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整个成年生涯中，我都被官方打上了这样的烙印：一个想要在我国复辟资本主义的“右派典型”。而现在——我上了年纪以后——我又被怀疑具有某些左派倾向，如果还算不上十足的社会主义者的话。

    那么，什么是我真正的立场？首先，我不采纳任何意识形态或教条教义，不管是左派的还是右派的，以及其他任何对于这个世界封闭的、事先准备好了的推论体系。与此相反，我总是试图独立地去思考，运用我自己的理性权力，并且极力抵制种种将自己束之高阁的诱惑。我感到自己随时准备接受有意思的和有说服力的每件事情，随时准备吸收新的观念和将它们纳入自己的世界图景。

    我也并非总是正确的。但是我的错误更多地来自个人的缺陷——比如缺少洞察、关注和教育——但不是意识形态的迷误或狂热。

    我拒绝将我自己定义为左派或右派。我站在这两种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前沿之间，独立于它们。我的某些观点看上去似乎是右派的，无疑地，另外一些却像是左派的。我甚至可以想像同一个观点对有些人来说是左派的，对别的人却像是右派的。老实说，我对此从不介意。而我最讨厌的还是将自己看作一个处于中心的人物，将自己置身于某个地形学上的位置是荒诞的，这更多地因为虚构的中心位置完全依赖于所采取的某个角度。

    这样一种态度眼下并不流行。在数十年人为的整齐划一之后，我们的社会需要知道如何再次在政治上定义自己，知道如何在政治上重建自身，这将导致人们试图在“地形学”上给自己寻找位置。每天的报纸都在谈论一个具体的政治或政党如何视自己为左派还是右派，是偏左还是偏右，或者是右派中的左派或左派中的右派，或是右派中的偏左派。但是，即使在今天，我也并不感到有以这种方式定义自己的需要。这样做会构成对我的自由的一个事先的限制，预先地将我和某件事或某些人捆绑在一起却没有透出任何我的主要观点。

    我曾经说过我自认为是一个社会主义者。这样说，并不意味着我认同什么特殊的经济理论或概念（尤其是一切都属于国家和由国家来计划这样的概念）；我仅仅想暗示我的心，如人们所说，长得稍微偏左了一点。与其说我在表达任何特殊的信念，毋宁说我试图描绘一种性情，一种不落俗套的精神状态，一种反对定势的倾向，以及对于庸俗市侩的反感和对于悲惨蒙羞的人们的关注。

    很长时间以来我不再说自己是一个社会主义者，这并不是因为我的心换了地方，而是因为这个词——尤其在我们语义的上下文中——其含义十分混乱。尽管只有在今天它才开始精确地意味着某些东西，但它仍然没有提供我称之为有意义的起点。

    出于同样的理由我也避免“资本主义”这个词。我从来没有说过或写过我向往资本主义或我想在我们国家引进资本主义。像“社会主义”一样，“资本主义”也是一个由马克思主义者加以推广和庸俗化的一个概念，我看不出为什么我必须接受它，尤其是对这个概念不费力气地加以运用，是一种喜欢通过接受类似的意识形态标签而使生活简单化心理的典型，并且还和许多具有危险的文明现象联系在一起，它们并不在我的框架之内。

    尽管我的心偏左了些，我也知道唯一行得通的经济制度是市场经济。其中，所有东西都属于个人，这意味着将有人对每件事情负责，这是一种于法律的框架之内，使得经济实体完全独立和多样化的制度，它的运转主要是受市场规律的引导。这是唯一自然的、有意义的、可能导向繁荣的经济，因为唯有它体现了生活自身的性质。就其丰富和易变性而言，生活本质上拥有着无限的和神秘的多样性，它不能被控制和计划。

    企图将所有的经济实体联合起来置于唯一的畸形的拥有者——国家之下，将所有经济生活屈于一个理性的中央声音，这种声音相信它自己远比生活更聪明，这种做法是反对生活本身。这是现代人妄狂自大的一种极端表达，他相信自己已经彻底了解了这个世界，他便处于创造的顶点并拥有足够的能力和整个世界竞赛；他宣称自己的头脑是有机体的最高形式，而不去注意到存在着一个无限的和远为复杂的结构，即自然宇宙存在的秩序，他自己只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

