗阐述的了：

    “而的确，如果说在自然界存在某种清楚明白、无法视而不见的东西的话，那就是自然界把我们大家造就成相同的外表，仿佛是同一个模子铸出来的那样，以便我们彼此认作是伙伴，或更确切地说，相认为兄弟；如果说它赋予某些人比另外一些人更多一点的体力和智能，可它并不打算象送我们到决斗场那样把我们放到这个世界中来；它把强者和聪明人送到这里来，并不是要他们象绿林大盗那样去蹂躏弱者；倒不如应该认为，它之所以赋予一些人比另一些人更多的东西，原是想激发兄弟情谊，从而让这种感情有寄托的地方，因为有些人有能力提供帮助，而另一些人则有接受帮助的需要。接着，这位善良的母亲又把整个大地给了我们大家作为栖身之所，把我们都安置在同一大厦之中，用同一的材料塑造了我们，使每个人都能从别人身上照见自己和认识自己。她赋予我们大家发音和说话的巨大才能，使我们彼此更加接近，更加亲如手足，并通过一起互相表达思想，形成意愿的一致。”（蒙泰涅：《哲学散记》）

    反对意见——“人们在才能和天资上是不相等的。”

    答复——首先我们不要把平等与同一、不平等与多样性混淆起来。是的，我们的才能绝不是同一的，而且将永远不会如此。我们的论敌们竭力为之大喊大叫的这种多样性，绝不是什么坏事；它与不平等没有丝毫共同之点，恰恰相反，却奇妙地促进着总的和谐。

    有人会说：“尽管你否认社会职务等级中的优先地位，但是你总会同意，人们的才干有大小之分，人们的智慧有高低之别。有些人能同时胜任几件工作，而另一些人很勉强才完成一件；有些人在某些行业中十分出色，居于首屈一指的地位，而其大部分同事、同行、伙伴只能居于第二、第三、第四以至第十位。我们把第一种人称为优秀的人、能干的人；如果不想压抑他们的积极性和天才，就必须给予他们优越地位和特权。况且，你所说的平等，在这种场合显然是不公正的。例如，谁会想到拿一个普通的手艺匠来同爱尔维修、拉普拉斯①、富尔顿、沃康松②、居维叶相提并论呢？”

    ①拉普拉斯（Laplace，1749—1827年），法国杰出的天文学家、数学家和物理学家。

    ②沃康松（Vaucanson，1709—1782年），他发明了一些对纺织工业有价值的东西，是“自动机械”的设计者。

    我前面已经指出过，现在我把它重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