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员的尊重。她们从分成两边的欧洲征集签名。我发现她们很感人：她们可以轻而易举地和她们富有的丈夫乘游艇巡游地中海，但却在这儿奔波于游说将世界变得更加美好。我对她们感到很抱歉，因为布拉格著名的女性持异议者根本没有人想签名（可以理解地，请愿者甚至并不企图接近非持异议者。）其原因不在于布拉格女性持异议者不同意声明的内容。她们互相之间并没有通气，但作为个人，都赞同一个理由：对她们来说，作为妇女来签名，这有点滑稽。那些不需要签名的男人，以一种骑士般的殷勤和微笑来对待这种妇女运动，而在女性中，最普遍的心情是对全部事情深深的厌倦，这种厌倦更在于她们不能免除决定签还是不签，她们不能表现得宽宏大量。（顺便地说，最终有五个人签了名。）

    我惊讶我的女性朋友在性别联盟的问题上，这种突然并且自发的厌倦从何而来。它令我感到吃惊。

    稍后我找到了答案。我在前面提到的一种中欧传统气氛，说到底是深深的讽刺和自我讽刺，同时还有幽默和黑色幽默，以及在这个背景之上，对于将我们自身的尊严无意识地夸张到喜剧水平的强烈恐惧，对于怜悯、感伤、夸张的恐惧，米兰昆德拉称之为与世界的抒情关系的恐惧。的确，我的女性朋友突然感到了这种恐惧。当参与一种国际性的冒险时，她们也许在将自己弄得滑稽可笑。她们恐惧自己变成“达达”——从捷克艺术理论家卡莱尔塔吉（Karel

    Teige）那里借来的一个词，也就是说，通过强调她们无助的女性立场而寻求支持所表现出来的一本正经，会使她们变得可笑。显然，这令她们想起了捷克电视台的副台长芭拉丝女士，她在电视讲话中频频提及官方的“和平”这个题目，充满了对妇女儿童虚饰的同情。我的持异议的女性朋友当然知道许多我国妇女的不幸处境。但是仅仅是从妇女的角度来提出问题，那么其本身就会受到质疑。我并不想嘲笑女性主义，我对此一无所知并相信这远非少数歇斯底里或无所事事及怨愤的太太们的发明。但是，我不得不指出，在我们国家，尽管妇女处境比西方妇女坏得难以比较，但女性主义看上去简直就像“达达”。

    准确地说，女性主义不是这儿讨论的话题。我仅仅想描述这种奇怪的、几乎是神秘的对于所有夸张、激情、抒情性和戏剧性及过于严肃的东西的恐惧，和我们的精神气氛密不可分。它和我们对于乌托邦的怀疑是同一种东西和来自同样的根源，并经常是同样深广的：激情澎湃和唯理性的乌托邦不过是同一枚钱币的两面。

    我可以举另外一个例子。显然在《七七宪章》的文件中开玩笑是不合适的。然而最近在一个具体的上下文中令我考虑到，有人也许对《七七宪章》似乎把自己弄得过于严肃而感到厌倦。仅仅读到其文章而不知道其作者，人们很容易获得这样的印象，数十年来，《七七宪章》不得不再三重复同样的主题，把自己固定在自身的严肃、殉难和名声上面，而不能自我更新，和自身保持距离和拥有健康的自我意识，并因为这个缘故，它也许终结在看起来并非故意的滑稽可笑上面。我不知道这个印象是否真的存在，如果是这样的话，它是怎样扩散的，我甚至不能判断它是否有道理或对我们是否不公正。不管怎么说，这值得深思。

    在我们中欧的语境中，似乎存在着一种将最认真的东西和最富于喜剧性的东西奇怪地交融在一起的途径。更准确地说这是某种距离感、自我更新和将自己看得很淡，它将我们的关注和行为直接导向一种分崩离析的严肃性。难道卡夫卡，这个国家最严肃和最富悲剧性的作家，不同时也是一位幽默家？任何人读他的小说而不发出大笑（如同卡夫卡自己在向他的朋友大声朗读的那样）便没有理解它们。捷克人哈谢克或奥地利人缪塞不正是一位悲剧性的讽刺大师或讽刺性的悲剧大师？在瓦苏里克（一个持异议者作家）的《捷克释梦》中，不正是压抑和幽默互相混合以及甜蜜和绝望融合在一起？

