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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堪培拉国际出版俱乐部的讲演(2/2)

济规律。我无保留地认同这一价值系统,并在捷克共和国予以实施。

    然而,我们也听到了来自世界上不同地区的——包括太平洋地区——认为这些价值有问题的声音。这些声音争论说它们是某个单一文化的创造,不能被简单地移用于其他文化。自然,为了强调他们的观点,即这些价值是有缺陷的或不完备的,这些声音指出了在西方发现的所有毛病。一个典型的争议是:西方式的民主标志着一种深刻的权威危机;而如果没有对意味着法律和秩序担保的权威的尊重,社会将会分崩离析。

    奇怪的是,那些这样说的人既是正确的,同时又是错误的。

    在指出西方社会正受困于某种权威危机方面他们当然是正确的。作为是一个相当晚才置身高层政治界的人,一个突然从内部对其进行观察的人,我有时间经历并一再经历了被这样一种奇怪的事实:公众、其他政治家,还有大众媒介,他们对一个政治家的权威投以怀疑的兴趣,要远甚于他们对这个政治家(他或她)是否应当首先称心如意地行使权威的兴趣。这不是我在个人意义上想到的事情——举例来说,没有人会像我这样,对自己有那么多的疑问。我是将其作为一种政治现实而关注这一现象的。如果一个国家的政治家们根本没有权威,那么这个国家及其组成部分也不会有任何权威。顺理成章地,这会对社会造成有害的影响。

    但这种权威的危机是一种民主的产物吗?如果是这样,随之而来的是不是一种独裁统治呢?难道一种专政或极权的制度相对于民主终究是更可取的吗?

    情况当然不是这样。当前的权威危机只不过是当今世界普遍的精神危机造成的千百种后果之一。由于业已失去对更高的、超越的权威的尊重,人类势必也失去对世俗权威的尊重。随之,人们同样失去了对同胞,甚至对自己的尊重。这种超越视角——它维系着地球上的所有事物——的丧失又不可避免地导致世俗价值系统的坍塌。人类已经失去了我曾私下描述为绝对尺度的东西;作为一种结果,生活中的每一件事都变成相对的了。所有的责任感,包括对人类共同体和权威的责任感都一溃到底。这是一个哲学而非政治的问题。然而,即便是一个正在衰退和削弱的民主权威,也比通过暴力和洗脑而强加的、彻头彻尾由人工制造出来的独裁者权威好一千倍。

    民主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因而是一种改进的能力。在其他因素中,自由规定了责任的空间。如果这一空间没有得到充分运用,其过失与民主毫无干系,而恰恰是对民主的挑战。**不提供责任的空间,因而也不能产生名副其实的权威。相反,在所有有效的空间内都充斥着某一独裁者假冒的权威。

    潜在的独裁者们十分清楚民主的权威危机。当今的无神论者越是无视民主向他提出的挑战,他在占据民主经由履行真正的、无可争议的责任而提供的空间方面就越少胜算,一个装扮成整体责任承担者的独裁者就越会加速占领、直至最终完全占领这一空间。希特勒是这方面的一些典型的例子。由于用完全虚假的权威占据了所有的有效空间,他们就窒息、扼杀了这一空间,并最终扼杀了民主本身。其结局我们全都明白:大屠杀、严刑拷打或蒙羞受辱。总而言之,当民主为创造真正的权威铺平道路时,一个独裁政权也作为一道可怕的栅栏,一种权威的滑稽模仿,成了这条路上的拦路虎。

    如同我在隐喻性地描述一种更深刻的人类责任意识时所说过的,就一场成功的生存革命而言,在自由和民主条件下进行要比在**条件下进行好得多,后者为一个希望履行责任的人所提供唯一空间是一个牢笼。

    西方世界不必为民主的非难承担过失。尽管民主的确可以采用不同的形式,然而今天,它是向我们所有人敞开的唯一道路。西方为此所能承担的过失是正当地理解并捍卫这一巨大成就方面存在的缺陷。由于某种普遍的道德危机导致的瘫痪无力,它一直未能利用民主这一伟大发明提供的所有机遇,并赋予业已为其打开的空间以某种意味深长的内涵。正是由于这些缺陷,发疯的人们一直在反复设法破坏民主,并释放某种全球性的恐惧。

