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一个作家20岁的时候，我们称之为他最初的对于世界的经验通常已经在他内部成熟，成为他后来在一个较长时间内从中汲取的源泉。在经过了若干最初的摸索之后，差不多在这个年龄上，他达到了对于自身的一种比较严肃的理解，开始用他自己的眼光看这个世界，找到他自己的方式来承担这个世界和自身。然后，他差不多再花10年的时间去调查研究，把事情弄清楚，从各个角度上释放这种对于世界的最初的经验。这是一个重要的10年：一个获得进展、英雄般自信和相对勇敢及乐观主义的时期。

    我不属于这样幸运的作家的行列，他们不断地写，写得又好又快又轻松，其想象永不衰竭，并不受怀疑论或种种禁忌干扰，天性仿佛即朝向世界开放。当然，我不属于这样的同行这件事令我烦扰不安，我空怀壮志，对自己十分不满：我没有多少灵感，感到写作是如此地艰难，对自己缺乏信心，几乎在每件事情上都感到自身的不足。

    但是我也得承认，在我的写作中，也存在某个类似最初的“英雄”时期——我直接地表达我自己对于世界的最初经验。不过，当时我并没有看出这一点，现在我才意识到，只是相对来说容易些。即使这样，说到底我也曾经将每个东西重写过无数遍，我是在黑暗中探索并几近绝望。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现在看来，那时的进展似乎顺当些，我最初的那些剧本——在它们自身的水平上——许多方面比我后来写的要出色得多。

    这个相对自信的开始阶段，受到好几件十分偶然的事件的影响，直到今天我才真正意识到。因为出身于一个资产阶级家庭而又成长于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我有可能从一开始，就从下面（“from

    below”）了解这个世界，即如同它真正所是的那样。这帮助我避免了某种最终的幻觉和惑人的东西。我也并不认为，如果我有这样的背景而成长于一个别的国家，我就会成为一个资本家；甚至是在这个国家拥有另外不同的背景，我就会成为一名党的工作者。实际上在任何情况下，我仍将有可能成为一名作家。但是我十分清楚地意识到，在这两种假设的情况下，虽然都可能使得外部生活优裕些或好些，内心生活却远为糟糕，当然也不能获得“从下面”看世界的最初的经验，它给了我比我当时所能想到的多得多的东西。如果我展示了——如他们经常说我的那样——某种关于世界的荒诞感，那么这不仅来自我的气质，也是出于我的经验：如我们所知道的，从下面最能看到这个世界荒诞和喜剧的方面。

    1956年我20岁。那是一个著名的解密的时刻，人们的幻觉第一次普遍崩溃的时刻，也是第一次或多或少以“修正”的方式重建幻觉的时刻。历史地来说，那是一个充满魅力的时期：在世界上的我们这个地区，走马灯式的希望和失望，十分牵强的补救和清算，重建的理想和背叛，第一次浮现出来。那些漂亮的真理与谎言的辩证说辞，在社会中和人们的头脑里开始滑落，今天为我们如此熟悉的被掩盖的真相和被篡改的希望，开始进入人们的视野，它们以一种独到的方式，向我们深刻地展示了现代艺术的基本主题：有关人类个性的危机和存在论意义上的精神分裂。

    因此，我不知道，比如在1950年我已经20岁，我将可能怎样去写；我只是感到自己作为起步的严肃追求恰恰和特殊的历史时刻相吻合，对我而言这很幸运。因为已经如此熟悉和掌握了“从下面”看问题的眼光、卡夫卡的经验、法国荒诞派戏剧以及在某种程度上有些迷恋从精确地推算开始却导致荒谬的结论，我在这些非同一般的社会情境中（它们是前所未有的和未曾描述过的）找到了我自己写作的最好起点。我并不是说自己最初的剧本中除了这些就没有别的东西，也不意味着我的注意力仅仅在于描绘在这些伪改革和制度不可避免的衰落（当然有人试图令其重振）背后的空洞和僵硬，但是如果不存在由这个特殊背景提供的灵感，则难以想像我会去描写它们。

    解释为什么我在尝试写诗好几年之后，于50年代末期转向戏剧创作，有好几个必然的和偶然的原因。然而更重要的是，比起诗歌和散文来，一个剧本更不宜在抽屉里长期搁置。剧院是一门如此社会化的艺术，这一点远非其他艺术形式所能比拟，它取决于拥有一个社会气氛，明显受着文化环境的影响（然而你可以想像今后电影对于观众的冲击力，剧院也可能从此不复存在）。

    我个人的“生命文学”时期和历史时刻相吻合，这种幸运还给我带来另一个巨大的优越条件。作为一个剧作家我开始于60年代，这是一个辉煌的和相对有利的时代，我的剧本——尽管它们在当时显得多么与众不同——能够真正地搬上舞台，某些情况在这之前和在这之后都是不可能的。涉及这一点并不仅仅在谈论我自己的写作，这里，除了我的剧本能够演出这个看得见的事实外，还存在某些更为深刻和基本的东西：社会能够接受它们，这些剧本能与普遍的精神状态发生共振，当时的知识界和社会气氛，都欢迎新的自我认识（self-knowledge）和渴求这种东西。因此可以说，我的剧本不仅得到了容忍，而且实际上是人们需要它们。并且社会的自我意识（social

    self-awareness）每次这样的行动，即一部新作品得到深刻的赞同和认可，被结合到这个时代整体的精神现实中去——都突然和不可避免地打开了通往甚至是更为激烈的行动的途径。由于每部新作品的存在，被压抑的制度中许多潜能便得到唤醒：我们越有可能性，我们所做的便越多；我们所做的越多，便拥有更多的可能性。这就是存在于艺术和时代之间的互相促进的一种状态，对于社会和对于艺术来说，都同样是充满激发力量和感召性的（当然，我的许多在其他领域中的同代人也受惠于与时代共鸣的同样的幸运：如捷克电影的“新浪潮”。

    这种非同寻常的环境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