    在捷克斯洛伐克一个持异议者的生活真的不是一件特别的乐事，在捷克斯洛伐克坐牢更不是。我们对这样的事情不停地开玩笑并不和它们的严肃性相冲突，毋宁说，是它们的不可避免的结果。也许如果我们不及时意识到事情有多荒诞和全部这些多么富于喜剧性，我们就简直根本不能承受一切。国外许多同情我们的人不能理解我们的笑话或视之为犬儒主义。（不只一次地我说起过这个，当我和外国朋友们见面时，我不能翻译出我们所说的许多东西。）我的一位持异议者朋友，当他在美国大使馆尝着异乡的美味佳肴时，用帕托切克的名言招呼我们：“为某些事情做牺牲是值得的”，我们都大笑起来。我们中没有人认为这是对帕托切克的遗产、他的悲剧性死亡和持异议者立场的整个道德基础的不尊重。

    简言之，也许这是捷克文化中平民传统的一部分，但这儿我们倾向于更敏锐地意识到这个事实：任何人若是将自己弄得太严肃，很快便变得滑稽可笑，而一个人总是嘲笑自己则不能真正地滑稽可笑。

    出于许多原因，西方人比我们更害怕战争。他们也显然更自由，生活得更自在，对他们来说反对军备也没有什么不能接受的严重后果。也许所有这些使得那边的和平斗士——从这边看起来——有点过于认真，也许还有点戏剧性。（也许令我们感到难以忍受地意识到的还有另外的方面——对他们来说，为和平而斗争也许比一个具体的裁军要求更重要，这是建立一个破除成规、免除**的社会结构的机会，是一个生活在更富有人性的共同体之中的机会，是越出消费社会的成规老套和表达对这些老套抵制的自我实现的机会。）

    我们对所有夸大其辞的东西的反感和任何不能自审的东西的反感也许导致了我在这里分析的沉默。因为我们为自己对世界命运的关心付出了可观的代价，我们也许更强烈地需要不拿自己太当回事，需要去亵渎这个圣坛，像巴赫廷（Bakhtin）轻易地安放它一样。仅仅因为这个原因，我们更倾向于沉默而不是对找到我们的西方和平斗士抱以最热切的夸张反应。也许将我们的黑色幽默和战无不胜的怀疑主义强加他们，要求他们忍受我们严酷的磨难，要求他们学会以一种讽刺性的眼光看自己，像我们那样，都是荒诞的。然而，如果他们指望从我们这里得到他们自己的言过其实的说辞，也是同样荒诞的。互相理解并不意味着变得互相喜欢，仅仅是互相理解对方的个性。

    八

    有关我在这里所涉及的沉默，的确还有另外一些原因。例如，捷克斯洛伐克仅仅从自己的命运中便太知道一种绥靖政策将导向何处，他们仍然没有从中恢复过来。许多年来，历史学家们喜欢推测如果能避免第二次世界大战世界将会是什么样子，如果西方民主国家有能力及时抵制希特勒将会出现什么样的结果。这个国家的现状从慕尼黑会议便开始走下坡，对任何引起往事的导向罪恶的战前妥协表现出尤其敏感，这是很正常的。我不知道这个国家在任何极端处境中还有多少真正的勇气。然而我知道：有一个想法坚定地根植于我们共同的意识：没有能力去冒险，说得极端点，生活自身会拯救给予其意义的东西，一种人类的维度不仅导向意义的丧失而且最终不可避免地失去生命本身——不只是个人的生命也是成千上百人的生命。当然处在一个核武器可以毁灭人类种族的世界上，许多事情都改变了。然而基本的教训是，人们不应该在沉默中忍受暴力，期望一切会顺其自然，按部就班。（否则则意味着一劳永逸地向非人性的技术屈服。）面对一种相信奇迹能够改变而不是促使战争的到来的态度，我不能想象有什么样的世界、什么样的人性、什么样的生活和什么样的“和平”将打开大门。的确，一种道德的律令和具体的发挥作用的政治技术是两码事。我相信存在着比盲目的模仿（即立即采取和你的对手相同的方式竞赛）更有效和更有意义的抵制暴力或暴力威胁的途径。当然，这个问题已经离题太远。

