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日子以来，我们周围存在着某些听上去是荒谬的和充满幻想的说法，其中有件事与我有关，即我有责任再三去强调所有真正的政治的道德根源，重申道德价值和标准在所有社会生活领域中的意义，包括经济活动，并且去阐明如果我们不在自身之内尝试去做、去发现或重新发现并培育我称之为“更高的责任”，我们国家的事情真的会变得很糟。

    当自由回到一个道德混乱的社会，产生了一些必然会产生的东西。其中某些是我们预料的，但另外一些比任何人所能预料的远为严重：各种令人难以想像的人类恶习巨大地、令人眩目地总爆发了。许多成问题的，至少是在道德上含混不清的人类积习，多年来暗中受到鼓励，同时也在压力之下微妙地服务于极权主义制度的日常运作，忽然从它们所受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得到随心所欲的发挥。独裁政权曾给这些恶习建立了某种秩序——如果这样表达是正确的话（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为使它们合法化），现在这个秩序崩溃了，但是去限制这些恶习并自愿向全体社会负责的新秩序尚未完全建立起来，当然也不可能这么快地建立起来，这样一个秩序需要若干年的发展和培养。

    于是，我们便目睹了一个怪现象：确实，社会解放了自己，但某些方面比原来在枷锁之下表现得更糟。犯罪在骤增；当历史翻转时，人们所熟悉的那些污水，总是从集体心理的隐蔽领域中滋生，眼下已经侵蚀到大众传媒，尤其是在低级趣味的报纸中。然而，还有其他更严重、更危险的症状：民族之间的仇恨、猜疑、种族主义，甚至法西斯主义的迹象；纯粹为了某种利益进行的拉选票、毫无节制的和轻率的斗争，十足的野心，各种想得出来的狂热，新的、前所未有而五花八门的劫掠，不同的秘密犯罪组织的出现，以及普遍的缺乏容忍、理解、趣味、节制和理性。还有，不只是一种意识形态有了新的吸引力，好像马克思主义留下了一个巨大的、令人不安的空白，必须不惜任何代价地将其填补起来。

    只要环顾我们的政治场景便已足够（其中缺乏教养仅仅是更为广泛的教养危机的一个反映）。离1992年6月的选举只差几个月了，几乎所有的政治活动，包括议会中极为重要的立法辩论，都在竞选之前的阴影下发生，一些人肆无忌惮地追求权力，为博得迷惑的选民的好感而提出许多五颜六色、漂亮但毫无意义的东西。政治对手们之间互相指责、恐吓和诽谤无边无际。一个政客仅仅因为对方属于不同的党派就去暗中瓦解他的工作。党派考虑显然比实事求是地找到理性和切实的解决问题的方法更为重要。报纸上的分析文章已被张扬丑闻所取代。出于好意支持政府简直是可耻；出于恶意踢他一脚反而值得称赞。嘲笑那些宣称支持另一党派的政治家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任何人都可以找借口指责别人从事阴谋、没有能力、有不光彩的过去或存有不良企图。

    蛊惑人心的活动盛行，甚至是一个人向往自主权这样自然的要求，也被纳入权力的游戏，并向公众说谎的竞争比赛。许多所谓的“中央管理干部”的会员们直到最近，还在假装关心社会主义和工人阶级，却几乎在一夜之间摘下了他们的面具，公然变为投机者和窃贼。许多曾经令人畏惧的**者现在变成了肆无忌惮的资本家，公然无耻地当面嘲笑那些他们一度答应要维护其利益工人们。公民们越来越厌恶所有这一切。可以理解，他们的厌恶针对他们自己选出的民主政府，一些道德上可疑的人利用这个局面，为讨好公众，抛出诸如将整个政府扔到伏尔塔河的主意。

    然而我一次又一次地相信，在我们的社会中，仍然有着巨大的沉睡的善意。只是它们处于某种松散的、受压制的、混淆的、破碎和困惑的状态，仿佛不知道它们依靠什么，从何处开始，在何处或怎样发现有意义的出口。

    在这种情况下，政治家有责任去唤醒这种沉睡的潜力，给它提供方向，打开通道，鼓励它和为它提供空间，或赋予其希望。人们说什么样的民族拥有什么样的政治家。在某些意义上，这是正确的；政治家的确是他们社会的一面镜子，它的潜力的一种具体表现。非常矛盾的是，这句话反过来也同样成立，即社会是其政治家的一面镜子。一般来说，是由政治家来选择释放哪些社会力量和抑制什么，由他们来选择依靠每个公民的善还是他们的恶。（我们的）前政权有系统地动员了人类最坏的品质，例如自私、嫉妒和仇恨。这样的政权和我们应得的东西相去太远了，这也正是我们面临新的状况所提出的责任。因此，那些身处政治中的人们对于社会道德状况担负着更高的责任，他们有责任发掘社会中最好的东西，发展和加强它们。

