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爱的胡萨克博士：
在我们的办公室和工厂，工作照样进行，纪律正在奏效。我们公民们的努力正在产生可见的效果，生活水平缓慢地增长：人们造房子，买汽车，生孩子，给自己消遣，过着他们的生活。
当然，所有这些，作为衡量您政策的成功或失败的尺度来说是微不足道的。在每一个社会动荡之后，人们最后总是回到他们的日常劳作，同样的原因他们要活着，他们这样做是为了他们自己，说到底，并不是为了这个或那个政治领导人的小集团。
不仅是上班、开店、过他们自己的生活，他们做得比这些还多：他们投身于巨大的生产定额，完成或超额完成它们；他们像一个人那样投票，一致地选举某个推荐给他们的候选人；他们在各种政治组织中活动，参加会议和游行；他们宣称支持他们应该支持的每一件事情。没有地方可以看到对于政府所做的任何事情持异议者的迹象。
当然，这些事实不是无足轻重的。在这个意义上，人们必须认真地询问，是否所有这些进一步巩固了您的成功，完成了您的小集团所制定的任务，——它们赢得了社会的支持和稳定了这个国家的形势？其回答必须建立在我们对稳定所做的解释上面。
在单靠由各种各样统计申报数字、官方声明和有关社会政治牵连的治安报道等所衡量的范围来看，我们几乎不感到任何怀疑——稳定获得了成功。但是，如果我们着眼于稳定的进一步含义，社会中一种真正的精神状态？假定我们开始询问更持久、也许更敏感和更无可估量然而是有意义的事实，譬如以真正的个人及人类经验的方式来看，什么是隐藏在所有数字背后的东西？假设我们询问——例如为了社会道德和精神的复苏，为了生活的真正人性尺度的扩展，为了高水平的人的尊严的提升，为了人在这个世界上真正的自由和意愿——迄今所做的？因此当我们将注意力从仅仅是从外部现象转到它们内在的原因和结果，它们的联系和意义，一句话，转到那些现实的更不明显的层面上。在那里这些现象或许正获得一种普遍的人类理解时，我们能发现什么？难道我们还能认为我们的社会是“稳定”的？
我不妨如此冒昧地回答：不断言如此因为所有这些外部看似有说服力的现象和我们社会的心灵深处，远不是一个稳定的存在，它甚至正在陷入一种危机，在某些方面，危机比在我们的近代史中所能回忆的任何时候还要严重。我将试图证明这种看法。
人们必须询问的根本问题是：实际上人们为什么以这种方式去做？为什么他们做所有这些事情？——它们加起来形成一种深刻的印象，一个全都联合起来的社会给予其政府以全部支持。对任何不带偏见的观察者来说，我想其回答是不言而喻的：他们被恐惧所驱赶。
因为恐惧失去自己的工作，中学老师讲授他并不相信的东西；因为恐惧自己的前途，学生跟在老师后面重复他；因为恐惧不被允许继续自己的学业，青年人入团和参加不管是否必要的活动；在这种畸形的政治信誉的制度下，因为恐惧他的儿子或女儿是否取得了必要的入学总分，使得父亲采用所有义务的和“自愿”的方式去做每一次被要求的事。因为恐惧拒绝的结果，导致人们参加选举，给被推荐的候选人投票，并假装他们认为这种形同虚设的走过场是真正的选举；出于对生计、地位或前程的恐惧，他们不得不投票赞成每一项决议，或至少保持沉默；是恐惧使得他们经历自我批评、赎罪、不光彩地填写一大串丢脸问题的令人羞辱的行为。恐惧或许有人会告发他们，将他们驱逐出现存社会，他们通常在私下里表达他们真实的想法。在大多数情况下，使得劳动者以他们名义的所谓“工作义务”，是那种恐惧忍受经济倒退、努力想改善自身和为了讨好权势者。实际上，同样的动机也隐藏在建立“社会主义劳动突击队”的背后，存在于这种清醒地意识到它们的主要功能是在给上级的合适的报告中被提及。恐惧导致人们出席各种官方的庆祝会、示威和游行。因为恐惧被从正在进行的工作中驱赶出来，许多科学家和艺术家效忠于他们事实上并不接受的观念，写他们不同意的或明知是虚假的东西，参加官方的组织和参与他们认为是几无价值的工作，要不歪曲和删改他们自己的作品。在保存自己的努力中，许多人甚至报告恰恰是他们自己对被报告人做的那种事情。