    因此请允许我举另外一个例子来说明。西方和平运动从来没有任何大会或由成百上千人参加的游行来反对这样一个事实——５年前，一个重要的欧洲国家侵犯了一个中立的小邻国，控制其版图并进行种族清洗，已有报道说死了一百万人和造成了三百万难民，当一个朴素而敏感的东欧人注意到这些，你怎么指望他还有多少信任甚至欣赏西方的和平斗士？严重地说，一种和平运动，完全没有意识到今天唯一的战争是由一个欧洲国家引起的，你让我们会作何感想？至于这种理论——侵犯的牺牲品和他们的辩护人都得到了来自西方体制的同情，那么他们便不值得得到来自左派的支持——这种难以想象的意识形态机会主义可能引起的唯一反应是完全的厌恶和无边无际的破灭感。

    九

    显然苏联阵营内的居民们对和平事务的沉默有着多种原因：其中有些是所有这些国家都存在的，有些产生于某个地区而不同于其他。

    可以理解地，这些因素不同程度地进入东欧持异议者的思考。如果我们考虑到苏联阵营内部每个国家不同的社会状况，每个民族有其自身历史的、社会的、文化传统、经验及行为方式，并且最终，当我们考虑到持异议者尽管为数不多，仍然组成了一个高度多样化的团体（显然，如果被允许存在的话，每个民族的持异议者都反映出这个民族全部政治立场的多样化，）那么西方和平运动未必能从我们方面得到一个统一而具体的和平计划。

    但是这儿似乎存在着类似“公分母”的某种东西，如果我们也有机会去做的话，我们也可能会同意某些基本的想法。至少，从我见过的文本中得出这样的印象：于其中出现的某些意旨令人吃惊地反复出现。这不是巧合。显然，相似的经验导向相似的考虑、意见和确信。并且如果他们真的代表东欧人的经验和想法的一个共同的“公分母”，那么它的确值得注意。

    勾勒出这个“公分母”肯定不是这篇文章的目的。我仅仅试图总结出某些对独立的中－东欧人来说，关于和平运动及其特点的某些共同之点的考虑。

    一、最重要的，尽管普遍保持沉默，但这儿仍然有着对生活在成熟的消费社会的那些人将世界的命运放在仅仅是个人的考虑之上的这种道德操守的基本认同。在这儿我们不是在做同样的事情，尽管以不同的方式和在不同的情境下？在我们持异议者当中，这种自然的考虑保证了对西方和平运动的一种基本的淡薄。

    二、更为直接也更容易引起争论——战争的危险不是由武器引起而毋宁说是由一个分裂的欧洲和分裂的世界政治现实引起的，这种现实造成了和直接要求武器的生产和部署，并最终导向它们的使用。真正的和平不能靠反对一个具体的武器系统而产生，因为这仅仅涉及结果而非原因。当然，反对武器等于反对所有的武器，不仅是那些适用于安营扎寨来抗议的武器，这样可能促使政府加快多种多样的裁军协商，这也许是我们最可能指望的。

    三、仅仅是单方面的裁军协议不能解决当前的危机，即使它们是成功的（根据我们的经验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到目前为止，任何达成协议的东西不久就加速运行，而并没有取得同意。最好的情况下，成功的协议也许创造一种对危机解决的更有利的气氛。然而，气氛是一回事，解决危机是另一回事。根本地来说，它们无助于事，只会让核威胁的现状持续下去——只不过以一种更小的核技术规模。

    四、于是真正的欧洲和平唯一有意义的方式——不是简单地停战或“不要战争”，而是从根本上调整当前危机所根植的政治现实。这将要求对方从根本上放弃他们的保持现状（将欧洲分为不同阵营）的防务政策，同时也是权力或超级权力的“利益”建立起上的政策。他们必须付出完全不同的努力——奔向一个友好的自由共同体和独立的民族、民主的欧洲。在欧洲威胁和平的不是将要到来的东西而是现状本身。

