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西方的许多和平组织，似乎越来越变成非官方的民间同盟，而不是东欧的这种由政府资助的和平委员会。对那些独立于政府而关注全球事务的人们来说，在我们这个地区，他们则转向一般人们所称的持异议者。我们被邀请参加和平会议——事实上不能出席则是另外一回事。我们接受代表不同和平组织的来访者，被约请参加对话和协作。当然，所有这些并不意味着在西方和平运动内部存在着天然一致的态度。相反，更接近真实的是，当找到东欧的持异议者时，笼罩在他们心头的似乎是一片沉默和某种谨慎，如果还不是彻底的不信任和无所适从的话。

    这种沉默的原因并不难想象。我们的政府不满意任何和我们接触的人，说到底是他们而不是我们更能影响世界的命运，他们需要第一手的接触。另外，对西方和平斗士来说，在欧洲东半部分的持异议者一定像是奇怪地卷入他们本地的事务，致力于拔高人权（好象人类继续存在不是更重要的！），令人可疑地对社会主义现实抱有成见（如果不是反对他们的社会主义理想的话），当然不足以批评西方民主，乃至也许还在秘密地同情西方军备。简言之，对他们来说，持异议者倾向于是雅尔塔分界线以东的西方军队的第五纵队。

    当然，这种沉默是互相的。显而易见，东欧的持异议者对西方的和平运动也抱同样的态度。当我们读到涉及和平事务的西方文本时，我们通常发现其形形色色的观点也令我们陷入某种沉默。

    我不知道我是否能做到有助于更好的互相理解——对此我倾向于怀疑。但不管怎么说，我想从我们自身这方面试图描述这两种沉默的原因。

    从表面上看，持异议者显得是一小块很不重要和如此奇异的飞地——非常激进，在一个铁板一块的社会中用一种完全不同的声音说话。这个意义上，他们的确是这样一种飞地：只有很少的人数，而且这个国家运用其权力尽力创造他们和社会之间的巨大断裂。的确，他们在某个方面不同于社会中的大多数人：他们公开地说出头脑中所想的东西而不计后果。然而，这种区别几乎是不重要的。问题在于他们所表达的观点是否真的不同于他们周围的大多数同胞。我不这么认为。相反，几乎每天我都接触到某些令人鼓舞的证据，表明持异议者所说的和其他大多数人私下里所想的并没有什么不同，事实上，如果我们比较持异议者在文章里所表达的和我们从周围的人们所能听到的——不管是在私下里还是喝了几杯之后——我们便能得出这样一个悖论：持异议者在人群中是不那么激进、危险和更为忠诚的。我这样说是因为，如果我们要想考量涉及和平事务时持异议者特殊的沉默，我们首先需要考量他们行为的社会语境，即共同的经验、视角、情感上的共鸣、政治性的表达、或者以他们独特的方式所体现的坚定不移。

    二

    也许首先要理解的是，在我们这个地方，“和平”这个词已经耗尽了其全部内涵。三十七年来，捷克斯洛伐克的每一个可能和不可能的公共场所，都张贴着这样的标语：“建设祖国，巩固和平”、“苏联是世界和平的保证”、“为我们人民和平劳动的更大成果（而奋斗）！”等等诸如此类。三十七年来，我们的报纸和其他各种媒介渗透着同样的关于和平的乏味的陈词滥调。三十七年来，我们的公民被要求扛着同样陈旧的和平标语走在规定的游行队伍中。三十七年来，有为数不多的人足够聪明地把自己弄成专业的“和平战士”，尤其是擅长重复官方口径和用国家的钱从事大量和平会议的观光旅游。换句话说，因为三十七年来，“和平斗争”变成了我们生活于其中的这个制度的意识形态外观的一部分。

    但是，每个人从无数日常的个人经验中得知，这个官方的外观彻底隐瞒了变得越加令人失望的另一种现实：在一个极权主义国家生活的全面荒芜、无所不能的权力中心和彻底无权的居民。“和平”这个词更像“社会主义”、“祖国”、“人民”这样一些词，完全减缩至服务于这样两种用途：一是那些摇唇鼓舌的聪明人的进身之阶，另一种是用来鞭打那些站在一旁的冷眼旁观者。这个词已经变成官方咒语的一部分，当我们的政府做它想做的（或者任何必须做的）时，念动它们至少换得少许安宁。

