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瑞·莱德尔采访哈维尔

    ◆什么原因使得你决定写这封公开信给胡萨克？

    主要的原因由这封信本身的一些内容已经得到说明。我感到如果我公开地说出我所想的，我也许将会在我信中所说的社会自我意识的过程中尽一份力。我直率地写出它是相信这或许有一种“促进健康”的意义。一般地说，我相信说出真实总是有意义，在所有的环境中。

    第二个原因完全是个人的，一种以某种方法摆脱我自己的困境的需要。现在有时候，我背负着一种情感，我被强加于一种预定的、不变的状态，有人在某个地方已经描述过我，给我分类，我仅仅是被动地接受它和不需要发挥我自己的想像力而扮演所交给我的角色。我厌倦了在这种情形下总是徘徊该怎样生活，我感到需要激发一下，使其他人面对一个转变，迫使他们对付由我所造成的一种局面。

    ◆你最后一次发表公开声明是在什么时候？

    是在1969年秋天我在一份称作“十条”的请愿书上签名。从那以后，我没有在公开场合表达过自己，除非将我的剧本偶然在国外出版也算在内。顺便地说，1970年秋天我正准备上法庭，和其他签名者一道，为了那份请愿，但是在审判的前一天，诉讼暂停，直到今天还没有恢复。因此指控仍然保留。

    ◆当你完成这封信时，你期待什么？你想到了什么？你感觉如何？

    我主要对这封信是否写得好感兴趣，即它是否有意义，是否太抽象和枯燥，是否具有一定的告诫和促进作用，或许我应该把它写成一篇论文，而不是一封信。我担心它是否恰当地概括出对每一个人来说是熟悉的、臭名昭著的事情，是否以某种方式歪曲了现实。简言之，我担心我是否太鲁莽，说大话而没有意义。

    我所担心的另外一件事是事务性的。很长时间我在考虑什么时候将它发出，怎样发出和寄给谁。我是不是应该先把它寄给收件人，然后再寄给新闻媒介，或者两者同时去做？我主要担忧的是如何不使秘密警察发现并以某种方式挫败我寄出它的企图。因为一些特殊的原因，直到这封信写完和誊抄完的一段日子之后，我才真正想要寄出它。在那些天内，我是这样紧张，为安全作了许多复杂隐蔽的考虑。那段时间内，一件格外有趣的事发生在我正要寄出它的那个晚上。我偶而撞见一个秘密警察的高级官员，他经常审问我，并在餐馆里说了许多俏皮话，关于他们是否在跟踪我，我是否打算作某事而这正在他们的能力之内也许要失败，等等。第二天早晨我没有任何障碍地将信送入邮局，我大大松了一口气。

    ◆你期待跟着而来的是什么样的结果呢？

    尽管当时看上去不可能——并仍然不可能，我准备被抓起来，因为一个人必须准备任何事情。这使得我更加关心我的信的价值和它的冲击力。如果我知道我的信有意义，我没有白白地写它和将它公开，它将给某些人以希望——哪怕是很少的人，我将不在乎惩罚。而如果我为某种不值得的事情付出，它没有意义，我只是成功地将自己弄得看起来滑稽可笑而已。

    ◆你说你准备任何事情发生，甚至坐牢。你是说精神上的准备，还是某些具体的事情？

    我想我准备了任何一种情况。显然，只有当我到了那儿以后，我才知道我是否真正地准备好。当然，我希望我准备的最后考验不会到来。

    ◆你做了什么特殊准备吗？

    我将一些我称之为“应急包”的东西放在一起，包括雪茄，一把牙刷，牙膏，肥皂，一些书，一件Ｔ恤，一些泻药和其它一些小东西——我不可能记住每一件东西。我整天带着这个包，或者更准确地说，当我离开屋子时我都带着它。