    五、没有自由、自尊和自治的公民，便没有自由的和独立的民族。没有内部的和平，即公民之间、公民和他们的国家之间的和平，便没有外部和平的保证。一个政府忽视其本国公民的意愿和权力，便不可能保证其尊重其他人民、民族和政府的意愿和权力。一个政府拒绝其公民参与行使权力去监督权力的运用，也将变成对于其邻国的一个威胁：内部的独裁统治将反映到专横的外部关系中来。对公众意见的压制，对权力的公共竞争和公共行使的完全取消，导致了政府对其军队任意任意支配。一个被操纵的大众可能被滥用于任何军事冒险。在某些领域的激起的事出有因的恐惧造成了对每件事情的恐惧。对自己的人民毫不犹豫地撒谎的政府也将对其他政府毫不犹豫地撒谎。所有这些得出的结论是，尊重人权是基本的条件，并且是真正和平唯一的保证。压抑公民和人民的天赋权利不能保证和平——相反，只有危及和平。一个最终的和平和裁军只能是自由的人民的事业。

    我在这里试图详尽描述的这种位置在欧洲的我们这个地区许多独立作家的笔下有着无数的、高度多样化的体现。一一摘出他们的观点或重复他们已经写下的东西将是不必要的。这是苏联阵营内部各种不同的独立的公民创制和团体的一个大致的态度。

    显然，对于极权国家公民艰难的日常经验的沉思总是十分合乎逻辑地导向一点：再次意识到人权、人类尊严和公民自由的重要性。这是我所强调的重点，有充分的理由认为，这也是所有关于和平思考的重点。也许对和平的基本前提的这种认识——它是以很高的代价换来的和包含了一种新的热情——才是我们这个地区独立的有思想的人们为今天共识所做出的最重要的贡献。

    对我们来说这很简单，我们不再理解怎么有人仍然相信可以绕过富于人性的存在和以受奴役为代价的裁军，对我们来说这是最愚蠢的乌托邦，即希望世界上所有的武器将自行变成废铜烂铁或者乐器。

    强调在和平与人类自由之间的连续性自然倾向于说明我们这个地区所处的不同的时间和空间，和平和人类自由以多种方式，取决于特殊的情况和语境。当然，由于我们坚持将人权引进关于和平的每次讨论，指出情况的复杂性和表明不一致的态度，出于显而易见的原因，我们都成了彻底无望的人，没有人听我们的，我们也得不到任何帮助。

    十

    我正在讨论的这些事情对我们来说已成为老生常谈，因此不得不再三解释它们几乎有点尴尬。然而，对于许多和平运动的信徒来说，他们并不明白，而我们除了再三解释而外没有别的选择。不止一次地，当我与和平活动分子对话或在某份东西上签名时，我产生这样的想法：我们的理想也许是了不起的，甚至是令人惊讶的（！），但同时它们太抽象，太“哲学化”，不是充分政治性的、不那么容易理解和一针见血，因而也难以贯彻。我有这样的印象，我的对话者十分习惯于那种口号、声明式的东西，清晰而毫不含糊的要求，这些东西适用于标语牌和印在Ｔ恤上面，但不适合严肃全面地考虑问题。我们对此无能为力。我们的理念来自实践的、真实的政治。

    当问及我们关于和平这个问题基本的视角时，我们的看法显然十分明了。然而更为严肃和更为复杂的是，我们被要求解释面对真实的政治行为的世界，我们如何设想我们全球的、或“哲学性”的概念：什么是我们实际上想要的？依我们看，什么样的政治尺度、什么样的秩序是我们指望欧洲所考虑的？

    这儿首先困难的在于东欧的持异议者对于这些问题的看法也有广泛的不同。

    例如在波兰和匈牙利，有人相信改变欧洲现状和通往真正和平的首先的也许是最重要的步骤是在中欧陡峭的边境上建立两个阵营之间的中立国地带。对这项建议的许多反对意见认为——这是所有可能的要求中最不具有现实性的一种，实际上苏联不会放弃它的那些受庇护的国家，不会允许它们走向中立。此外，也有人说这是不道德的，因为事实上这意味着一个损害他人的结果——当我们自由时，欧洲的其他人却在付出最大努力！对此的批评还有，这种不道德在于它的毫无希望：建立在分裂的欧洲之间的一个“无人区”不会带来和平。冲突的危险将继续，如果灾难到来的话，那么中欧国家将首当其冲地成为一片废墟。（我们的记忆中的历史难道还有别的情况吗？）寻求躲在世界的混乱背后，像瑞士那样，将一夜之间变得无足轻重。

