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孙中山先生的五权宪法里，特设考试一权，其用意在如何选拔贤能，以补选举之不足。西方选举制度，只在选举人方面加以限制。在美国，曾有一博学的大学教授与一汽车夫竞选，而失败了。选举原意，在如何获取理想人才，俾可充分代表民意。单凭群众选举，未必果能尽得贤能。故中山先生主张，被选举人亦该有一限制，遂以考试补选举制度之不足。他说：“一切公职候选人，都该先受国家公开考试，获取其竞选之资格。”此层用意，却正与中国历史传统恰相吻合。中国历史上之考试制度，本从选举制度演变而来，其用意本在弥补选举制度之不足。故唐杜佑《通典》，考试制度即归选举项下叙述。今天我们要讲中国历史上之考试制度，仍该从选举制度说起。
中国史上很早便有选举制，远从西汉时起，那时的选举，大概可分为三类：（一）定期选举，（二）不定期选举，（三）临时选举。选举用意，即在希望全国各地人才，都能有机会参加政府。中国传统政治理论，重责任，不重主权。在理论上，主要的不是政府主权之谁属，而是政府究该负何种责任。既望政府负责，自该选贤与能，需要全国各地人才参加，才能切实负起理想上政府的重大职责。故汉代选举第一项目是贤良，以近代话说，即是杰出人才。此项选举，并无定期，每逢新天子接位，或遇天变，或逢大庆典，随时由政府下诏，嘱政府各部内外长官，各就所知，列名推荐。被选人不论已仕未仕，膺举后，政府就政治大节目发问，被举贤良，各就所问，直抒己见，是谓贤良对策。政府就其对策，甄拔录用。其次举孝廉，孝子廉吏，重德行，不重才能。政府用人德才并重，然贤良乃政府所需求，孝廉则寓有提倡奖励之意。当时社会风气，重视贤良，竞愿膺选。对孝廉，则颇加鄙薄。武帝时下诏切责，谓郡国长吏，在其治区，乃竟无孝子廉吏，可应国家选举，可证其职责之未尽，遂下令议不举者罪。自后郡国遂按年察举孝廉，成为故事。于是贤良为不定期选，而孝廉则成为一种定期选举。此外复因政府临时需要特殊人才，如出使绝域，通习水利，能治水灾等。大体西汉选举，主要不出此三类。
汉代仕途，大体都从郎署转出。郎署是皇宫中侍卫集团，郡国举人，多半先进郎署，自后再转入仕途。汉代郡国一百余，若按年察举一孝子，一廉吏，即每年有被选人二百以上进入郎署。那时郎署无定员，总数大约不会超出三千人，如是则不到二十年，郎署充斥，即已无余额。政府用人既先从郎署选拔，郎署人多，即不再须外求，于是贤良及奇才异能各项不定期选与临时选，自会逐渐稀疏，只有按年定期选举，即孝廉一项，遂成为汉代入仕惟一之途径。此项演变，则须到东汉时始确立。
汉武帝时，又新定太学制度，设立五经博士，郡国俊才，年在十八岁以上，均得送太学为博士弟子。一年以上，即得考试。甲科为郎，乙科仍回原郡国为吏。吏治有成绩，仍得按年有被举希望，以孝廉名义，再入郎署。故汉代仕途，首先当受国家教育，毕业后，转入地方政府服务，凭其实际成绩之表现，乃始得被选举资格。
惟汉代选举，与今日西方选举制度不同者，在西方为民选，而在汉代则为官选。地方长官固须采酌社会舆论，乡土物望，然选举实权则掌握在地方长官手中，此一节为中西选举重要之不同点。然在中国传统政治理论下，亦自有其立场。政府既在为民众负责，而实际参加政府之人员，又全为国内各地所选拔之人才，则政府与民众早成一体，政府即由社会民众所组成，政民一体，而非政民对立。在理论上言，不能谓一行作吏，其人便不可靠。官选民选，手续不同，其用意在获取贤才，并无异致。中国乃一广大之农村国，直接由民众选举，在当时有种种不便。授其权于各地之长官，由其参酌舆情，推荐贤才。若选举徇私不称职，政府自有纠劾。政府既由民众组成，政府与民众同属一体。如何谓民众决然是，政府决然非；民选则一定可靠，官选则一定不可靠；在野者便可信任，在朝的便不可信任。故就中国传统政治理论言，汉代之官选，也自有其未可厚非处。