当然，我所说的恐惧，并不是通常心理学意义的一种确切的情感。我们在周围看到的大多数人并不像颤动的树叶那样发抖：他们的脸上呈现着坚定、自我满足的公民的表情。我们涉及的恐惧是在更深的意义上，如果你愿意，可以说它是在伦理学的意义上，即对于一种持久的、普遍存在的、危机的集体意识或多或少的分享，忧虑什么是或可能是受威胁的，并逐渐变得习惯于这种威胁，将其认作实用的方法，我们追随各种外部适应的形式作为仅有的自我保护的有效手段。
自然，恐惧并不是当前社会结构中仅有的建筑材料。然而，它是主要的、基本的材料，没有它甚至没有表面的统一、纪律和一致，断言我们国家可以获得稳定局面的官方文件即基于此。
当然问题来了：什么是人们事实上害怕的？审判？拷打？失去财产？流放？死刑？当然不是。幸运的是，大多数由当权者对待人们施加压力的残酷行径如今已经成为历史——至少在我们的环境中。今天，压制采取了更微妙和精致的形式。并且即使政治审判在今天也没有发生——每个人知道当权者如何操纵他们——它们仅仅扮演着一种极度的威胁，而主要的压力则转向生存压力的领域。当然，问题的核心并没有改变。
众所周知的是，一种威胁的相对价值比绝对价值更有效。它并不是某人客观上失去的，而是对他来说，在他的生活水平上，用其自己的天平所衡量的主观价值。因此，如果今天一个人害怕在他的领域里失去工作的机会，就像在其他历史时期内，他害怕其财产被没收一样，其反应同样强烈。实际上，在某种意义上，生存压力的技巧是更为普遍的。在一个更广泛的意义上，我们国家的任何人在本质上都是十分脆弱的。每个人都有东西要失去，因此每个人都有理由担忧。一个人可能失去的东西的范围是广泛的，包括处于统治地位的人享有的各种各样的特权，所有提供给有权有势者的特殊机会，享受诸如宁静的工作、提升和执掌权力，在自己的领域里工作的能力，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以及对其他公民来说都享有的仅仅是基本生活的有限水平，而不是处于某个特殊的阶层之中——对这些人来说，适用于其他人的规则并不适用于他们，即成为捷克斯洛伐克政治隔离的牺牲品。是的，每个人都有东西要失去。最恭顺的劳动者的同事可能因为在一个会上或酒吧里说出他头脑中所想的而遭到残酷的惩罚。
当然，这种生存压力制度（它笼罩整个社会，每个人都处于其中，要么作为每天威胁的一个特殊情节，要么作为一种普遍发生的意外事件），如果不是得到这种权力结构腹地的支持，即全面地、并且是粗暴地为其效劳的力量——无处不在的，至高无上的国家警察——便不能有效地工作。准确地说，这非常像它的前身，更残酷的压力形式。
这是那种可怕的蜘蛛，它的看不见的网直接覆盖整个社会；是那种所有恐惧的道路最后消失的尽头；是没有人可能向这个国家的权力挑战的最后的和无可辩驳的证据。虽然对于大多数人，在大多数时间内，都不能用自己的眼睛看到这张网，不能触到它的细丝，但甚至头脑最简单的公民都清楚地意识到它的存在，承受它每时每刻沉默的在场，并采取相应的行为——这些行为是为了在那些看不见的眼睛和耳朵之内的表现自己。他非常知道为什么他必须这样做。因为那种“蜘蛛”可以没有任何必然性而干涉某人的生活，将人置于他的控制之下。实际上根本没有必要被审讯、指控、投入监狱和判刑，因为一个人的上级也被陷害在同一张网里；在每一个级别上的人，其命运都是被决定的，这里有和国家警察合作者也有被迫合作的人。因此，十分突出的事实是，国家警察可以在任何时候干涉一个人的生活，没有他反抗的任何机会，可以充分地剥夺一个人的生活中本来的和可靠的方面，将其转变为一种没完没了的伪饰。