    其他人建议两个军事阵营的直接解除和美国及苏联军队从其欧洲盟国的版图上撤走（这自然导致所有部署在欧洲的所有核武器的消除）。说句个人的看法，这看上去十分可爱，尽管我并不明白谁或什么力量可能劝使苏联解散它在欧洲卫星国的全部密集型军队——尤其是如何将其部队从这些国家的版图上撤走，这才迟早放弃对这些国家的政治统治。

    另外一种声音，顺便地说，也是具有特别权威的一种，认为只要德国是分裂的欧洲也将是分裂的。因为这个缘故（而不是因为德国右派想要统一，）我们必须首先要求一个德国的和平条约，这不仅将保证现在欧洲的边界而且同时给两个德国提供逐渐联合的前景。如果德国的问题解决了，双方解除军备的协议才更为现实。这个视角是如此有说服力：如果柏林仍然由一堵墙分做两截和德国的问题尚未解决，怎么想象一个没有一系列协议和没有超级大国保护的——如此“保护”——欧洲？

    这个提议也引起了一系列的反对：它被认为具有挑衅性的，会激怒所有死去的人和每一方的感情；许多人担心重建一个大德国，担心一个机械性的德国在欧洲统治的危险，等等。

    最后，还有人相信提出所有这些大胆的提议是毫无意义的，因为任何人不会据此而行动，有权势者发现它们毫无必要地让人恼怒。他们会说，遵守那些已经制定的各种条约（例如《赫尔辛基条约》）和要求它们得到落实，显得更有意义。或者支持那些不夸大其辞的姿态但却是多样化的小步骤，这将逐渐走向一种遍及欧洲的健康气氛，使得人们的头脑冷静下来和逐步裁军，以及消除紧张状态。

    除了这些，还存在着大量的建议和视角。（为完整起见，尽管这并不涉及重建欧洲的立场，我也愿意提到另外一种在持异议者中造成分歧的观点——他们对于美国的态度。其中一种观点接近西方左派那样激烈地反对美国，而另一种观点则倾向于里根的国家：既然苏联是罪恶帝国，那么美国则是善的国土。至于我自己——也许没有人在乎——我对美国、美国体制、和美国的外交政策不抱太大的幻想。当然两个超级大国各自国内自由的程度和由此形成的国际政治的可信性之间的差别，对我来说如此深刻的不同，以至将它们目前的状况看成是对称的，在这个意义上，这两个庞然大物同样的危险，对我来说是一种畸形过分简单化。是的，两者都很危险，但是以不同的方式；以同样的方式肯定不危险。

    在我们这个地区考虑这个问题所卷入的另一个困难，比我们正在描述的观念上的不同更为严重。它根植于一种如此模糊、很难描述但却是如此强烈的感觉，即所有这些讨论是无效的和没有意义的，这也许有点奇怪，然而，正如我将要解释的，这说到底是十分符合逻辑的，这种心情浮上心来不仅在于局限在关于和平的一般“哲学性”的思考，而且在于不得不面对的具体的政治。

    一个中欧的头脑——怀疑主义的、适度的、反乌托邦的、难以言说的和被日常地面对肆无忌惮的力量弄得心力交瘁——当他们一下子被抛进欧洲未来仲裁人的角色，不可避免地会产生“达达”这样一种情感。问题在于怎样摆脱这种工作的彻底毫无希望的感觉和没有意义的感情；摆脱恐惧任何将欧洲转变为一个和平大陆的具体的及技术性的概念，是全部今天荒谬可笑的乌托邦的表现，和任何其他的乌托邦一样；以及摆脱某种个人的双重恐惧——被他审慎的邻居当作一个嘲笑的靶子，和从真实的生活跌入童话的云端之中。

    疯狂的和不切实际的英雄主义，隐藏在持异议者立场最初的起点之中。持异议者基本上是一个堂吉诃德。他孤独地写他的批评分析文章，要求自由和人权，他的手中仅仅有一支笔，却面对着十分庞大的国家和其警察。他写作、喊叫、提出要求和呼吁法律，——但同时他又知道迟早他们为此要把他关起来。那么为什么还有那些顾虑呢？在不切实际的愚蠢举动中，他不是感到如鱼得水吗？我将试图解释持异议者“天然的蠢举”和当他被要求在关于重建欧洲的规划上签名而让他吓一跳的那种蠢举的之间的区别。

