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士们、先生们：

    请允许我从一个简短的个人表白开始：除了80年代后期的一个短暂阶段，我这一生的大部分时间事实上都被禁止离开自己的国家。随着数十年的时光流逝，我已习惯这种荒诞的处境，我确信我永远不会去往世界上的其他地方，更不必说访问像澳大利亚这样遥远的大陆了。在我的头脑中，澳大利亚是那些传说中的、无从抵达的世界之一，是一个不能进入的世界，如同一个人不能登上一个遥不可及的星球，或步入另一个世纪。

    几年前一切都变了。世界向我们所有的人打开，而我作为国家首脑开始环球旅行。我从这个彻底的改变中学到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的星球实际是多么小，而人们的聚居之地靠得是多么近，比我从前认为的要近得多。因而，生活在如此之小的星球上却不能和睦相处，还要进行无休止的战争和数不清的冲突，所有这些就更令我感到震惊。有时飞越人们争夺了好几个世纪的版图只需花几分钟。尽管我在公务旅行中乘坐的是普通飞机而不是宇宙飞船，却仍然能够理解宇航员的经验：当他们从外层空间看我们这颗行星时，全部地球上的冲突无异于一些莫明其妙、微不足道、荒谬不堪的鸡毛蒜皮的小事。

    我已经说过，我愿意——用我带捷克口音的英语，我担心它与一个澳大利亚人所说的大不相同——和你们共同分享我头脑中形成的某些想法。我奇怪人们怎么会把事情弄得这么糟，而到哪里寻找他们将来会做得好一些的希望？

    人们曾以完全自发的共同体方式在地球上不同的地方生活、演进了数千年。曾经出现和业已消失的文化和整个文明，以及剩余的文化——这里的“文化”是出自现代的眼光——大都被局限它们自身的版图内，互相隔绝。如果它们毕竟彼此还有所知晓，其接触也是最低限度的。在那些时代，几乎没有什么人类社会的事件能够在作为整体的世界上产生实质性的和重大的影响。

    如今事情则完全不一样。在一个相当短的时间内——短得如同人类历史的一个片断——一种全球性的文明开始出现并传播到整个地球，它把各个不同的部分结为一体，同化着很长时间内作为自发共同体发展的文化或文明领域，并迫使它们作出调整。在我看来，当今世界上的众多冲突都可归因于这样一个新的现实。这些冲突可以被解释为不同文化特质的斗争——不是与全球文明的斗争，而是发生在其内部的斗争，目的在于以各自不同的方式求得生存和发展——为它们看上去正归于消逝而斗争。有人说我们生活在一个所有地域都想独立的时代。有时看起来的确如此。这种独立的要求相对于我们的文明所致力的溶合和一体化目标是一种可以理解的反弹。几千年形成的历史文化统一体之所以抵制这一目标，是因为担心用不了多少年，它们就会被某种中性的全球文化所溶解。如果我们混合所有的颜色，我们将得到一种灰色。不同色彩的文化显然要对付这种在单一文明的坩锅里变成灰色的危险。

    我们怎样克服这种矛盾？为了希望我们将转向何方？

    当然，答案无从盲目地建立在本质上是无神论的当今技术文明的信念基础上。我们不能依靠这样一种想当然的假设，即认为这种文明比以往所有多元的文化和文明更进步，更有价值，或认为在此名义下压抑和消灭各种传统情有可原，因为据信它们落后于历史胜利的步伐。人类也是人类自己的过去，与过去搏斗意味着向人类自己宣战。另一方面，反对现在的文明，抛弃它所带来的种种好处而试图回到早已过时的某种部落生活，同样不是办法。

    唯一明智的方针是最需要的方针：我们必须开始系统地把我们的文明转变成一种真正多元的文明，这种文明将允诺每一种文明作为自身存在，而又不拒绝它所提供的机会；它将竭力追求不同文化特质的宽容并存，将清晰地表达那些把我们团结在一起的因素，并足以发展出一套共享的价值和准则，以使我们共赴创造性的生活成为可能。我很高兴在这里，澳大利亚——一个在可行的多元民主方面堪为列国典范，并正尝试据此为人类提供一条能走出自我迷失的危险境地的道路的国家——重申这一意义深远的信念。

