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方面一样，不可能对任何人把任何事情说尽，并且那样也毫无意义。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必须说谎。你所需要的全部是得体，是适合的直觉和良好的趣味。“高级政治”中的一种令我惊异的经验是：这主要是一个形式问题：知道话说多长，什么时候开始和结束；如何有礼貌地表达你的对手可能不愿意听的话，永远知道在某一既定时刻说出最重要的东西，而不说不重要的或无关紧要的东西；知道如何坚持自己的立场而不伤害别人；如何去创造一种友好的气氛来使复杂的谈判变得轻松；如何将谈话继续下去而不要刺探对方或表现冷淡；如何以更轻松、更缓和的话题来平衡严肃的政治问题；如何审慎地安排你的官方旅行，知道什么时候不去某地更为合适，以及什么时候应该坦率，什么时候沉默不语，以及它们到达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并且还不止于此，这就是说对于时间、时代气氛、人们的情绪，他们担忧的实质和思想状况要有恰当的直觉，这也许比社会学的调查还要有用。受过政治学、法学、经济学、历史学和文化等教育是任何政治家的宝贵财富，但是我越来越倾向于相信，这些并不是最重要的财富。这样一些素质如同情心、与他人谈话的能力、洞察力、不仅能迅速抓住问题而且也能敏锐地体察人性，会与人交往以及一种适度感，所有这些在政治中十分重要。我并不是说自己拥有这些素质，老天宽恕我，决无此事。这仅仅是我的观察。

    总之，如果你心术正，有良好的趣味，那么你不仅有资格从事政治，而且命中注定要从事政治，绝对属于这一领域。一个政治家不在于有说谎的能力，而是需要敏感，知道什么时候、对什么人、怎样去说必须说的话。认为一个有原则的人不属于政治是不符合实情的；如果在原则之上，再加上耐心、谨慎、分寸感和理解别人的能力，那么便已足够。认为只有冷酷的犬儒、虚荣、无礼、粗鄙的人才可能在政治上取得成功也是不对的，虽然这样的人容易被政治所吸引，但实际上，正派和良好的趣味总是占上风。我的经验和观察证明了政治作为道德实践是可能的。然而，我并不否认踏上这条道路并非容易，而我从来没有说过这是一件容易的事。

    从我的政治理想出发，我将强调文化作为我的政治实践中每一条可能的道路，这是显然不过的。在“文化”这个词可能拥有的最广泛的意义上，她应包括被称为来自“日常生活”文化的每一个方面，或曰“教养”——相对于我们所说的高级文化诸如艺术和科学。

    我并不是说国家应更多地补贴作为一项特殊的人类实践的文化活动，也不是说我同意许多艺术家拥有的某种愤慨和恐惧，认为我们正在走向一个摧毁文化并最终要毁灭文化的阶段。我们大多数艺术家不知不觉地习惯于社会主义国家没完没了的慷慨。它资助了一大批文化机构和部门，对一部电影要耗资100万还是1000万克朗毫不关心，甚至不去在意到底有没有人看它。它也不去管到底有多少无所事事的演员在其工资名单上；主要的是每个人都在上面，从中拿钱。这样的国家比那位捷克－加利福利亚哲学教授更知道在知识界和精神领域隐伏着巨大危机，它知道通过荒谬的慷慨来首先安慰谁。国家的这种做法越来越失灵是另外一回事，——尽管扔下了大把的贿赂、奖金和头衔，艺术家们还是首先起来造反。

    喜欢记住从前的社会保障的艺术家们恋旧的抱怨并不能使我动摇。文化必须——至少部分地——知道如何自己寻找出路。其中许多必须通过免税、基金会、发展资金等诸如此类的途径获得经费，也就是说，寻找适合她自身的多元化和自由的途径。艺术和科学的资金来源越多样化，这些领域中便越有竞争性并面貌纷呈。国家将以某种适度的、经过公开调查和深思熟虑的方式，支持某些文化方面的事情，如真正具有民族个性和代表这片土地上文明传统的东西，它们不可能通过市场途径来保存。我想到的是那些遗址（不可能通过将其变成一个旅馆来保证每一个城堡的维修，也不可能指望旧贵族们为维护家族荣耀而回来维修它们）、图书馆、博物馆、公共档案馆等这些机构，实际上它们今天已处于令人吃惊的失修状态（况且前“遗忘的政权”故意毁坏这些有关我们过去的重要见证）。此外，在可以预见的将来，难以想象大教堂或一般的教堂将有办法恢复所有小礼拜堂、修道院和其他教会建筑，在过去40年内，它们已遭到破坏，它们是整个国家文化保护的一部分，而不只是大教堂的顶端。