    顺便地说，甚至那些以其短见和怨恨经常令我生气的政治人物，其中大多数并非就是恶毒的。更毋宁说，他们缺乏经验，容易受一时一地机遇的影响，受潜在倾向和流行习惯的摆布，他们并非自觉地卷入了坏的政治漩涡，发现自己已不可能摆脱，因为他们害怕自己将承担的风险。

    有人说我是一个天真的梦想家，总是试图在将两种不可能结合的东西结合到一起：政治和道德。我听了很多这样的话，我一生中都在听这种东西。80年代，一位居住在加利福尼亚的捷克哲学家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来批评《七七宪章》中的“反政治的政治”，尤其是我的文章中对这一条的解释。困陷在他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的谬见中，他相信作为一个学者，他已科学地解释了整个世界历史。他视其为一部暴力革命和恶势力斗争的历史。而如果不靠武力，不靠对权力的**及政治阴谋，凭借真理的力量、真实的力量、自由精神、良心、责任感的力量来改变历史的状况，便大大超出了他所能理解的范围。当然，如果有人将正派仅仅理解为生产力的“上层建筑”，他将永远不能以正派的意义来理解政治。

    因为他的教条告诉他，资产阶级绝不会自动交出他们的主导地位，因此必须以武装革命为来把他们扔进历史的垃圾箱中。这位哲学家假定同样没有其他途径可以除去我们的前政府。但结果证明是可能的。尤其是事实证明这是唯一有意义的途径，因为我们知道，暴力孕育更多暴力。这就是为什么大多数革命堕落为吞食自己子女的独裁统治，造就了一批酝酿新的暴力的革命家，而不知道他们是在自掘坟墓，促使社会回到致命的“革命——反革命”走马灯式的循环。

    我们从前的政权是被生命、被思想、被人类的尊严推翻的。我们最近的历史已经证实那位加州的捷克教授错了。同样地，那些仍然宣称政治主要是操纵舆论、道德在其中无法容身的人真正是大错特错了。政治阴谋不是真正的政治，尽管在一段时间内也许在表面上说得过去，但不可能带来最终成功的希望。通过阴谋，一个人也许能变成总理，但这也就是他成功的顶峰了，因为他不大可能以阴谋改进社会。

    我很高兴自己远离同他人的政治阴谋，我将不与这些人竞争，当然也不去使用他们的武器。真正的政治——配得上政治这个名称、也是我愿意致力的唯一的政治——就是为你周围的人们服务，为社会服务，为未来的人们服务。根植于政治最深的是道德，因为它是一种责任，对全体人民和为了全体人民通过行动来体现的责任，这是一个可称之为“更高的”责任的东西，它拥有一个形而上学的出发点：它产生于意识或无意识之中的一个信念，即我们的死亡并不意味着结束，因为每一件事情都在别的某处被永远地记录了下来，永远地给予评价，这是“高于我们”（above

    us）的某处，我将之称为“神的记忆”——这是宇宙、自然和生命的奥秘秩序中一个必要的组成部分，信徒们将之称为上帝，一切事情都要接受其裁判。

    说到底，真正的良心和责任感，只有被解释为一种沉默的假设，假设上面（from

    above）有人在观看我们，每一件事情都不会遗漏，没有东西被遗忘，因此尘世岁月并不能抹去人间失败招致的尖锐痛苦：我们的灵魂知道并非只有自己意识到这些失败。

    作为总统，我所做的，难道不是仍然保持对这种政治理念的信仰，并且至少部分地将它实现（归根结底，没有后者，前者不是可想像的。不去将部分我的理想付诸实践只能有两个结果：或者我被从总统府扫地出门，或者我变成一个心怀叵测的家伙，面对漫不经心的听众胡吹海夸——这不只是有损体面，也是更为不诚实，因为这意味着另外一种辞职的形式，对于我自己和我的理念的背叛）。

    像在别的每件事情中那样，我必须从我自己开始做起：即在任何情况下，争取做到正派、正直、宽容和理解，同时力争反对**和欺骗。换句话说，我必须尽最大可能和我的良心保持一致。实际上，我经常听到一些忠告，说我应该更加“策略”一些，不要对每件事马上表态，要学会巧妙地掩饰自己，不要害怕去乞求某人，哪怕这违反我的内心，以及要和反对我的人保持距离。在为巩固我自身的利益中，我多次被劝告要认同某人追逐权力的野心，要去讨好某人因为这会使他高兴，或者不顾事实地去排斥某人，因为别人不喜欢他。