    主要的问题在于：我们将在何处寻找一种共享的最低资源，这种资源可以为单一文明内部不同文化宽容并存提供一个框架。采取产生于欧美社会的一套规则、原则和法则，机械地宣称它对所有人的约束力是不够的。如果有谁接受这些原则，与它们保持一致并遵从它们，那必定是因为这些原则之于他或她看上去是从前一直存在的某种东西，是他或她的某种内在资质。不同的文化或文明只会共享那些在它们看来是真正共有的话题，而不会是那些直接提供，甚至是强加于人的东西。在地球上共存的人类法则能够起作用仅仅是因为它们出自每一个人，而不只是某些人的至深经验。它们必须如其所是地以与每个人——作为人类的一分子，而不是某个特殊利益集团的一分子——所一直在学习、经验、承担的东西相一致的方式被制定出来。

    只要不是心怀偏见，每个人都知道该到哪里去寻找。审视一下那些最古老的道德准则，那些规定人类行为的戒律和人类共存的法则，我们会发现它们之间存在许多基本相似的地方。看到这些产生于大多是彼此独立的不同地区、不同时代的道德准则，实质上却如此一致，这往往令人惊讶不已。另一件重要的事情是，不同的文明或文化所赖以建立的道德基础总是有着超越的或形而上的根源。几乎没有一种文化不是源自这样一种信念，即在我们不可及之处，还存在着一种更高的、神秘的世界秩序，一种万事万物源出其中的更高的意图，一种记录着所有事件的更高的记忆，一个我们大家全都以这种或那种方式负有责任的更高的权威。这种秩序拥有千百副面孔。人类历史熟知诸神和神性、宗教和信仰、礼拜和圣餐仪式的庞大阵容。然而，自古以来有关种族、自然、宇宙存在的阐释总是以超人类的、高居人类之上的信念为依据的，关于人类需要负什么责任的阐释也是如此。如果想世界幸存下去，人类就必须尊重这一信念。直到今天，尽管现代文明所带来的价值明显疏远了这些价值，这一出发点仍然存在于我们的原型概念和我们失传已久的知识之中。而恰恰在我们对世界神秘性的尊重日趋减少时，我们会一次次亲眼看到这种尊重的缺少导致毁灭。所有这些都在提醒我们，应该在一种超越的意识中寻找把我们联合起来的因素。

    至于如何恢复这种曾经为全人类共有的意识，如何将其从失落的深处拯救出来，或者如何找到一种既适合这一时代，同时又能为所有时代普遍接纳的方法，我并无什么具体的思考方向。然而，一旦虑及于此，不论是在何处或在什么样的上下文中，我总是——并没有事先打算——得出这样的结论，即我们应当开始研究在这个星球上共存的意义，探讨从文明导致的种种生存危机中救助人类的方法，这是至为明白的所在。我们应当寻找一些新的途径，以恢复人类的超越情感，既赋予周围的世界，也赋予人类生活自身以意义。

    陀思妥耶夫斯基写道：如果没有上帝，一切都将是被允许的。在我看来，这句话可以直接理解为：由于丧失了世界拥有一颗灵魂的意识，我们现在的文明相信一切都是被允许的。我们唯一认可的灵魂是我们自己的灵魂。

    尽管不同的文明带来不同的道路，我们还是能在贯穿历史的大多数宗教和文化中发现相同的基本信息：人们应当把上帝当作一种超越他们的现象来加以敬畏；他们应当彼此敬畏；他们不应当伤害他们的同胞。

    对我来说，思考这一信息是走出当今世界寻找自身的危机的唯一道路。当然，这种思考必须摆脱偏见，它必须是批判性的，而不管是谁出来充当这种批判的靶子。

    女士们，先生们：

    请允许我就这个一般的想法作一番具体的阐明。

    现代欧美社会已经发展出一套相当坚实的有关人类共存的价值系统，这一系统现在也被用来作为国际共存的基础。这些价值包括由尊重人类个体存在，及他或她的尊严所生长出来的人权和自由概念，包括建立在立法、行政、司法权分离，以及政治多元化、自由选举基础上的民主，还包括尊重私人财产所有和市场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