惟汉代郡国选举，到东汉时究已成为惟一入仕之正途，奔竞者多，流弊自不免，于是政府乃不得不逐步加上了限制。最先是限额，每一郡国户口满二十万以上者得察举孝廉一名，四十万以上者二名，百万以上者五名，不满二十万者两年一名。稍后又有限年之制，非到规定年龄者，不得膺选。又后复加以一度之考试，以检核被选举人之相当学养。如是，则孝廉二字，遂完全成为当时一种获得参政资格之名号，与原来奖励孝子廉吏之意义，不复相应。
以上是汉代选举制度之大概，而考试制度亦相随成立，如贤良对策，如太学生考试，如孝廉膺选后之吏部考试皆是。惟此种考试，皆仅为选举制度中一种附带之项目。关于孝廉被选人，应受政府考试一节，乃当时尚书左雄所创定。先后反对者甚众。然左雄终因坚持此项新制，而见称为录得真才，此制遂终于沿袭，不受反对而废弃。
二
汉末之乱，地方与中央，失却联系，交通既不方便，而许多地方，亦并无施政之实际权力，选举制度，遂告崩溃。政府用人，漫无标准。陈群为曹操吏部尚书，遂定“九品中正”制，以为两汉乡举里选制之代替。此制备受后代人责备，然就创立此制之原意言，则亦有苦心，并亦有相当之实效。所谓九品中正制，实际是一种人才之调查与评核。先就中央政府官长中有德望者，分区任命一中正。又在大中正下分设小中正。中正之责，即在就其所知本乡人才，登列簿册，册分九等，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不论已仕未仕人，都可列入，送吏部凭册任用。此制与汉代选举不同之点：第一是汉代选举，其权操于郡国之长官，九品中正则由中央官兼任。此因当时四方荒乱，人才都流亡集中于中央政府之附近，地方长官，不克行使选举职权，故暂以中央官代替。第二则汉代选举，只举未入仕者，而九品中正之名册，则不论已仕未仕，全部列入。此亦别有用心。因当时用人无标准，尤其是军队中，各长官都任用亲私。此刻吏部只凭中正人才簿，名列下等者，就其本乡舆论，可以按名淘汰，改授新人。曹魏因此制度，而用人渐上轨道。
惟此制本为一种乱世变通权宜的办法，一到西晋，全国统一各地方政权，均已恢复，而九品中正制依然推行，则流弊自所难免。第一、全国各地人才，多必奔凑中央，广事交游，博取名誉，希望得中正好评。如此则失却汉代安心在地方政府下恳切服务之笃实精神。第二、九品簿不论已仕未仕，一概登列，亦有未经实际政治磨练之名士，品第在上中高级，彼即存心一跃便登高位，不愿再从下级实际政治上历练，如此更易长其浮竟虚华之风气。第三、汉代用人选举与铨叙分别，选举仅为入仕之途，必待其正式入仕后，再凭实际政绩，由政府铨叙升黜。九品制则全凭中正名册。此项册籍，每三年改换一次，名誉佳者升，名誉劣者降，吏部凭之迁黜。如此则人人都惊于外面虚誉，在其职位上服务成绩实际甚差，而转得美名，品题升迁。而埋首服务，实际政绩虽佳，因不为中正所知，而反成降黜。如此之类，在所不免。因此魏晋以下人，全务清谈虚名，不能像汉代吏治风尚厚重笃实，此制实大有关系。至于中正而不中正，此乃人事，不关制度，可不详论。
就上所述，可见每一制度，断不能十全十美，可以长久推行而无弊。每一制度，亦必与其他制度相配合，始能发挥出此制度本身之功效。九品中正制之创始，用意并不差。而其时门第势力已成，六朝以来，此制遂转成为门第势力之护符。虽多经反对，终未能彻底改革。其时人才政风之不如西汉，此制实有影响。
三
隋、唐统一，将此制完全废弃。当时亦有主张恢复汉代乡举里选，仍将察举权交付于各地行政首长者。然在汉代，此制己有流弊。地方长官选举不实，权门请托，营私滥举，因而选举之后，不得不再加以政府一番考试检核。则何如径废长官察举一手续，完全公开，由各地人民自量智能，自由呈报，径由政府考试录用？此为中国史上正式由选举制转入考试制之由来。我们若认汉代为中国历史上考试制度之先行时期，则隋、唐是中国历史上考试制度之确立时期。汉代是选举而附带以考试，隋、唐则完全由考试来代替了选举。