如果在人们维护他们已有东西的防御性尝试背后是恐惧，那么变得日益明显的是，为赢得他们目前还没有占有的东西的侵略性努力的主要推动力是自私和野心勃勃。在近代很少有像这样一个社会制度如此公开和厚脸皮地给这些人提供领域：一旦给他们带来任何好处时便支持任何事情的人；在追逐权力和个人目的中准备做任何事情的没有原则的和没有脊梁骨的人；乐于任何羞辱，随时打算为了一个巴结当权者的机会而牺牲他们的邻居和他们自己的忠诚的钻营的走狗。
从这个观点看来，这就不足为奇了。我们社会中有公众影响的位置从未有过地被那些臭名昭著的野心家、机会主义者、骗子、有可疑记录的人，——总之，由典型的合伙勾结者所把持，这些人有一种特殊的才能经常说服自己，他们肮脏的工作是挽救某些事情的一种方式，或者至少，是防止更坏的人接替他们位置的一种方式。这也不足为怪，在这些环境中，**存在于所有形式的公务员之中，他们公开地愿意为任何事情接受贿赂，并且允许自己寡廉鲜耻地为考虑他们私人利益和受贪欲支配而摇摆不定，这些东西比近十年来所能想起来的任何时候都更加蔓延开来。
那些忠诚地相信官方广播所说的一切和无私地支持政府权威的人比以前更少。但是伪善者却逐步上升：归结到一点，事实上，每个公民都被迫成为一个伪善者。
当然，这种令人沮丧的情形有客观存在的逻辑原因。在近代很少有这样一种制度如此不在乎外表看起来忠诚的公民们的实际态度，不在乎他们言词的诚意。这是足以观察到的，在所有那些自我批评和赎罪行为中，没有人真的在乎人们所说的东西是否意味着什么，或许他们仅仅考虑自己的好处。事实上，人们可以肯定地说，第二种考虑或多或少是无意识地产生的，没有任何不道德的东西在内。实际上，个人好处的展望常常被用作获得这样的供述的主要根据。通常没有人试图相信忏悔者的罪过和其行为的谬误，很简单他必须悔悟。同时，他着眼要得到的利益被渲染了，而痛苦的体验，在赎罪的行为之后将保留下来，被缩减成一种幻觉。竟然有些古怪的忏悔者有着全部的忠诚并显示它，通过例如坚持原则、拒绝相应的回报，一般来说这个制度对其持怀疑态度。
在某一点上，我们都公开地被贿赂。如果你在工作中接受这样或那样官方的位置——当然，不是作为为同胞服务的一种方式，而是为领导服务——你将得到这样那样的好处。如果你入团，你将被授予某种权力和接近这样那样的招待会。作为一个创造的艺术家，如果你参加官方机构，你将得到这样那样的创作机会的回报。想想你在私下的情况，而一旦你和别人取得一致，克制住不要去制造麻烦，压抑你对真实的兴趣，使你的良心保持沉默，大门就会为你敞开。如果外部适应原则成了在社会上取得成功的要旨，你可以想见，什么样的人性素质被激发出来，什么样的人将出现在眼前？
在出于恐惧的自我保护的态度和为了自己的利益急切地征服世界之间，存在着一个往往被错误地忽略的情感领域，它们在组成今天“团结的社会”的道德氛围中也扮演着一个重要的角色：冷漠的情感和它们所伴随着的每一件事情。