    **经济出自一种夸张的、乌托邦和理论，它把自身抬到一切事物之上。待到付诸实践时，这种乌托邦的推理开始肃清与它不符的每一项东西，清除在它的计划之外或干扰这些计划的东西。审查制度、恐怖和集中营是同一种生产崩溃的中央集权经济的结果。事实上，从一开始，意识形态幻觉的谬误同时表现为这种伪科学的乌托邦，完全失去了对生活暧昧不清一面的感觉，缺少对于神秘的存在秩序的谦卑精神，偏离了“来自上方”（from

    above）的道德尺度以及脱离了人类良心。

    有时人们也许听到这样的说法，我们的革命和导致选举成功的力量，向公众隐瞒的一个秘密是：有人想要复辟资本主义。

    的确，我们没有使用过“资本主义”这个词，如同我已解释的。至今我也没有用这个词。但是我们始终在强调——不只是在革命期间和选举之前，而且很久之前（至少，是我们中的许多人）——我们想要一种规范的市场经济制度。显然，如果不去打碎极权主义制度的基本柱石，破除这种权力的根源及导致物质匮乏的原因即中央集权经济，便不可能推翻这个制度和重建民主。

    因此，我是问心无愧的。我像右派中的极右人士那样意识到，只有最快地重建市场经济，才能振兴这个国家的经济，能使它逐步恢复，和最终实现真正的经济发展。我们已经踏上了这条道路，我们宁愿称之为“经济改革”（没有更精确的称呼）。改革的宗旨在由议会批准的政府方案中得到了表述。这项逐步来完成的前所未有的使命的方案，是由许多经济学家长时间讨论的结果，不只是许多人想当然地以为，这仅仅是财政部长瓦茨拉夫·克劳斯的产物——当然，因为他的不妥协的立场，他在方案的最后形成中发挥了最积极的影响。这是经过普遍认可的东西。普遍认为需要这样做。对这个国家来说，这是唯一有意义的选择。

    数十年来，人们受金钱的贿赂（在正常经济环境中，这些钱应被用来投资新的技术、研究和发展，以及用于能量贮存规划，和作为提高产品的产量、质量和竞争力的手段），所付的是一个有节制的社会安全的代价，如同经常被提到的那样，我们靠提前支出未来而生活。现在所有这些帐单摆在我们面前，是亏本交易。它们以非常可观的数目等着我们。它们相当于全部我们从未来银行里支付的贷款。借贷的规模完全相当于在对于未来的开采利用中人们缄默的深度。加快这项根本性的改革，是我们共同的利益。对这个问题如果我们越三心二意，时间就会拖得更长，牺牲将会更大，更迟地实现这些计划，同时不可避免的但却是无谓的牺牲将会堆积如山。

    我们不妨回到最初的起点。改革的奠基是私有化，而我们大部分公司和企业仍是国有的。小范围内的私有化——诸如小商店、小酒店、旅馆、服务行业、小企业等，现在已或多或少地完成了。大型国有企业的大范围内的私有化，正在开始并且也许将需要好几年。

    我曾经以为改革的进程也许会更快一些。例如，我曾简单地认为在我们第一次自由选举时（1990年6月），街上会布满了私人的小商店、酒吧和小餐馆。事实上，这个情形最近才开始出现。我并不知道和私有化相联系的问题有多大，不知道国有企业对此将会有多么强大的抵制，尤其是大型国有企业。批发商、食品加工业、许多制造行业等，其轮子都陷在泥里。我也没有预见到许多行业如何戏剧性地受市场危机的影响（当然，这不全部是我们的过错，也是许多年来在苏联阵营内部建立的人为的市场的崩溃）。因此，我肯定不喜欢“减少力度”或“放慢改革”。相反，我更倾向于认为这个过程是不是太慢了些。实际上，我真正感到担忧并认为有危险的唯一事情，是将改革的形式变成一种意识形态，变成偏狭的教条，甚至是十足的狂热。

    对我来说，市场经济是像空气一样自然和理所当然的东西。毕竟，这样一种人类经济活动的制度是经过数世纪（甚至上千年）的摸索而建立起来的。这是和人类天性最相协调的制度。但是尽管这是如此行之有效，它也并不可能建立一种世界观，不可能成为一种哲学或一种意识形态，也更不可能作为一种生活的意义。对许多人来说（尤其悖论的，是对那些多年来从未对计划经济发表一点不同看法的人），经济忽然变成一种崇拜、一堆教条，必须不容妥协地为之辩护和弄得比这种经济制度服务的对象即生活本身还要重要，事情就变得不仅滑稽而且危险。

    政治的党派及其旨趣对于他们认为重要的经济和社会现象总是意见不一（并还将意见不一），对于如何理解和解释它们，如何寻找最好的道路去组织经济生活也总是各抒己见（并仍将如此）。这绝对没什么错。但是事情有点走得太远。

