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里。对於这方面的努力我是知道得太多了。

    然而，这并不能使我不去思考寻求创造更好的世界的责任。

    显然，要唤醒人们对世界的新的责任感是不容易的，这是一种表现得好像要永远活在地球上的能力，一种有一天要就其状况作出回答的能力。谁也不知道，倒底人类要经历多少可怕的灾变后，这种责任感才会得到普遍的接受。但这并不意味著那些希望为此而努力的人不能立即著手。这是教师、教育家、知识分子、牧师、艺术家、企业家、新闻从业员、活跃於各种公共生活中的人们的伟大任务。

    这尤其是政治家的任务。

    即使在最民主的情况下，政治家的影响力也是巨大的，也许比他们自己意识到的更巨大。这种影响力并不一定来自他们的实际职能，因为他们的实际职能无论怎麽说也是有限的。它来自於别的，来自於他们的魅力对公众产生的无意识影响。

    我想，当前这一代政治家的主要任务不是透过他们所做的决定或他们在电视上的笑容来讨公众的欢心；不是继续赢得选举和确保他们的地位，直至他们最后的日子。他们的角色是有所不同的，就是要履行他们对我们世界的长远前景的责任，从而以他们的一言一行在公众心目中竖立榜样。他们的责任是勇敢地进行前瞻性的思考，不怕失宠於群众，让他们的行动浸透著一种精神特质(这当然与宗教仪式那种讲究排场不是一回事)，去一再向公众和他们的同行解释，政治绝不仅仅是反映个别团体或游说集团的利益。当然，政治是一种为社群服务的事业，这意味著它是实践中的道德。难道政治家们在全球(及全球受威胁的)文明中寻找自身的全球政治责任，也就是说，为人类的生存负起责任，不是比单纯服务社群和实践道德要好得多吗？

    我不相信一个政治家走上这条风险的路会不可避免地危及他的政治前途。这是一种错误的观念，它假设市民是傻瓜，而政治家靠玩弄这个傻瓜取得成功。事情并非如此。每个人都休眠著一种良心，休眠著某种神圣的东西。我们就是要对它寄以信任。

    女士们先生们，此刻我置身於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中也许是最著名的大学。请允许我就一个大国的政治说几句话。

    不言而喻，那些拥有最强大的国家和影响力的人也担负著最伟大的责任。不管喜欢与否，美国现在担负著指导我们世界要走的方向的最伟大的责任。因此，美国应对它的责任作出最深刻的反省。

    美国从未还清孤立主义的债务。要是它早点介入第一次世界大战，也许它就不必付出像它实际上遭受的伤亡那样的代价。

    同样的事情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当希特勒准备入侵捷克以及开始这样做的时候，西方民主国家暴露出它们缺乏勇气，你们的总统致函捷克总统，恳求他与希特勒达成某种协议。要是你们的总统不哄骗自己和整个世界相信可与这个狂人达成协议，要是他反过来作出威胁的姿态，也许第二次世界大战就不会发生，千千万万的美国青年也就不必战死沙场。

    同样地，就在那场战争结束之前，如果你们那位怎麽说也是一位杰出人物的总统斩钉截铁地向斯大林瓜分世界的决定说一声“不”，也许花费美国千百亿美元的冷战也不会发生。我恳求你们，不要再重犯这些错误！作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你们根本就没有逃避责任的余地。

    现在的问题还不只是反对有人想再次把世界分成利益集团或征服与他们不同、比他们弱小的人那麽简单。现在的问题是拯救人类。这是一个我已谈过的问题，也就是要把现代文明当成多元文化和多极文明来理解；要把我们的注意力转移到人类文化尤其是我们自己的文化精神根源；要从这些根源吸取力量，勇敢而高尚地创造世界新秩序。