但唐代用人，亦并不全凭考试，仍有学校出身一项。然学校按年受业，年满即无不毕业而去。考试是公开竞选，亦可有永远应考而不获中选者。因此社会重视考试，不重视学校。人才竞求于考试中露头角，于是学校制度渐渐不为人才所趋向。唐代考试，又分两步，先由礼部主考，录取后未能即登仕途，须再经吏部试，才始正式录用。考试既在获取人才，则自难专凭一日之短长，因此唐代考试，极为宽放。应试人到中央，往往各带其平日诗文著作，先期晋谒中央长官中之负有学术文章大名，为当时所重者，如韩昌黎之流。此项著作，名为公卷，若果才华出众，中央长官中之学术名流，先为扮揄扬，则到考试发榜定可录取。
唐代考试，主取知名之士。亦有主考人自守谦抑，认为对此届考试，应考人平日学问文章造诣所知不详，可以托人代为拟榜，唐代名此为“通榜”。最有名的，如袁枢应举，主考人杜黄裳恳拟榜第，袁枢即自列为第一名状元，一时推服，传为嘉话。当知国家考试，本为求取人才。服务政府之官长，如确知应考人中有杰出之士，先为延誉，并非即是营私通关节。主考官苟自问对学术界新进人士，所知不熟，托人代定榜第，亦并非即是颟顸不负责。中国传统政治，另有一番道德精神为之维系主持，种种制度，全从其背后之某种精神而出发，而成立。政府因有求取人才之一段真精神，才始有选举制度与考试制度之出现与确立。若政府根本无此精神，则何从有此制度？
西方近代民主政治之起源，正因当时政府并不注意民情，一意征敛，民众遂要求政府许纳税人推举代表，审查预算，通过税额，可覆核其决算，如是推演而成今日彼方之所谓政党政治。中国政府，则自汉以来，即注意在全国各地求取人才，共同参政。而且整个政府，即由此辈求取的人才所组织。除却皇帝外，政府中人，自宰相以下，全由各地选举考试而来。所以唐代有人说，礼部侍郎权重于宰相。因宰相亦必经国家公开考试录取，然后得历级迁升，做成宰相。而考试权则掌在礼部侍郎手里，非经礼部侍郎之手，绝进不得仕途，做不成宰相。这岂不是礼部侍郎权重过了宰相吗？若不明白中国这一番传统精神，而空论其制度，则断不能明白得此各项制度之真相真意义所在。同样道理，我们若没有西方人那番精神，而凭空抄袭他们的制度，亦决不能同样获得他们那种制度之成效。
唐代考试主要偏重诗赋，此层亦有种种因缘。最先亦如汉代对策般，就现实政治上大纲大节发问。但政治问题有范围，按年考试，应举人可以揣摩准备，说来说去，那几句话，不易辨优劣高下。诗赋出题无尽，工拙易见，虽则风花雪月，不仅可窥其吐属之深浅，亦可测其胸襟之高卑。朱庆徐《上张水部》诗：“洞房昨夜停红烛，待晓堂前拜舅姑，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此是当时谒举送公卷，乞人评定附上的一首小诗。但设想何其风流，措辞何其高洁。诗赋在当时不失为一项最好的智力测验与心理测验的标准。
唐代科举最要者有两科：一是进士科，以诗赋为主。一是明经科，则考经义。但所考只是贴经墨义。贴经是把经文贴去几字，令其填补。墨义是就经文上下句，或注疏中语出题，令其回答。此亦是测验之一种。但专习一经，字数有限，几年即可成诵，亦不易辨高下，定人才。大抵唐代考进士，旨在求取真才。考明经，则旨在奖励人读经书。进士如汉代之贤良，明经如汉代之孝廉。唐代社会重视进士，进士科遂为人才所趋，明经则为人卑视。人才既群趋进士科，自然政府也只有重用进士。因于此项制度之继续推行，而社会好尚，都集中到诗赋声律，所谓：“文选熟，秀才足。文选烂，秀才半。”此系事势所趋，并非政府有意用此无用之诗赋文艺来浪费人精力，埋没人才。后人不解，自生曲说。此与当时推行此制度之原意，并不相干。