    在这样的环境中，这个词在我们的同胞中所唤起的不信任、怀疑、滑稽和厌恶的感觉，还有什么奇怪的？这并非是厌恶和平本身，而是对包含这个词在内的堆积如山的谎言的反感。

    这种厌恶的程度和作为一种触目惊心的社会现象，体现在这样的事实中：当我们的持异议者偶然试图在公共场合表达他们对和平问题的看法时，不管其观点多么不同于政府，他们都会受到人们的质疑，仅仅因为他们表现了对和平问题的真正兴趣。当人们抱有热情地从外国广播中倾听别的《七七宪章》的文件，寻找和复印它们，而《七七宪章》中涉及和平问题的文件却使人们缺少普遍的兴趣。我们的公民一听到“和平”这个词就要打哈欠。

    由官方造成的“和平”这个词彻底的贬值和无聊，仅仅是这里的人们对待“为和平而斗争”及和平运动保持沉默的一个原因，这乃是如此表面化的原因。在某种程度上，包括持异议者在内，因为他们在生活和周围的人们并非不一样的环境中。

    三

    在我国由官方发起的“为和平而斗争”其矛头直指谁？当然，是西方帝国主义和它们的军备。因此这个词在我国的含义无异于和苏联阵营的政策不偏不倚地保持一致，以及和其否定西方的立场保持一致。在我们的新闻中，“西方帝国主义”这个短语并不指热衷于主宰世界的某些个人，而更多地是指或多或少由民主选举出来的西方政府，和或多或少也是民主的西方政治制度。

    造成这种状况的进一步原因是：我们的媒介关于全球新闻的报道中，数十年来持续地寻求建立这样的印象，在西方唯一发生的事情是“和平斗争”——当然是这个词在这里的含义。这就是说，和平运动被用来当作西方人民向往苏联模式的**的证据。

    在这种情况下，你能指望一般的人们做何感想？就让那些西方的和平斗士想干嘛干嘛吧——他们会因为自己的幼稚和没有能力去了解真情而受到惩罚！

    让我们来想象——一个年轻的、热心的和诚恳的西方和平斗士找到一个普通的捷克斯洛伐克公民而不是一个著名的持异议者，请求他在一份反对北约军备计划的情愿书上签名，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总的来说，我可以想象两种可能的结果。一种是这位普通的公民礼貌地把他的客人送出大门。另一种是（也许更有可能）他把这个人送到一个秘密警察的代理人那里，迅速地在那份已经准备好的纸上签名，正像他在上班时于类似的准备好了的东西上签名一样——没有任何思考，仅仅在于摆脱麻烦。（一位更为狡猾的公民，不管其对军备计划的态度如何，也许试图从整个事情中榨取一个去西方的邀请。说到底，他习惯于开发新天地：也许存在着一个他生活中的第一个去访问巴黎的机会，在欧洲于一次蘑菇云的升腾中毁灭之前。）

    请允许我进一步强调这一点。想象我们的西方客人不幸碰巧撞上一位一辈子住在布拉格列塔（letna）地区的老先生，他将要和成千上百个其他人一道，很快被迫搬到布拉格郊区某些房产开发区去，失去他的老家和不得不付双倍的房租，（从哪儿出？）仅仅是因为苏军决定列塔地区是他们想要居住的地方。苏联军官——所有人中最为好战的和平斗士。在受到这位房东的冷遇之后，这位西方的热心人士将如何对他的惊讶做出辩解？

    我知道西方有些人相信整个和平运动是苏联的一个诡计。另外有人将其看作幼稚的梦想者的大杂烩，这些人拥有很多热情和很少的知识，（正好）为苏联人巧妙地加以利用。

    我并不同意这样的观点。当然我有个感觉是，如果一个人决定弄清楚东欧人的真实想法，他就必须承认在这里不可能比在西方有更多的支持者。

    我认为互相交流这样严酷的事实而不固执己见，是任何有意义的欧洲睦邻关系的首要前提。

    四

    在西方和平斗士中那些更有觉悟者不仅要求他们自己国家裁军，而且要求任何其他的国家同时裁军。因此他们期待东欧人更努力与各种苏联导弹作斗争而不仅仅是潘兴导弹。这当然有意义：每个人首先得把自己家里的事情办好。