好像在现代历史动荡之后，在这个国家最终建立了这个制度之后，人们便失去了对前途、对建立公共事务权利的可能性、对为真理和正义而斗争的意义等全部信任。他们对超出其每天以外的任何事情漠然置之，对自己的日常生活例行公事，他们寻找解脱的途径；他们屈服于冷漠，屈服于对超个人的价值及对他们同胞的漠不关心，屈服于精神上的被动和压抑。并且每一个仍然试图抵抗的人，例如拒绝采取将掩饰的原则作为拯救的钥匙，怀疑以自我异化的代价购得自我满足——这样一个人出现在他的冷漠无情的邻居面前，像一个古怪的人，一个大傻瓜，一个堂吉诃德，最终不可避免地受到某种厌恶的对待，像每一个行为方式不同于其他的人一样，更有甚者，他威胁性地在他们面前举起批评的镜子。或者，这些冷漠的邻居将这样一个人从他们中间驱逐出去，按照所要求的那样回避他，同时为了装点门面，暗中以个人的方式同情他，希望通过暗中认可某个其行为方式是他们应该做的而做不到的人来保持他们的良心。
自相矛盾的是，这种冷漠成了一种积极的社会力量，这不是简单的冷漠，它比恐惧更有力量，它将许多人带到投票站，去开会，成为官方机构的会员。这个制度所享有的政治支持在很大程度上，仅仅是一种例行公事，一种习惯，一种无意识，一种懒惰，在其背后除了放弃什么都没有。参加谁也不相信的政治仪式是乏味的，在交易中一个人不会得到任何东西，但是也许会失去那种平静的生活。
大多数人厌恶将他们的时间花在和当权者没完没了的争论上，尤其是这仅仅以被隔离的个人的失败而告终。所以你为什么不去做要求你做的？它不让你花费什么，并且你正好不必为此烦神。这不值得考虑片刻。绝望导致冷漠，冷漠导致顺从，顺从例行公事的表演——它可以作为“群众性政治参与”的引证。所有这些制造“正常”行为的当代概念是一个本质上深深悲观厌世的概念。
一个人越是彻底放弃任何全面转变的希望，放弃任何超越个人的目标和价值，或任何对一种“外在”方面发挥影响的机会，他的能量就转向阻力最小的方面，即“内在”。今天的人们一心一意想着他们的家庭和房子，他们在那儿们找到安息，忘掉世界的愚蠢和自由地体验他们的创造性才华。他们在自己的房子里布满各种用具和可爱的东西，他们试图改善他们的食宿，他们想为了使自己生活变得愉快，修建小别墅，照料自己的小汽车，将更多的兴趣放在食物、穿着和家庭舒适上。简言之，他们将兴趣转向他们私人生活的物质方面。
显然，这种社会倾向产生可观的经济效果。它激发了被忽视的消费品生产和公共服务领域的改善。它帮助提高普遍的生活水平。从经济的眼光来看，它是一种富有意义的推动力的源泉，至少部分地可以发展社会的物质财富，而这是僵硬的、官僚化的、非生产性的国家经济成分几乎不能指望完成的（只要比较一下国家和私人房子结构的质量和数量便已足够）。
当权者欢迎和支持这种转向私人领域的能量的溢出。但这为什么？因为它刺激了经济的发展？当然，这是一个原因。另一方面，目前政治宣传的全部精神，都在平静而有系统地欢呼这种“内在化”倾向，将此当做世间人性满足最深刻最本质的东西。这非常清楚地表明为什么当权者真的欢迎这种能量的转换。他们在其中看到心理学的意义：从社会领域的一种逃脱。为了正确地将这种剩余能量分流——如果导向“外界”将或早或迟转为反对他们，反对他们顽固依恋的权力的特殊形式——他们毫不犹豫地将实际上是绝望的生活代用品描述成一种人类生活。为了平稳地操纵社会，社会的注意力被故意转向自身，即脱离对社会的关怀。通过将每一个人的注意力集中在他仅仅是消费品的兴趣上，是希望使他没有能力意识到在他精神上、政治上、道德上日益增长的被侵犯的程度。将他缩减成一个初级消费品社会的各种观念的简单容器，是打算将他变成复杂操纵的顺从的材料。他或许抱有一个愿望，希望实现某些作为一个人类成员所拥有的巨大的和前所未有的潜能，这种危险通过将其禁闭在他作为一个消费品发挥作用的可怜领域，臣服于一个中央调控的市场限制而被掐死在污泥中。
所有这些迹象表明，当权者正在运用一种十分适合的方法对付那些其目标是自我保护的人。出于寻找最小的阻力，他们完全忘记了必须付出的代价——对于完善人性的粗暴威胁和对于人的本性的残酷阉割。