    ◆在你给胡萨克的信中，你写了不少关于恐惧。你有没有经历过那种支配你整个人和所有心理功能的压倒性恐惧？

    我还不能回忆出经历过这种“普遍的”恐惧。当然，我知道不同形式的恐惧。作为一个驾车者我害怕警察，特别是我喝了酒之后。我容易紧张，这意味着我害怕是否能够通过那种整个落到我头上的情况，例如，在不同的公共场合出现、考试，等等。我有一种对于电话的非理性恐惧——事实上，我厌恶电话。我偶而受一种“邮寄的神经不安”的折磨，即恐惧邮件，并不是真正知道这个邮件带来的任何具体的不幸。我自然经历过几乎每个人所经历的——一种关于生活的偶或的、普遍的焦虑，和担心我能否承受我的生活，是否能做得更好。有一种恐惧我没有——并且我不知道为什么是这样——是政治的恐惧，或者说政治－生存的恐惧，或者说恐惧政治警察：我从来没有经历过这种恐惧，我很高兴我省却了这种恐惧。……从我寄出信差不多三个星期过去了。

    ◆有谁给你写过信吗？

    通过各种渠道我听到一些关于那封信的传说，但是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人们不直接写信给我，事实上，我要求我的朋友们不要写信给我。我不得不假定现在我的邮件可能是公开的，给安全人员这样一种方便的消息途径没有意义。到目前为止只有一个人给我写信——普罗卡普·德提那博士——前司法部长。这也是一封很好的信，我非常珍视它。当然，我收到了来自收信人的一封信，更准确地说是总统办公室塞得拉奇科娃小姐的一封信，她在回信中解释我这样做对有敌意的新闻机构有用，并由此透露了我对于我的国家的敌意。我并不将这种姿态看得很重要，因为我知道胡萨克先生是否读过我的信取决于许多事情，而肯定不是塞得拉奇科娃小姐是否给我回过信。

    ◆赫拉得切克当地的人们怎么样？邻居和朋友们如何？他们知道那封信吗？他们对你说什么？

    他们很快知道了它。外国广播电台播送了这个消息，有人收听并传播开来。至于他们的反应，我不能说我遇到过一个愤怒的或是反对的表达。但是，这也许因为我没有遇到料想中不同意它的那种人。……

    ◆究竟什么原因使得你搬到这个离布拉格150公里的地方？你想念布拉格吗？

    起初我们买这座房子是为了消遣，像别人买小别墅以便在假期和周末有一个去处。然而逐渐地，我们发现自己越来越多地呆在这儿，而越来越少地呆在布拉格。直到有一天我们意识到，出乎我们自己的意料，我们事实上已经住在这儿。这仿佛是自动发生的，没有什么安排。当然，回过头来想，我意识到这次搬迁有许多不同的原因。首先，最终离开布拉格是我意识到我在那儿已经无事可做，我不能在我的岗位上工作，我不再能从事我所胜任的工作。另一个事实或许是政治上的被隔离。你在布拉格的每一步将撞见这个：你总是不得不担心谁将因为访问了他而招致麻烦，你可以邀请他们来而他们不来，如果不来的话是因为他们害怕。你总是在担心类似你知道谁接纳你谁不能，哪儿你可以去哪儿你不能去，因为不至给别人造成紧张或引起他们和警察之间的不愉快。这些担心不得不以这种或那种方式给你产生影响。

    在这儿，所有这些都不存在。我的朋友来看我，我不需要因为将他们暴露在危险之中而感到愧疚。任何人走了这么远的路他有足够的时间去考虑他去哪儿和这对他是否值得。在这乡村，远离他人的房屋——我感到比在城市远为正常，在城市生活中总是令我陷入窘境，这不可避免地对我的神经有影响。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原因；这里更为安静；生活便宜得多；我们有很多房间；被大自然所环绕——简言之，我们生活得更好。我们并不想念布拉格，如果我们想的话，在我们愿意的任何时候我们可以去，并且知道这一点已经足够。