    我还听到另外一种劝告，我必须变得更强硬、更果断、更权威一些。出于良好的动机，我不必害怕偶然地拍桌子，对人大喊大叫，以及激起别人稍微的恐惧和颤栗。但是，如果我想保持对我自己和对于我的政治概念的忠诚，我必须去听这样一些忠告：不仅是出于对我个人精神健康的考虑（它可能完全被看作一个私人的、自私的考虑），更主要的是根据我最关心的对象考虑：一个简单的事实是，坦率不可能通过不坦率而建立起来，真实不可能通过谎言而建立起来，或者民主的精神不可能通过权威命令而建立起来。当然，我并不能肯定坦直、真实和民主的精神是否取得成功，但我知道怎样不会取得成功，即采取和预料的结果相抵触的途径。正如我们从历史中知道的那样，这是将我们从一开始就寻求的结局排除在外的最好方法。

    换句话来说，如果存在最起码的成功的机会，唯一的途径就是追求正派、理性、负责、诚恳、有教养地和宽容地去做。我意识到在日常政治中，这并非被认为是最有效的办法。但是我有一个优越条件：在我许多坏品质中，我恰如缺少一种，即对于权力强烈的**和爱好。由于不受此束缚，比起那些牢牢抓住他们的权力和位置不放的人，我从根本上要自由得多，并且这使得我沉迷于不使用手腕的奢侈之中。

    从那古老的熟悉的训诫：“生活在真实中”，我看到前进的唯一的道路。但是，当一个人成为总统，将如何去做，如何付诸实践？我看到３种基本的可能性。

    第一种可能性：我必须一次又一次大声重申某些事情。我不想重复我自己，但在这种情况下是不可避免的。在我的许多公开言论中，我感到我必须重复分析和解释所有社会生活中的道德尺度。并且这也是事实，在我的工作中，当我遇到一个问题并试图作深入分析时，我总是发现存在某些道德方面的问题，如冷漠、意识不到个人的错误和愧疚、不愿放弃个人的某些地位和好处、嫉妒、无节制地自大等等。

    我感到人们中沉睡的善意需要被激发。人们需要听到行为正派、帮助别人和置共同利益于个人利益之上、尊重人们和平共处的基本原则是有意义的。他们希望被大声地告知这一点。他们想要知道“最高层”的人们站在他们一边的，他们需要感到自己是得到支持和确认的，是有希望的。善意渴望被认可和被培育。善意的发展壮大取决于它必须听到整个世界都没有对它加以嘲弄。收听我对全国广播讲话节目的普通听众，经常要求听到关于可以称之为“哲学的”和“伦理学”的思考见解。因为怕过多地重复自己，我偶尔省去这些内容，但是人们总是再三要求听见它们。我从未试图给出有关如何对付他们身边恶行的具体建议，即使我想要那样做也不可能，但是人们想要知道正派和勇气不是无谓的，在与肮脏的诡计作斗争时有时必须冒风险。他们想要知道自己不是孤立的、不是被遗忘和被勾销的。

    第二种可能性：在被称之为高级政治的世界，我可能试图在我周围创造一种积极的气氛，一种慷慨、容忍、开明、宽宏大量的气氛，创造一种根本性的友谊和互相信任。在这个领域，我远非是那种决定性因素，但我可以拥有一种心理上的影响。

    第三种可能性：作为总统处于我的位置上，我拥有直接的政治影响。我必须作出某些政治决定。于其中，我可以而且必须带进我的政治理念，注入我的政治理想，那些有关正义、正派、克制以及我称之为“道德国家”的近期目标。当然，我的成功与否是由别人来评价的，结果也总是参差不齐，因为像任何别人一样，我也是个难免有错误的人类成员。

    记者们尤其是外国记者，经常问我“生活在真实中”、“反政治的政治”是什么意思，或者政治从属于良心如何可能，如何将其付诸实践。他们很想知道，当我身处高位时，我是否必须大大修改以前我作为一个前“持不同政见者”对政治的期望，换言之，他们的意思是说，我从“持不同政见者经验”中提出的标准，现在是否仍然适用。

    可能有人不会相信，在我担任总统两年来，这片国土上充满了那些稳定的国家的总统做梦也没想到的各种问题。我完全可以说，我从未被迫撤消我从前写下的任何东西，或改变任何看法。这似乎是难以置信的，但确实是这样：不仅我没有改变我的想法，而且它们还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尽管有着我每天必须面对的政治烦恼，我仍然深信政治并非本质上即不光彩的事情；就其不光彩的一面来说，只有不光彩的人们令政治不光彩。我得承认，比起人类其他活动领域来，政治更能诱惑人做出不光彩的事情，因此它对人的要求更高。但是，如果说一个政治家必须撒谎或搞阴谋，那是不切实际的，那简直是荒谬的说法。出于某些原因，总是有人散布这种说法，借此打击别人对公共事务产生兴趣。

    当然，在政治生活中，像生活的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