    正如我不止一次地写到的，我相信持异议者现象产生于根本不同的政治环境中，而不是当今世界的普遍状况。也就是说，持异议者根本不在真实的权力领域中运作。他也不追逐权力。他不想进入政府也不寻求选民。他不试图向大众谄媚，他不能提供和允诺任何东西。如果可以的话，那么只有他自己的血肉——那是因为他无法用别的办法来确证他所坚持的真理。他的行为仅仅和他作为一个公民挂钩，而不计较代价。他的“政治”承担最内在的基础是道德的和存在的。他所做的每一件事，首先是为了他自己：为某种他始终在思考的东西，这种东西使得他不能继续“生活在谎言之中”。仅仅这样才产生了（并可能产生）一种“政治”动机：某种希望——模糊、不确定、和难以自我论证的——这样做同时也具有普遍意义。这是“政治之外的政治”的希望，是“在权力范围之外的政治”的希望，通过其自身所隐藏的东西和复杂的途径能够造成某种引发性的效果。这种大声说出真实、表达对人性的关注，显得有点飘忽但却有一种内在的权力，甚至是一个具有放射性的词，便能够给一个社会“隐藏的良心”留下一个痕迹。（这种视点一个固有的方面是，持异议者更象是描述和分析当下的状况而不是展示一个前途。他更是一个关注哪儿出了差错的此时此地的批评家，而不是将要到来的某种更好的东西的策划者。他视自己的使命为抵御制度的压力保护人性而不是想象一个更好的制度。至于说到前途，他更关注它所依据的道德和政治价值而不是怎么和由谁来落实。说到底，他知道未来的实质不是由他现在的愿望而是依据很难预料的、尚未到来的进程所决定的。）

    这便是持异议者“天生的蠢举”的世界。它是有意义的，因为在它的限度之内，它是始终如一的。它是策略的因为它不让自己受制于策略性考虑。它是政治的因为它不玩弄政治。它是具体的、真实的和有效的——不是没有考虑到其愚蠢实际上正因为如此。的确，因为存在着某种忠实于蠢举的东西，忠实于自己的东西，它是整体性的和未被分离的。这也许是梦和理想的世界，但不是乌托邦的世界。

    这个真实的世界，不管生活于其中是多么不舒服，它还是提供了某种明确的优势：发现自己处于真实的权力和传统政治实践之外的世界，即外在于功利、权术、妥协、和受半真半假的不可避免的操纵，持异议者可以保持自己的面貌，甚至可以笑话他自己，而不把自己弄得对每个人都滑稽可笑。

    只有当一个持异议者超出了他本来的界限和进入真实权力的现存格局，处于众目睽睽之下，他才将自己弄得滑稽可笑。只有这样他的冒险才成为一个乌托邦。这时他接受真实权力的视角而没有任何真实的权力；他进入权术的世界却没有能力行使权术，甚至没有真实权力的许可证，也没有人要他这么做；他不再服务于真实而企图将真实走私到服务于权力的世界中去，不能也不愿对自己真实；他试图在真实的世界之外继续说出真实；站在权力的世界之外而推测权力或考虑怎样去组织权力。他将自己一个竞争者的受人尊敬的角色交换为一个自我任命的强权的顾问这么一个畸形角色。在梦想者的角色中他不失常，正如在一个权术家的角色中他不失常一样。他变得失常仅仅因为他变成一个在梦想中玩弄权术的人。一个梦想玩弄权术的人是没有一个部的部长，没有一支军队的将军，没有一个共和国的总统。从他作为历史的一个目击者的位置中异化出来，不受欢迎地成为历史的组织者，他发现自己处于一个奇怪的真空之中——不在权力之内也不在真实之中。

    提到所有这些，并不是建议苏联阵营内的持异议者不要去议论他们生活于其中的政治现实和政治可能性，不要去检视其行为不同的效果和寻求扩展它们，也不要去反思如何和在哪里他们可能或不可能实现他们的真实。历史是难以预料的，我们需要准备全部的可能性：例如记住波兰工人保护委员会的持异议者如何在一夜之间变成实际的政治家。

    我只是力图解释，为什么我相信东欧的持异议者当他们被要求参加和平运动时，以他们自己鲜明的方式所表现出来的通常的谨慎。

    （崔卫平

    译

    沈睿 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