    因为我眼下的题目是我们这个地区欧洲对于“和平”的沉默，我需要把注意力放在那些易于被忽视的方面：哪怕是再不一样，类似防务这样敏感的问题，若是表达与政府的政策不一样的观点，在这里要比在西方危险得不可比拟。说到底，西方的新闻界可以发表标有计划中的或已建成的火箭基地的地图，而任何关于武器的部署在我们国家都被看做国家机密。仅仅是泄露一个基地的所在地就能判若干年刑。如果我试图想象有人扛着一个反战布告牌敢于接近一个火箭基地或者——死了心吧——试图干涉它的建造，我认为那简直是异想天开。这不是象在英格兰，坐上十四天牢，并可以有来访者和包裹，而是要在瓦尔第斯（Valdice，我们捷克的新新监狱）服上十四年酷刑。我曾在一次警方的审讯中和我的审讯者提到我和某些西方和平运动成员的遭遇，他一下子说得我哑口无言：“不同的国家，不同的风俗”。

    是的，不同的国家，不同的风俗。对我的同胞来说，我总是强调我们不能用谎言来冒充责任感，把每件事推诿给当下的处境和超级大国以及这个又大又糟糕的世界。对国外的读者，我宁肯指出我们生活在一个其“风俗”的确不同的国家。在这儿说出反对火箭其效果意味着成为一个持异议者。尤其是这意味着彻底改变一个人的生活，意味着将坐牢当做一个人的家常便饭加以接受，意味着一下子放弃作为一个公民在我们国家拥有的为数不多的所有机会，意味着发现自己日复一日地处在一个神经过敏的世界中，始终恐惧门铃的响声，意味着变成微不足道的“自杀性的一小撮”中的一员，被人们无言的好心所包围，同时又是无言的惊奇——这个人居然可以为这类事冒如此风险，毫无希望地寻求改变不可能改变的事情。

    西方的和平运动对议会和政府的决定有着真实的影响，而不需要冒牢狱之灾。这儿这种风险是存在的，至少对政府做出决定的影响等于零。

    我并不是说这儿所有的行为都是没有意义的。我只是想要解释为什么很少有人选择行动。作为一个民族，我不相信我们真的更为怯懦。如果同样的情况出现在西方，我怀疑是否有更多的人采取行动。

    我觉得，以上这些是一目了然的。也就是说，需要再三重复的是，认为唯一的危险是示威者的营地所包围的武器，这种在欧洲逐渐增长的观点是错误的。

    五

    我并不敢断言整个苏联阵营的情况。但是我相信，至少我可以谈论我们捷克斯洛伐克人，长期处于“他们”的无所不能和他的无能为力之间的紧张关系之中。

    这个普通的公民知道，“他们”可以做他们想要的任何事情——拿走他的护照，把他开除，命令他搬家，派他收集反对潘兴导弹的集体签名，剥夺他受高等教育的机会，没收他的驾驶执照，在他的窗户底下建造一座散发盐酸气味的工厂，其化学元素污染他的牛奶到了难以置信的程度，仅仅因为他参加了一次摇滚音乐会便把他抓起来，任意地涨价，在任何时间和没有任何原因拒绝他的渺小的请求，没有任何解释，规定他必须读的东西、必须参加的游行和签名、他的住房面积、可以会面的人和必须拒绝的人。出于对“他们”持续的恐惧，这位公民须择路而行，十分知道即使是为公众服务的一个机会，也是一种被赐予的恩惠，是他们有条件地给了你。（我的一位朋友，是某个医学领域中的专家，接到邀请让她出席民主德国的一个专业会议。她的学术机构支持她的申请，但是她的上司不同意——当然，这个人是一位官僚而不是医生，正如这位官僚简单表明的，在这个国家，向其他国家学习科学方法不是一个有关科学发展的利益和出于对病人的考虑，而是由他们这些官僚上司恩赐给医生的一桩好处。）一般的人们就生活在这样的气氛之中，普遍存在着易怒、屈从、持续防卫性的自卫、背后说坏话、神经质、乃至是一种欲言又止的状态，他清楚地知道，甚至还没有去读任何持异议者的东西，“他们”便有可能做任何事情而他则一点也不能做。（在这些“处于下面”和“处于上面”的人之间，不存在一条明确的区分，没有人真正地知道“他们”是谁，所有的人都掉进了同样的陷阱，成为“他们”的一部分，而“他们”同时也是部分的“我们”，“他们”屈从于那些依赖“他们”的人——这已是超出当下论及的另一个问题。）