    右派教条主义，带着其愠怒的偏狭和对于总体方案的狂热信仰，和那些左派的偏见、幻觉及乌托邦，一样令我烦扰。今天，我们经常不幸地发现，对于具体问题的切实分析和对于它们深思熟虑、不带偏见的思考，已经被另外一种东西驱逐出公众争论的领域，即也许可以称之为“市场疯子”的那种东西。对市场经济的崇拜，可能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一样危险，因为它们出自同样的头脑：即相信来自理论的东西肯定比来自生活的东西更聪明时髦，而每一件违反理论教条、不可能令其适应这些教条或超出教条之外的东西，都只配被拒之门外。实际上，比某种一般性规则更可靠和值得信赖的，是我们与复杂的生活打交道得来的那种引导，是来自常识、无偏见的判断、从教条中的解放、有分寸和适度感的那些东西，还有最后的但并非不重要的，来自我们作为个体人类生命的理解和由这种理解所产生的道德和社会的敏感。

    一种化学意义的纯粹的理论是不适用的和难以付诸实践的。生活远比仅仅是科学了解的东西更为丰富（并继续这样）。这时并不存在诸如“纯粹的制度”这样一种东西，任何地方都不存在。社会生活并不是为我们知道的任何一套计划而设置的机器，这就是为什么总是不停地形成新的理论的原因。总是给我们带来惊奇的川流不息的生活，是追求新的成就的人类精神面临的唯一持久的挑战。

    顺便地说，将市场和道德看作互相排斥的东西也是一个巨大的错误。确切地说，其相反的说法才是正确的，只有在拥有其自身道德的情况下市场才可能运转——遵守法、惯例、传统、经验、习惯、遵守游戏规则，并加以贯彻。没有规则便谈不上任何游戏（这不是巧合：许多古代宗教书都由道德箴言和一套类似商业法规的某种东西组成）。

    当然，不可能避免将科学知识投射到具体的决定上来，包括经济和政治多样化的决定。但是要记住两条：首先，科学知识可以服务于生活，但生活肯定不仅仅证明某人的科学发现并因而服务于科学。第二，也许科学是人类精神的出色的产物和工具，但它自己并不能保证一个富有人性的结果。一个熟悉的例子是：科学可能引导人们发现核武器，但并不能保证它们将不会互相发射到对方那里去。

    显然，每件事情想要取得成功，就必须有非科学的力量。诸如健康的共识和人类良心的参与。经济改革也不例外。

    请允许我用一个故事来阐述我的思想。1990年，我出席了我们３个政府的一个会议（捷克、斯洛伐克和联邦），来决定一个关于小范围私有化法律的基本轮廓。我支持这样一种观点，即被拍卖行业中的雇员应享有一定的优惠，不管是以拥有优先购买权还是以低贷款的形式。我的理由建立在这样一种担心之上：也许有吸引力的行业将被那些财富来历不明的人买走（前**者“中央管理干部”成员、黑市商人等），而不那么具有吸引力的行业则卖不出去，成为国家的一个负担。我曾经急切地希望小规模私有化会尽可能快地完成，以此避免窃贼的经济（也是政治）权力增强——因为对大家来说，经济改革完全是初次经验——以及避免使它和40年代**者完成商业企业民族化相比，显得是一种社会的不公正。如果小范围内私有化的结果主要是用非法获得的钱（主要是偷来的）来开始合法经营，那不仅是不道德的，并且在政治上也是十分危险的，因为它可能将公众的看法转变为反对改革。

    讨论中许多人支持我的这种看法，包括认为在改革初期，在这个完全是转型的时期，眼下远没有市场机制的运作，当国有制度被革命的途径打碎之后，我们很难担负起一个“纯粹市场”解决的奢侈。另外有许多人支持一种法律的看法，即所有有兴趣的团体一律平等，正如他们的钱也一律平等，任何人都不应享有任何优惠，即使在一个具体的行业中工作多年（我要说反对我们的观点中有一点是比较有说服力的，在某种程度上它被后来的发展所证实：许多雇员，在**时期，便擅于通过损害消费者而使自己富裕起来，部分地即来自于他们与供应网上人们之间的黑幕联系。因此，再给予他们更多的优惠是可笑的）。

    争论的双方都各有道理，但另一方面实际上这都是一种有涵养的猜测。具体事实并不在我们的决定中扮演关键角色，因为并没有统计数据，哪怕是近似的数据。我们并不知道这些行业有多大利益，哪些人可能参加拍卖，感兴趣的人们手上有多少钱，他们准备拿出多少来投资。同时也完全无法预知这种小型私有化可能的进程，和它在经济、社会、政治方面的结果。因此，没有人能运用事实来说服其他的人，结果成了感情之间、观点之间和推测之间的互相争斗。投标的结果产生了，我支持的立场因得到少数人的支持而失败。

    目前，仍然难以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