    不久之前我参加了一次重要的周年纪念盛宴。有五十位国家元首，也许更多，出席了这次盛宴，纪念人类历史上那场最伟大的战争的英雄和受害者。这不是一次政治会议，而是一次社交活动，主要是想向受邀请的贵宾表示殷勤和敬意。当座位安排计划公布时，我吃惊地发现我邻座那张桌的贵宾并不像其他桌子所安排的、只是某个国家的代表那麽简单；他们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七国集团”。我的感受很复杂。一方面，我觉得世界上最富裕和最强大的国家的元首能经常见面，尤其是可以在这次盛宴上非正式地谈话和增进彼此的了解，真是太美好了。另一方面，我不禁有点毛骨悚然，因为我不能不觉察到，有一张桌被挑选出来，当作特殊的和特别重要的。那是一张给大国们坐的桌子。我有点不能自己地想像，坐那张桌子品尝俄国鱼子酱的人正在把我们与他们分开，而不徵求我们的意见。也许这只是一位前戏剧家甚或一位未来戏剧家的怪念头。但我想在这里谈谈。理由只有一个:突出存在于这些大国的责任与它们的傲慢之间可怕的鸿沟。座次的设计——我想这不是列席的总统们的建议——不是由对世界的责任感，而是由强权的陈腐骄傲来决定的。

    但是，正是骄傲把世界引向地狱。我提出另一种建议：谦虚地接受我们对世界的责任。

    在各民族和各种文明、文化及宗教之间共存的问题上，有一个伟大的机会是我们应当把握并把它发挥至极限的，这就是超民族或宗教社群的出现。迄今，世界上有很多这类社群，它们具有多样化的特色和不同程度的一体化。我相信这种近似性。我相信存在於民族国家与世界社会之间的机体，这些机体可作为全球沟通和合作的重要媒介。我相信，在一个我所说的每座山谷都渴望独立的世界，这种迈向一体化的趋势必须获得最有力的支持。然而，这些机体切不可成为仅仅是为一体化而一体化的体现，它们必须是使每一宗教每一民族既可以成为自身又可以与其他宗教和民族合作的众多工具之一。也就是说，它们必须是这样一种工具：使那些在地理上、种族上、文化上和经济上相近并且有共同安全利益的国家和民族能够形成联盟，从而改善彼此之间以及与世界的沟通。与此同时，所有地区社群必须克服这种恐惧，即以为其他社群都在针对它们。以共同传统和共同政治文化形成的地区性集团应被视为世界范围的合作的自然组成部分。例如，北约成员国扩大了，把该地区那些觉得在文化上和政治上属於北约保护范围的国家包括进去，但是如果俄罗斯把这种举动看作是一种反俄罗斯的举动，那麽这是表示俄罗斯仍未明白这个时代的挑战。

    最重要的世界组织是联合国。我想，联合国成立五十周年可当成一个反省的机会，反省如何给该组织注入新的社会精神特质、新的力量和新的意义，使该组织成为构成我们地球文明的所有文化之间良好合作的、真正的、最重要的场所。

    但是，如果不理解这种崭新的精神动力，那麽不管是加强地区组织的力量还是加强联合国的力量，都难以拯救世界。我把这种崭新的精神力量视为人类继续幸福生存下去的唯一希望。

    我已经就政治家应该做些什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然而，还有另一股力量，它对普遍心态的影响与政治家同等重要，甚至更重要。

    这股力量就是大众传播。

    我是到了命运把我推入高层政治的王国里之后，才充分地认识到媒体的双重威力的。双重影响力并非媒体独有。它仅是我已谈及的当今文明双重属性的一个组成部分或一种体现。

    多亏有了电视，全世界一夜之间发现有个叫做卢旺达的国家，那里的人民正在遭受难以置信的痛苦；多亏有了电视，它使我们有可能向那些受苦的人提供至少一点儿帮助；多亏有了电视，全世界在数秒之内就被发生于俄克拉何玛城的大爆炸所震惊，同时明白，那是对所有人的一次重大警告；多亏有了电视，全世界都知道有一个获得国际承认的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国家，并知道从世界承认这个国家的那一刻开始，国际社会就在徒劳地试图按照一些从未被任何人承认为任何人的合法代表的军阀们的意愿、将这个国家分裂成一些奇形怪状的小国。