    我提到所有这些只是开个头，而我主要的论点并不在此。我视之为十分重要的我们和文化的关系不仅指它作为许多人类活动当中的一种，而且包括在最广泛的意义上——“每一件事情的文化”方面，即人们行为方式的普遍水准。我主要是把它看作人民之间的联系方式，即存在于强者和弱者之间、健康的人和病弱的人之间、年轻的和年长的之间、成年人和孩子之间、商人和消费者之间、男人和女人之间、老师和学生之间、官员和士兵之间、警察和公民之间等的联系方式。

    除此之外，我还想到了这样一些联系的本质：人们与自然、与动物、与空气、与风景、与乡镇、与花园、与他们的家——房屋和建筑的文化，公共娱乐设施，大企业和小商店的文化，工作和广告的文化以及时尚、举止、消遣的文化等等。

    更进一步，所有这一切如果没有一个法律方面的、政治的和管理的文化，没有国家和公民之间联系的文化，便是难以想像的。战争爆发之前，我们这个地区已经达到了当时西方民主繁荣的同等水平，如果不说是更高的话。我知道普遍文化水准、公民习惯举止水平的灾难性衰退，是和我们经济上的衰退联系在一起，在一个更大范围内，甚至可以说是经济衰退的一个结果。然而，它比经济衰退所能引起的更使我震惊。它更显而易见，比物质上的东西更能对一个人产生冲击。作为一个公民，我完全可以想像，如果我去一个小酒店里面，顾客们互相吵闹而侍者冲我举止粗鲁，这比我不能支付每天去那里费用更使我烦恼。同时，到处寻不见漂亮的房子引起的恼怒，也不亚于一个人不能支付一个家庭房费的困扰。

    也许我想说的事情其实一目了然：不管恢复经济对我们有多么重要，但远远不是我们所面临的唯一任务。为了提高日常生活中普遍的文化水准而做的每一件事完全同样重要。它必须与经济发展同步地在任何地方展开。我们必须为提高普遍的文化水准制定规模广泛的纲领。我们不能等到富起来了，才做这件事，我们可以立即着手，甚至口袋里没有一分钱。我从来不相信只有付更高的报酬，一个护士才会对病人更加周到，不相信只有一套昂贵的住房才可能是令人愉快的，不相信只有一个富有的商人会才对他的顾客更加殷勤和在室外弄出一个漂亮的招牌，以及只有一个富裕的农民才可能好好对待他的牲畜。我将把话说得更远一点，在许多方面，诸如供求文化、贸易和企业文化，它们完全与价值和生活方式的文化有关。

    我愿意做我可能做的每一件事，致力于旨在提高普遍的教养水平的事业，或者至少尽力表达我在这方面的个人兴趣，这样去做不论身为总统还是其他。我感到这是我的政治理念——作为道德实践和更高责任的组成部分和逻辑结果。归根结底，对于公民和身为公民的政治家来说，还有什么比力图使生活更愉快、更有趣、更加多样化和更具有承受能力值得关注？虽然我在这里谈论我的政治——或更确切地说，我的文明——纲领，有关我希望为之斗争的政治、价值观念和理想，这并不是说，我想在一天之内实现它们，要弄出一个地上的天堂，人们之间相亲相爱，每一个人努力工作，举止良好，有善心，这片土地上果实累累，每一件事情都是美妙和光明的，一切如令上帝称心如意的那样和谐地运行，——根本不是这回事。恰恰相反，邪恶仍然存在，没有人能够消除人类苦难，政治竞争场也只是吸引那些不负责任的野心家，投机分子和骗子。总有人不停地去破坏世界。在这个意义上，我不抱任何幻想。

    不管是我还是任何人，都不会一劳永逸地赢得这场战争。更有可能的是，我们只能赢一两个战役。但是我仍然认为持续地进行这场战争是有意义的。它已经进行了数个世纪，并且还将进行下去。我们必须持之以恒地这样做，因为它是适合去做的那种事情。或者，如果你愿意，你可以说上帝需要我们这样做。这是一场永久、没有终结的斗争，不只是好人（我把自己或多或少算在内）反对坏人，它实际上发生于每个人的内部。它使得一个人成为一个人，使得生活成为生活。

    因此，任何宣称我是一个梦想家、指望把地狱变成天堂的人都是不正确的。我很少有幻想。但是我感到有一种责任，为我所认为好的和正确的工作。我不知道我能否改善某些事情还是不能。这两种结果都有可能。但有一件事情我不相信：为一个好的事业努力是没有意义的。

    我们正在建设新的国家。命运将我安排在一个位置上，比起其他我的同胞，某种程度上我更能影响这个进程。因此，请允许我谈论这个国家未来的形象，说出它引导我的前景，或者说，从我理解的政治中自然得出的前景。