但唐代的考试制度，也不免有流弊。在汉代先经国立大学一番教育，再经地方服务之练习成绩，经察举后再加以考试，求取人才，凡分三项步骤。唐代则专凭考试一项，自不如汉人之精详。惟唐代初期，大门第势力方盛，子弟在大门第中养育成长，既经家庭严肃之礼教，如柳氏家训之类，又有政治上之常识，如南朝所传王氏青箱之例，由此辈青年参加考试，易于成材。考试制度仅是一种选拔人才之制度，而非培养人才之制度。自经此项制度推行日久，平民社会，穷苦子弟，栖身僧寺，十年寒窗，也可跃登上第。渐渐门第衰落，整个政府转移到平民社会手里。但此等平民，在先并未有家庭传统之礼教，亦更无政治上之常识，一旦仅凭诗赋声律，崛起从政，第一是政事不谙练，第二是品德无根柢，于是进士轻薄，遂成为当时所诟病。当知在门第教育下，附加以一种考试，故见考试之利。现在门第衰落，更无教育培养，仅凭考试选拔，则何从选拔得真才？可见仅凭某一项制度，少却其他制度之配合联系，该项制度亦难有大效。
又该项制度推行日久，报名竟选的愈来愈多，而录取名额有限，授官得禄的更有限。造成应试的百倍于录取的，录取的又十倍于入仕的。于是奔竞之风，愈演愈烈，结党分朋，各树门户，遂有唐代牛、李之党争。当时党争背景，便因于政治公开，引起了社会的政治热，于是转向人事派系上求出路。李德裕是代表门第势力之一人，他竭力反对应举，又主张政府该用门第子弟，不该专取轻薄无根柢的进士。在他当时此项议论，亦不能说他不针对着时弊。但考试制度，究竟是开放政权，为群情所向，门第势力终于要经此制度之打击而崩溃。李德裕自己是贵胄子弟，他个人虽才力出众，在政治上确有建树，但哪能因制度之流弊，而就把此制度，根本推翻呢？
唐代与考试制度相辅而行的，尚有一种官吏的考绩法，此在汉代谓之考课，到唐代谓之考功，此即以后之所谓铨叙。唐代由门第来培养人才，由考试来选拔人才，再有考功制度来登用人才。凡经考试及格录用的人才，均有一种客观的考功制度来凭其功绩升迁降黜。此项制度，由汉至唐，发展到极精详，运用到极高明，这是唐代政治上一大美迹。迫及门第衰落，人才无培养之地，而士人充斥，分朋立党，考课亦难严格推行，于是单凭考试，既选拔不到真才，又不能好好安排运用，在外是军阀割据，在内是朋党争权，人才是进士轻薄，担当不了实际大责任，唐代终于如此形势下没落。
四
五代十国，是中国史上最黑暗的时期，那时则几乎只有骄兵悍卒，跋扈的将帅。连轻薄的进士，也如凤毛麟角。天地闭，贤人隐。那时急得在和尚寺里出家的高僧们，也回头推崇韩昌黎，改心翻读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经典，社会私家书院也在唐末五代时兴起。宋初开国，一面是杯酒释兵权，解除军人干政恶习。一面极端奖励考试制度，重用文臣，提倡学风。那时进士登第，即便释褐，立得美仕。状元及第，荣极一时。经由国家之提倡，五六十年之后，社会学术重兴，才始有像胡安定、范文正一辈人出世。范文正、胡安定都是在和尚寺道士院中苦学出身。范从事政治，胡专心教育，苏州湖州的讲学制度，后来由政府采纳，变成太学规制。范文正为副宰相，颇想彻底改革时政。一面是提倡兴建学校，从基本上培植人才。一面是严厉革除任荫法，好重新建立铨叙升黜之客观标准。一到王荆公当政，遂又进一步计划考试制度之改进。
科举规制之日趋严密，其事始于宋代。公卷风气已不复见，又有糊名法，杜绝请托，严防舞弊。于是尚法的意义，胜于求贤，此亦风气所趋，不得不然。然考试制度之主要目的，本在求贤。究竟政府该如何从考试制度中获取真才呢？王荆公对此问题，主张改革考试内容，废去明经，专考进士。而进士科则废去诗赋，改考经义。在荆公之意，政治取人当重经术，不重文艺，自是正论。然当时反对派意见，亦有立场。大致谓诗赋经义，均是以言取人，贤否邪正，同难遽辨，而诗赋工拙易见，经义难判高下。况以经术应举，反教天下以为，欲尊经而转卑之。王荆公又自造《三经新义》为取士标准，此层更受人反对，谓其不当以一家私学掩盖先儒。大体中国传统意见，只能由在野的学术界来指导政治，不当由在朝的政府来支配学术。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