    这是当今大众传播，或者说，那些采集新闻的人的神奇的一面。人类感谢那些勇敢的记者，他们甘愿冒著生命危险去那些有悲剧发生的地方，以唤醒世界的良心。

    然而，电视也有其不那麽神奇的另一面，即它仅仅陶醉於世界的各种恐怖事件中，或无可饶恕地使这些恐怖事件变成老生常谈，或迫使政治家首先变成电视明星。但是哪里有谁白纸黑字地写明，某个人在电视上表现出色，就意味著他政绩骄人？我不能不震惊於电视导演和编辑怎麽摆布我，震惊于我的公众形像怎样更多地依赖于他们而不是依赖于我自己；震惊于在电视上得体地微笑或选择一条合适的领带是多麽重要；震惊于电视怎样强迫我以调侃、口号或恰到好处的尖刻，来尽量贫乏地表达我的思想；震惊于我的电视形像可以多麽轻易地被弄得与我的真人似乎风牛马不相及。我对此感到震惊，同时担忧它不会有什麽用处。我认识一些只懂得以电视摄影机的方式来看自己的政治家。电视就是这样剥夺他们的个性，使他们变成有点像他们以前的自己所制造的电视影子。我有时候甚至怀疑他们睡觉的姿态是不是也像电视里那样象模象样。

    我并非因电视或报章扭曲或忽略了我的话、或把我编辑成一头怪兽，而感到愤慨。当我明白了一名政治家的浮沉往往更多地依赖于它们而不是政治家本身时，我并不对媒体感到愤怒。引起我兴趣的是别的事情，是那些掌握大众传播媒介的人的责任。他们也要承担对世界的责任和对人类未来的责任。就像原子的分裂能够以千百种方式无穷尽地丰富人类，同时也能够以毁灭来威胁人类一样，电视也可以有善恶两种结果。它快速、富於暗示，且能在前所未有的程度上传播理解、人性、人类团结和灵性的精神，它又可麻醉整个民族以至各大洲。就像我们对原子能的利用端赖于我们的责任感一样，恰当地利用电视的进入千家万户和每个人心灵的威力，也端赖于我们的责任感。

    我们的世界是否能够避过当今所有威胁它的东西而获救，尤其端赖于我们人类能否诉诸理智，端赖于他们能否理解他们的责任的重要性以及发现一种牵涉到每一个生灵的新关系。世界就掌握在我们手中。然而有些人对它的命运的影响力要比另一些人强大。一个人的影响力愈大——无论是政治家还是电视主持人——他们所要承担的责任感也就愈大，他们仅仅顾及个人利益的考虑也就应愈小。

    女士们先生们，在结束之前请容许我作简短的个人发言。我生於布拉格，在那里居住了数十年，但没有被赋予得到适当学习或访问其他国家的机会。然而，我的母亲从来没有放弃一种秘密的、而且是奢侈的梦，即有一天我可以在哈佛学习。命运不允许我圆她这个美梦。但却发生了另一件事，一件连我母亲做梦也想不到的事，我竟然不必在哈佛学习就获得一个哈佛博士学位。

    不仅如此，我得以有机会访问了新加坡和无数其他异国地方。我得以有机会明白这个世界是多麽小、以及它是怎样用无数的事情来折磨自己的，而如果人们能够在他们自己身上找到多一点勇气、多一点希望、多一点责任、多一点互相理解和爱，它原是不用如此折磨自己的。

    我不知道我的母亲是不是正从天堂里俯视我，但是，如果她正在俯视我，我可以猜到她大概会想些什麽。她会想，我正在把我的鼻子探进只有那些在哈佛严格攻读政治科学的人才有权利把他们的鼻子探进去的问题里。

    我希望各位不要这样想。

    【原刊编者注】本文是捷克共和国总统哈维尔先生在美国哈佛大学授予他

    荣誉

    博士学位的典礼上的演讲。本刊获准发表此文。本文翻译为黄灿然，标题为译者所加。

    原载【当代中国研究】一九九九年第一期（总第64期）

    (黄灿然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