    从中我们应该得出什么结论呢?没有任何理由害怕民主,或将其视为一种消灭权威和遇事乱扯一气的制度。那些希望避免这种毁灭的人还有另一种有效的选择:他们可以把民主当成一个挑战,以证实和引进责任,或宁可回复到民主最初出现时所曾具有的精神实质。这是一个超人类的要求;然而,在民主这种开放的体系中,这一要求可以臻于达成。

    在民主扎根尚浅,或还远远谈不上已经扎根,或自由的个性除了意味着领袖万能外,实际上一无所谓的那些文化中,首脑们每每在他们的领地内求助于那些过往世纪的权威传统,并寻求通过主张继承这些传统而赋予他们的极权统治以合法性。

    他们再一次既对又错。他们错就错在,被他们当作古代传统的延续而出示的,事实上是他们的否定。首脑们在召回自然的权威时可以支配他们文化体制,用一个非自然的权威取而代之。他们所建立的乃是彻头彻尾世俗化的鞭子的权威,而不是那种来自超凡魅力的权威,那种如同被秘密接受和广泛认可的天职的权威,那种由与他们自封的使命格格不入的高度责任感所标志的权威。

    因而,——简明扼要地说——如果东方能借鉴西方的民主及其内在价值,将其视为一个重新觉醒的超越感受可以重建权威的空间;如果西方能向东方学习什么是真正的权威,权威缘何产生,以及它如何引导自身,那么,业已创造出来的人类自由圈就能扩展到全球。在这一上下文中我想到了孔子,他曾经恰当地描述过行使真正的权威意味着什么。他的标准和今天那些鸣鞭者的想法毫无共同之处。在他看来,权威——在家庭中的父亲或国家统治者那里存在的权威——是一个受命于天的杰出人物,其力量源自他或她不断增强的责任,而不是他或她可以行使的权力手段的威力。此外,一旦某人背叛了责任,其超凡的魅力就丧失殆尽。

    尽管在许多方面看上去互相对立,但东西方在意识上都被同样的问题所羁绊:它们都背离了自身最深的精神根源。如果它们能回首既往并更多地汲取各自生活赋予的活力源泉,那么不仅每一方都可以改善自己,而且双方可以立即开始较之现在更好的相互理解。

    这个有关东西方能够互相给予什么的小小范例或许可以表明,探讨一种共同原则和目标,对每一个人都是大有裨益的;而谁都不会在这一过程中失去自己的个性。它还表明,如果不联系我们文化中本原的、被长久遗忘的超越根源,这种探讨将是不可想像的。在古希腊和犹太教、基督教的道德世界(没有这些西方就几乎无从达成现代民主)中,我们可以发现与儒家传统更多的共同点——不仅比我们所认为的要多,也比那些信奉儒家传统并以此谴责西方民主的人所发现的要多。

    亲爱的朋友们:

    尽管我有捷克口音,并且采取了一种缩略的方式,试图用几句话表达我对当今世界的某种想法,我希望你们已经理解我所说的是什么意思。我在当代文明对其多元化品格的清晰意识中,在其内在精神的根本增进以及寻找所有文化共享的精神根源的努力中,看到了它独一无二的可能性,因为这些是把所有人凝聚在一起的因素。在此基础上,我们将重新把某种标准和实践结合起来,以使我们能和平地生活在一起,而又无需放弃我们各自的特质。我们现在有机会开始一个彼此激励的全新时期,其前提是名副其实的开放、彼此理解,以及打破习惯和偏见的阈限前行的能力。

    我最真诚地邀请诸位访问捷克共和国,一个位于欧洲中心的小国。我由衷地希望你们途中无需被迫穿越某一战场,而你们将感到我每当旅行时就会感到的,即:我们的行星很小,是一块相当适合生活的地方。如果命中注定要在这颗行星上生活在一起的人们忘记了这一点,无视对人类同胞的爱乃是所有正处于竞争中的文化的核心戒律这一事实,那么,它就会成为所有行星中最荒诞的一颗。

    谢谢诸位。

    1995年3月29日

    (唐晓渡、崔卫平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