    现在来想象一下吧，我亲爱的西方和平运动者，当你拿着你愿为世界和平做些什么的问题来面对这种处于半衰竭状态的人们，他们会产生什么样的反应。他们会迷惑地盯着你看，疑心这次是一个什么样的阴谋等着他。

    对他来说，所面临的事情比和平与战争的问题要直接得多，或者说在我们的处境下，这类问题完全在他的能力之外。因为对于把他的家乡变成一片废墟——为了一点点煤，天晓得服务于什么样的工业——他绝对无话可说；因为他甚至不能保护自己孩子的牙齿免遭环境污染的损害，不能为了孩子的牙齿和心灵的健康成长从北波希米亚搬到南波希米亚，那么，他怎么可能去影响属于两个超级大国之间“星球大战”这类事情？所有这些对他来说极为遥远，就好象头顶上的星星在他的影响之外一样。这只有当人们摆脱所有这些“日常”的事务和厌倦导致的烦躁之后才能真正去做。

    撒切尔夫人为戈尔巴乔夫先生的魅力所吸引，在一个由电脑控制的完全理性化的世界上，我听说发动一场核战争，即整个文明世界（的命运）将取决于戈尔巴乔夫喝威士忌以及他打高尔夫这个事实——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得知人类还不是完全没有幸存的希望。但是这些对我们渺小的捷克人来说意味着什么？迄今为止他所知道的另外一个证据是：战争与和平是戈尔巴乔夫先生和里根先生之间的事，他又怎么能够进入他们的思想？他能够和他们共享一杯威士忌和一些高尔夫球洞吗？他甚至不能影响办护照的某些小官僚的头脑，这些人将决定是否允许他用多年攒起来的两个星期用于去南斯拉夫的旅游，如果被拒绝便没有申述的可能性。因此，当他不去考虑里根和戈尔巴乔夫之间作为“迈向和平重要一步”的某些神秘的星际条约，并且将此看作反对他的又一诡计，这有什么奇怪吗？

    我试图描述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普遍的沉默——至少在我国——不是对全球问题的天然冷漠，而是我们所生活于其中的社会氛围的一种完全可以理解的结果。

    我重申一遍，我并不是宣称我们什么也不能做。我只是说，我可以理解为什么周围众多的人们认为自己什么也做不了。我想吁请我们的朋友——西方的和平斗士——尝试着理解这些人们的处境。试试看，为了我们共同的利益。

    六

    经常出现的是，这个世界上的人们似乎不再能够承受生活的眼花缭乱和神秘的丰饶。他们悲剧性地受制于虚无的恐惧和对自身存在的恐惧，在一个不安定的世界上，用创造一种秩序（“和平”），将自己全部不稳定的存在纳入这个秩序，以便一劳永逸地从自己的义愤中摆脱出来，获得内心的平衡。这些极度急躁的人们不顾一切建造和发明不同的计划，借此走向一种由理性安排的共同的目标，其最终达到的是，所有的事情将会有一个明晰的说法，世界将大踏步地朝向一个方向，并给所有令人生气的历史的不确定性一个终结。一旦他们着手这样去做——这个世界不幸给他们这样的机会——他们便遇到了麻烦。数目可观的人们更宁愿像他们现在这样生活。那些人的有关完美生活的全部计划，对这些人没有什么吸引力。他们鄙视这种计划，在它的道路上设置障碍，不管是有意的还是发自本能。那种抽象的规划、乌托邦的实践不能忍受这种东西，这种东西动摇了其核心，这种人也不能忍受从整体上把握全部存在，仅仅看到他梦想的那种现实，所以他决定把他的规划强加于这个世界。——肯定是为了其自身，这是他的出发点。于是，当种种奇怪的“共同利益的打算”付诸实践时，展示了适宜于牺牲上千人以满足百万人，或牺牲百万人来满足千万人的图景。它所形成的后果是显然易见的——整体的悲惨。