但是，同样是这些当权者，固执地用他们革命的意识形态为自己辩护，其中，人的全部自由的思想有一个中心的地方！但什么是人的个性，它的多种侧面，协调和真正的成长呢？什么是人从一种异化的社会机器的控制中解放出来，从虚构的价值等级，形式上的自由，从财产的**及对金钱拜物教和强权中解放出来呢？什么是人们必须充分享有社会和法律的公正，在经济和政治权力中有一个创造性的空间，提高人的尊严及真正成为他们自己呢？取代经济决定的自由空间，政治生活中的自由参与，和精神上自由发展的，是所有人民实际上被提供了一种自由地选择他们要买的那一种洗衣机和电冰箱的自由。
因此，在某个前景中，站立着那个崇高的人类理想欺骗人的外观，而在其背后，蹲伏着一个谦恭的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家庭。一方面，是那些言过其实的标语口号，关于前所未有的各种形式的自由增长和无可比拟的生活结构上的多样化，另一方面，是生活被缩减成前所未有的追逐消费品的单调乏味和卑劣。
通过这种压力的等级制度，人们被设法变成一种消费品群中的一个顺从成员。在这种制度的顶部，像我已经指出的，存在着一个封闭的、全能的力量：国家警察。这决不是巧合，这个机构如此恰当地说明将意识形态外观从日常现实中分离的鸿沟，任何曾经不幸作为个人经历过这个机构的“工作作风”的人，必将觉得官方对其目的的解释大为有趣。难道真的有人相信这个由上千个卑劣的告密者、专业的侦探、变态心理者、偷偷摸摸、妒忌的和恶意的小资产阶级及官僚组成的卑鄙的一伙？谁相信由这个背叛、逃避、欺骗、流言蜚语和阴谋诡计的恶臭团伙来“体现劳动人民的特征，保卫人民政府和它的革命成果，反对它的敌人的阴谋”？还有谁会比他们这些小资产阶级对一个真正的劳动者的政府——如果每件事不是是非颠倒的话——更有敌意？他们总是准备讨好、巴结和固守虚无，通过告发他的同胞来安慰他的病态的自尊，在秘密警察常规程序的背后，这种人作为他们“工作作风”真正精神上的合作者可以清楚地看得出来。
要想解释这种理论和实践之间全部荒唐的对比是困难的，除非将其作为今天国家警察的真正使命的自然结果，它不是保护人的自由发展免遭任何攻击，而是保护攻击者免受人类自由发展任何尝试的威胁。
在革命的关于新人的道德教育和将生活作为消费者狂喜的以次充好的概念对比中，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当权者实际上如此固执地迷恋他们的意识形态。显然，只有因为他们的意识形态作为一种仪式化的交流合法系统，才能保证他们的合法性，连续性和坚固性的表面，并作为他们实用主义实践的威信的一块屏幕而起作用。
当然，这种实践的实际目的，在每一点上都离开了官方意识形态的轨道。从这个意识形态修辞学的内部——通过这种修辞学，当权者无休止地试图控制人们的头脑，并且其作为交流价值等于零——对大多数人来说，几乎难以觉察地出现了一种特殊的和有意义的信息，一种现实的劝告：“如果你有可能离开政治，让它远离我们！做我们告诉你们的那种事情，不要试图有深刻的思想，不要把你们的鼻子放在不关乎你的事情上！闭上你的眼，做你自己的工作，关照你自己——这样你将是正确的！”
这个劝告被留意到了。归根到底，人们需要活着，这是他们如此容易地和政府保持一致的关键之处。为什么不好好地利用它？特别是当你没有任何其它的选择时。