    也许我们都同意我们想要一个建立在法治之上的国家，一个民主的（政治上多元化的）、和平的、有着繁荣的市场经济的国家。有人坚持这个国家仍应是社会公正的。另外有人从社会主义的残余的角度来理解它因而加以反对。他们反对“社会公正”这个概念，说它含糊不清，因而等于什么也没说，并且一种运作中的市场经济永远不可能保证任何真正的社会公正，他们指出人们的勤劳、才能程度不一，甚至还有运气不等（这是最后的但并非是最不重要的）。因此显而易见，社会平均意义上的社会公正是市场经济本质上不可能提供的东西。进一步说，强迫市场这样去做也是非常不道德的（我们从前的经验足以告诉我们为什么不能这样做）。

    然而，我不明白，为什么一个有着立法机构、可以制定预算的民主国家，却不可能去追求某种社会公平，诸如通过抚恤、养老政策、税务政策、以及资助失业者，补贴公共事务方面的雇员、帮助年老的独居者和健康有问题的人以及因为各种原因处于社会底层的人们。每一个文明的国家都试图以不同的方式和不同的成功标准提出那个地区合理可行的政策，甚至连那些热情的市场经济的支持者也不可能在原则上加以反对。说到底，这是一个术语上的而不是信念上的冲突。

    出于整体的考虑，我再三重复这些基本的、自明的、毋宁说是普遍事实的东西。但是我更想说的是另外一些方面，那些在某种程度尚未明了东西，因而也更少被说起的东西，但这并不是说它们更不重要——因为它们给予被认为是自明的每件事情以合法性和可能性。

    我相信如果不同时建设一个人性的、道德的、智慧的、精神上的和文化的国家（姑且不在乎这样说，在一个政治科学家听起来是多么地不科学），那么我们也将不可能建立一个基于法治的民主国家。最好的法律和所能想像的最好的民主机构如果不是由某种人性的和社会价值所支持，也将不能在自身之内保证其合法性和自由及人权。例如，如果一项法律没有人去尊敬它、捍卫它和试图负有责任地执行它，它有何益处可言？仅仅是一张空文罢了。如果投票人只能在更大的和更小的恶棍之间做出选择，这种选举还有什么用？如果的确有一个广泛的政治上的多党制，但其中没有一个政党从根本上拥有普遍的社会影响，它又有什么意义？没有一种国家（即一种宪法的、法律的政治制度）是超出历史的时间和社会空间之外的东西。这不是某些聪明专家的技术发明，像计算机和电话机那样。相反，每个国家，都生长于特殊的精神和文化传统，这些东西给国家注入实质和给出其意义。

    现在让我们返回到相同的一点上来：没有共同拥有和普遍树立起来的道德价值和责任，也就没有法律、民主政府，甚至市场经济也不能恰当地运转。它们全部是人类精神的产品，所有机构应假定和承担人类精神需要它们为其服务，这些机构应尊重人类精神的产品，所有机构应假定和承担人类精神，信任和保护她，理解她的意义和愿望，必要的话，可以为之斗争和为之牺牲。

    我将再次运用法律作为例子。法律无疑是正义的一个工具，但是如果没有人负责任地使用它，它也就变得完全没有意义。从我们自己的近期经验中，我们太了解即使是一条正当的法律，如果落在一个肆无忌惮的人手中可能发生什么样的情景，以及肆无忌惮的人如何轻易地运用民主制度而引进**和暴力。法律和其他民主制度，如果不是掌握在有勇气的正派人手中来反对某些人的滥用，将变得自身难保。显然这些机构可能帮助我们变得更加富有人性，这就是为什么它们被创造出来而我们现在仍在建设它们的理由。但如果想要它们保护我们的话，首先我们必须保护它们。

    在某种意义上，那些围绕着有关国家建设技术性方面的混乱临时的活动，对于让我们偶而记起国家的含义也许不无裨益，即国家必须保持真正的人性，换句话说，国家必须是有精神、有灵魂和有道德的。

    我们并不存在一套简单的命令或指示。仅仅通过一种政体或者法律及指令是不能建成一个有道德、有精神的国家的，这只有通过包含教育和自我教育在内的长期复杂、永无终结的工作来进行。所需要的是富有生气地和有责任感地考虑每个政治步骤及每个决定，是持久地强调道德立场和道德判断；是继续自我检查和自我分析；是一再地重新考虑我们应优先考虑的东西。这不是我们可以简单地宣称和表白的某种东西，而是需要我们切实地去做，要求我们将道德和精神的动机引进每一件事当中，寻找所有事物当中的人性尺度。科学、技术、各种专业知识、专家主义并不是全部。某些东西是更必需的。简单地说，可以称之为精神，或情感，或良心。

    1991年

    （崔卫平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