    这是那种可以称之为“头脑短路”的悲剧故事。如果真理可以在一种意识形态或教条中一下子预备好，何必再去不停地并毫无希望地苦苦追索？忽然一切变得如此简单，许多如此困难的问题的答案已经事先存在了！许多如此费力的生存的责任在我们的头脑中一劳永逸地解决了！这种短路的实质是一种致命的错误：它默许某些虚假的、普遍适用的产品——和比人的生命更重要的教条或意识形态的东西——能够卸除我们不断的、往往是唯一的和根本上是不可转让的问题的负担，将人们从一种“富有疑问的存在”（“being

    in question”）完全变成一种“生存的答案”（“existing

    answer”）。这种幻觉认为可以将与良心或与上帝之间持续的无法预料的对话替换为一本清晰的小册子；像滑轮把我们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一样，某些人类产品可以将我们从个人的责任和永久的悲伤中解放出来。

    这种头脑短路的极端例子——某些十分悲哀，某些如此富有悲剧性，某些仅仅是在历史上并不陌生的畸形怪物——如马拉（Marat）、罗伯斯庇尔（Robespierree）、列宁（Lenin）、巴登（Baader）、波尔布特（Polpot）。（我不想把希特勒和斯大林也包括在内，如果那样做的话，将包括所有人类罪人。）然而，比起这些著名的狂热分子，我还是更加关注那种难以察觉的诱惑，表现在每个人身上的但并不是无关紧要的乌托邦萌芽。一个更好的世界图景肯定是人性中基本的方面；没有它们，没有对于“现存事物”的超越，人类生活会失去尊严和最重要的人性内容。于是这种走捷径的恶魔般的诱惑无处不在，这是自然的。它像原子似的隐藏在每一个美好的梦想之内。

    于是这仅仅是一些（需要着手去做的）“不重要的事情”：及时地辨认这种致命的腐烂的开始——当一种理念不再表达人类成员超越的尺度，而堕落为一种代用品；当以一个更好的世界的名义，却不再表达人的责任和自性（identity），而开始剥夺他的责任和自性；当抽象的东西不再属于他而他却属于抽象的东西的时刻。

    我相信中欧与众不同的怀疑主义是从中欧特定的历史经验中不可避免地产生的精神文化现象，包括迄今蛰伏在我们集体无意识中的那些东西。这种怀疑主义和譬如英国的怀疑主义没有一点共同之处。一般来说，它是如此奇怪，有点神秘感，有点向后看，经常是悲剧性的，有时甚至是英雄主义的，并以其鲁钝的方式、温柔的残酷、和能够将看待地区性的眼光转变为对于即将到来的全球性问题的预见，显得有点不可理解。有时它给人这样的印象，这儿的人们拥有某种内在的穿透力，能够认出一种尚未到来的危险。

    我们对其格外敏感的危险之一是我一直谈论的这种乌托邦主义。更准确地说，我们对将一种活生生的理想、富有人性的表达转变为一种乌托邦、一种对生活施加暴力和加剧其痛苦的技术性指令感到异常敏感。（这种怀疑主义也许还因为这个事实得到加强：在我们这个地区，必然永远地和大量的乌托邦思想并存。比如我们这个地区的热情奔放，我们周期性地迷恋于幻觉，我们倾向于相信有时甚至屈服于从任何地方来的任何东西，我们短暂的勇气，一种突如其来的亢奋——在最初的挫折之后，必定转化为意志消沉、百无聊赖和冷漠，如此等等。）

    在这个国家曾有过一次，相当数量的捷克和斯洛伐克人被一种透明的乌托邦所捕获。（历史地来看，可以理解为处于当时旧秩序的道德瓦解之中。）他们开始相信列宁－斯大林的社会主义（当然还有其世界大本营的援助）将为我们保证“光辉灿烂的明天”，并且不顾其他大多数人的意愿，着手实现这种意图。（在许多悲剧性经验之后和对某些人是一个长期自我解放的过程对另外一些人来说是觉醒的过程之后，我们的确尝试一种对“不幸的修正”，一种“具有人性面貌的社会主义”。但是，天哪，它过多地染上了幸存的乌托邦的色彩，在我们许多人看来基本上是老一套，比先前拥有的个人幻觉更固执。这种努力的乌托邦方面不仅在于其相信在莫斯科的统治下可以建立民主制度，而且相信我们也许能从上面——克里姆林宫获得理解和赞同，只要我们做出全部恰当的解释。这种信任结果被证明如此不可靠。对这种请求理解的回应是出动坦克。）