我在这里试图描述的整个情形最终将导向何方？换句话来说，一种建立在恐惧和冷漠的基础上的制度，一种将每个人都驱进纯粹物质存在的单人掩体和给予他们伪善作为与社会交流的主要形式，将会对人们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将社会缩减成为一种策略，在那里仅仅是为了表面上的秩序和普遍的服从，而无视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和以什么样的代价，这是什么样水平的社会？
无需什么想像力就可以看到这样一种情景仅仅导致了所有道德水平的逐渐腐蚀，所有正派标准的坍塌，对诸如真理、坚持原则、忠诚、利他主义、尊严和荣誉等价值意义的普遍毁灭。在一种深度的道德**中——它起源于失去希望和失去生活有一种意义的信念，生活必然陷入一种生物学的、蔬菜的水平。它无非使我们再次面临以绝对意识衰落为标志的现代技术文明中人的状况的那些悲剧方面，我提议称之为“人类个性的危机”。因为怎么可能由这样严厉地要求一个人成为另外的某种东西而不是他自己的制度来减缓人的个性的毁灭？
秩序已经建立起来，其代价是精神上的麻痹、心灵的麻木、生活的荒芜。表面的“稳定”已经获得了成功。其代价是社会精神和道德危机。
不幸的是，这种危机最坏的方面正在得到深化。我们只要稍微看看我们有限的日常视野，便惊骇地意识到我们多么仓促地放弃了那些仅仅是昨天在社会良心看来还是不合适的事情，今天已很少需要为之辩解，明天将最终视为正常，后天将被视为行为的表率。那些昨天我们还在宣布为不可能的事情，或断言我们永远不会习惯的事情，今天我们没有什么惊讶地接受了，作为生活的事实。同时相反，那些我们一会儿之前还理所当然地认可的东西现在我们将其视作例外；而很快——天知道——我们将认为我们是无法实现的妄想。
我们对“自然”的和“正常”的估价的改变，我们社会中道德立场的转变，在不多的几年中比粗粗看一眼要大得多。因为我们的迟钝在增长——自然地我们觉察得出这种迟钝的能力在衰落。歪风已经蔓延，从头至踵遍及全身。由现在这种状况所发展出来的未来前景，是最值得令人忧虑的。
社会精神的发展、丰富、成熟的主要途径是不断地在更深更广、更敏感的意义实现自我了解。社会自我了解的主要手段是它的文化：文化作为人类活动的一个特殊领域，影响一般人的头脑——尽管是非直接的——同时不断地受制于它自身的影响。
在全面控制社会、压制不同精神发展的地方，通常首先要压制的事情是它的文化：不仅仅出于“无意识”的，因为文化是一种固有的对抗“精神”操纵的现象，而且作为一种深思熟虑的“方案”，它产生不无道理的忧虑：社会通过给予它自己自我意识的文化，对屈服的程度处于警戒状态。是文化使得社会扩展了它的自由和发现真实。——而对当权者来说，他们仅仅认同一种真理：他们在某个既定的时刻所需要的那种。并且他们仅仅认同一种自由：宣传这种“真理”。
一个世界，“真理”在其中的繁荣不是在一种真诚的求知的气氛中，而是在一种权力的利害关系的气氛中，它是一个精神不育的、原则僵化的、其刻板不变的信条必然导致无信条的**主义的世界。
这是一个禁止、限制和秩序的世界，是一个文化政策首先意味着文化警察力量操作的世界。我们今天的文化所达到特殊的偏离程度，许多事情已经被谈论和写到了：关于成百上千的被禁止的书籍和作家，成批的被肃清的期刊；关于删掉的出版计划和剧场节目及切断所有知识分子团体联络；关于对展览厅的掠夺；关于在这个领域中实行迫害和歧视的荒诞不经的做法；关于解散所有原先的联盟和无数的学术机构及它们被一些傀儡所替代，而这些傀儡由放肆的狂热者、声名狼籍的野心家、不可救药的懦夫们，在普遍的空虚感中急切地抓住机会的不够格的暴发户所操纵。与其再一遍描述所有这些事情，我宁愿思考与我的这封信的主题更密切的事态更深刻的方面。