    ◆我知道你曾经在特普纳夫的啤酒厂工作过一段时间。为什么？你需要钱吗？你在那儿做什么？

    我作为临时工在那儿工作。我的原因是经济上的——我们几乎没有钱。现在我们有了一些钱，所以我不再去那儿。我去那儿肯定不是“观察生活”，或向世界和我自己证明，我不在乎在啤酒厂的院子里滚啤酒桶或早上４点钟起床。我不相信装扮成一个工人，我总认为作家在工厂的“创造性自愿劳动”是荒谬可笑的。我在啤酒厂工作不到一年，得到差不多一个月七百克郎的收入。当然，钱并不是我从工作中得一到的唯一的东西，远远不是。但是，如果说作为一个作家所给予我的，自然不是熟悉和了解一个新环境——为此，对啤酒厂的一次访问便已足够——而是我经历了其他啤酒工人所身处的那种待遇；我说的是作为一个人，他在啤酒厂工作因为他必须这样，而不是他要“了解生活”的那种情况。

    ◆工人们待你什样？当你开车去上班人们反应如何？

    我必须说他们非常友好地对待我。你知道，在我的生活中我做过很多事情，我甚至多年从事体力劳动，但是我总是并始终忍受出现在工人阶级面前时一种叫做困窘或害羞的东西。也许这正是我的性格，也许是有负疚感的知识分子在面对劳动者时模糊的情感，或许是作为一个“庄园主的儿子”从我的先辈经验中的一种遗传，即一个资产阶级家庭的孩子自然具备的。但他不是将此看作优越感，而是一种障碍。当我开始在啤酒厂工作时，可以理解我带着这种困窘和恐惧的情感，我越来越高兴地发现其他工人喜欢我，并没有丝毫疑虑地接受我。甚至当我不是真正需要他们时，他们也给我提供帮助。我想我有一对很好的朋友在那儿，如果我没有说错的话。唯一对我显出反感的是那个总管。至于汽车，我的工人伙伴对它感到惊奇，主要是作为一种机器。一旦它有什么地方出了问题，他们总是乐于替我修理。

    ◆你在啤酒厂有什么值得讲的故事吗？

    有啊！我们称之为“水门事件”。一天，一个业余的窃听器在我工作的啤酒厂酒窖里被发现。调剂师自己安装的，电线一直通到他的房间。这个人试图一石双鸟：他想知道工人们说他什么，同时，也想通过监视我讨好他的上级。但是整个事情被发现——幸好以一种不能再掩盖的方式——调剂师不得不可耻地离开。当然，这件事一旦变成一个丑闻，国家警察便试图与它脱离干系，宣称安装这个窃听器他们不知道。但是，调剂师不能这样宣称，结果剩下来的事情是工人阶级被一个没有人敢保护的主事者所冒犯。后来，每一个人——地方官僚，国家警察，啤酒厂的领导和那调剂师他们都害怕。你知道他们怕谁？我！他们担心我会向国外公开这个故事，我会将这个故事带出这个地区之外，并因为如此一种业余水平的行事方事而招惹他们上司的愤怒。当然，我经历了许多这种荒谬的情形。当我刚开始工作时，啤酒厂的领导便接到地区党的领导人的指令——甚至以书面的形式——对我进行监视，因为存在着我或许向“国外新闻媒介告密”的危险——如他们所写——关于任何可能发生的侵犯他人的权利的行为。我是这个省的临时工，同时是“这个国家的敌人”，这就是许多喜剧情形产生的来源。……

    ◆你好几次提到国家警察。现在你在这儿，在和布拉格相隔一定距离的地方，在这个海滨是不是更为安静一点？

    在我的生活中我若干次地被审讯。它早在1968年就开始了，但是我不得不承认——尽管这听上去违反常情——我总是发现审讯是一件逗乐的事。这是一种奇怪和有趣的经历。关于这个问题我有许多思想，如果有时间我或许写一篇“审讯的哲学”的文章。在不同的场合我采取了不同的策略。我接受的最长的一次审讯在1969年。一个特殊的审讯组来到我家中，并花了三个星期和我在一起。在这期间，我采纳了“解释的策略”，比起我完全拒绝说任何事情，这似乎更有效。现在我越来越倾向于压根拒绝说任何事情这种战术。

    ◆现在你不在啤酒厂工作，你整天干什么？

    我应该做的是努力去写我已经开始的一个剧本。但是事实上我并没有努力去做，并且我更乐于找借口不去写，诸如在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