    我们国家为自己战后跌入乌托邦的失误付出了残酷的代价。它促使我们抛入了——上帝知道多长时间——一种被占领状态，于其中我们根本不需要寻找自己。

    这个过程的结果是显然易见——对形形色色的乌托邦的怀疑导致了一种新的走得更远的乌托邦。到头来这种怀疑主义实际上变得对我们有害，因为它已经超出了对抗恶的意愿。其结果甚至是一种胆怯的、犹疑的、圆滑的对于正义的吁求——官方也如此宣称——尽管它不给任何人以压力；是保留在个人反思和良心之内的东西；是以其全部道德深处的反乌托邦却又被怀疑为乌托邦。（这是持异议者特别知道的某些东西。）

    我详细论及所有这些，是因为这儿的人们对西方和平运动的沉默不仅怀疑又是一个**阴谋，而且还有我们这个地区对乌托邦根本的怀疑。或对或错——但无可质疑，我们的人民自忖和平运动成员是否提供了另外的东西。沉陷于一种令人厌倦筋疲力尽的日常存在，被官僚许诺的假定的福利所压倒，捷克斯洛伐克公民们倾向于询问这次是谁提出更加“光辉灿烂的明天”？谁又用一些什么乌托邦再来打搅我们？以最好的意愿——什么样的灾难在等着我们？当我还不知道我的上司明天将提出什么新的倒霉的诡计，当然也是以更好的世界的名义，为什么我要为拯救世界的某些尝试而头脑发热？就好象我没事似的！为什么我要以欧洲其他自由民族的和平、裁军、民主的白日梦来制造麻烦？这种东西一下子便能把我的余生搞垮——而戈尔巴乔夫仍然在打他喜欢的高尔夫球？甚至在这样的困境中，我也试图生活得有尊严和稳重一些，所以比起搅和进柏拉图式的重组欧洲的愿望来，我不想在我的孩子面前感到羞愧，这样岂不是更好？西方和平斗士想让我搅和进某些事情中，他们想都不想，便来到汉诺威的游行示威队伍中，而我却留在这里为了我对于世界未来的关心丢掉勉强还算体面的工作，听凭最身边的秘密警察的支配，甚至我的孩子也将毁了他们的前途。（准确地说，这种不信任使用于每种乌托邦主义，不仅是各种各样的左派乌托邦，也包括强硬的**产主义，于其中理性被妄念和梦想所包围，对此，至少在敏感的人们当中会引起同样的反映。）

    完全可以理解，与怀疑所有的乌托邦相关连，产生了对形形色色意识形态性产物的怀疑。在我的一生中，我参加过许多政治争论，并已习惯如此，但我得承认，当我看见如此众多的西方人沉迷于意识形态，比我们生活于其中的完全意识形态的制度更甚，我就不免倒抽一口凉气。关于这种或那种观点服务于或帮助了谁，它加强还是削弱了哪种政治倾向！什么样的观点能够或者不能够被人利用！某种立场、观点或某个人是极右还是极左，是偏右还是偏左，是左派中的右派还是右派中的左派，好象某种恰当的分类比观点本身还重要！我可以理解在一个政治力量自由地互相作用的世界上，某种程度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根据我们经验的背景，在意识形态完全驱逐真理的环境中，所有这些没完没了的争论显得无聊、错误百出和远离事实。

    也许我的描绘夸大和简单化了。然而，对我来说，任何真正关心欧洲前途的人如果尽可能地使自己熟悉——为了他自身也为了共同的事业——中欧人对所有“光辉灿烂的明天”的怀疑态度的话，那么将会更好。如果欧洲很快变成一个独立国家的自由共同体，其中没有谁拥有军队和火箭，那么很少有人像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人那样感到幸福。让我们不要忘记几乎没有人有如此的机会直接了解为什么在某些欧洲国家出现超级大国的军队和火箭。他们的目的不是反对一个假想的敌人，而是控制被征服的版图。

    七

    不久前两位意大利妇女来到布拉格，带来了一份呼吁所有美好事情的声明：尊重人权、裁军、儿童教育的非军事化、对所有人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