首先，不管目前的情况有多糟，并不意味着文化已经全部不存在。戏剧正在上演，电视节目每日播放，甚至书籍在出版。但是，这种公开和合法的文化活动，总的来说，展示了一个基本的特征：作为人的因而也是社会的自我意识的手段总体被阉割，在很大程度上它疏远了其正当的本质，而成为一种彻头彻尾的表面化。并且当某种无可争辩的优秀作品出现，如一种杰出的戏剧表演出现在艺术领域中，毋宁说它是因其精致和精练，从官方的观点看来，仅仅作为对社会自我意识的贡献相对无关痛痒而被宽容的现象。而一旦这种贡献被敏锐地看出来，当权者本能地开始保卫他们自己：有许多这样的例子，一个好的演员被禁止，主要地是因其太好了。
但是这一点还不是我所关心的，令我感兴趣的是，这种表面化的作品是怎样的情况，——在本来是可以更明晰地描绘这个世界人类经验的领域，本来是可以促进社会自我意识的功能更清晰地实现的领域。
例如，设想一部文学作品，也许是一部戏剧，无疑也有技巧，能引起联想，精巧和有思想，它出版了（这是经常发生的）。不管这部作品其他方面如何，有一件事情我们是可以肯定的：它是否能通过审查制度或自我审查，因为那位作家的性格或他的自我欺骗，作为屈从或算计的结果，将不会使人离开平庸、惯例和禁忌一步，因而提供和接受的主要是欺骗的社会意识，它作为真正的经验仅仅是其表面——一种光滑的、陈腐的、表面琐细的经验的组合；它只是苍白地反映了早就被采用和驯化了的那方面的经验。事实上，尽管总是有人发现这样一部有趣的、令人兴奋的和有意思的作品，即使它并不闪光，并不提供真正的知识，没有透露出某些尚未被了解的事情，表达未曾被说过的那些事情，或为一种目前为止仅仅是猜测的东西提供某些新的、有效的证据。简单地说，由于模仿真实的世界，这样一部作品事实上失去了真实的世界。至于这种表面性的东西所采取的形式，由于其被证实的无害性，得到我们国家当权者最热烈的赞同，不管是资产阶级还是无产阶级。我所涉及的是这样一种美学——平庸的，安全地居住在小资产阶级道德的四堵墙内，对于琐屑无聊的东西感伤的哲学，乡巴佬的粗陋，建立在普遍的善的信仰之上的对于世界的偏狭概念。我所涉及到的是这种美学教条，其关键是对于平庸的正确思想的崇拜，根植于久远的民族的自我满足，并且受这种原则的指导——每一件事情必须平滑，平凡，简化，乃至达到一种虚假的乐观主义，它建立在这种格言最低级的转述上：“真理将要流行。”
至于被要求用来文学地反映出政治意识形态的作品，在今天，——如您所看到的，存在着一种极度的萧条，只有很少的一些，用专业的水平来看，显然非常糟。这不仅因为没有人去写它们，我相信也是因为——悖论恰好出现——它们将特别不受欢迎。因为，从务实的当代观点来看（商品社会的观点），即使这样的作品是实用的，专业上是说得过去的，吸引了部分人的兴趣，它们也将过多地转移“外在的”注意力，给太多的老伤口撒盐，——通过它们普遍的激进的政治特点——唤起太多的普遍的和激进的政治反感，因而搅动了太多的尽可能停滞不动而被遗忘的小水坑。今天对当权者真正的兴趣最适合的是我称之为平庸的美学，它十分难以察觉地、可以被接受地和花言巧语地错过了真实（因为它对于惯性的头脑来说太可以消化），并且非常适合在商品哲学中文化所扮演的角色：不是用真实激发他们，而是用谎言令其放心。
当然，这种美学的产量，总是突出的。而是在我们国家，也总是存在着一些裂缝，至少通过它们，艺术作品可以真正地被说成将一种更真诚的人类自我意识传给社会。这种作品的途径当然是特别不平坦。它们不仅遇到来自当权者的抵制，而且也来自轻松舒适的立场的抵制。但是，直到现在它们总是以某种隐蔽的方式进行，通过迂回的途径和几乎没有耽搁，到达个人和社会，因而完成作为社会自我意识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