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初创作产生的另一个积极结果是，60年代我能够在布拉格巴鲁斯特拉德剧院参与工作，这是一个有着特殊的艺术品味的剧院，它的报负不是变成国家文化工业的一部分，不是帮助将这个世界的表面滑溜溜地维持下去，而是另外一种完全不同的东西：一个社会的自我意识得以产生的变幻莫测的过程。换句话说，这正是我所信任的和激发我灵感的地方。在这里，我不仅是间或为其提供一个新剧本的作者，而且我以各种形式参加剧院的日常运转：我帮助塑造它的形象，还有——最后的但并非不重要的——成为扬·格罗斯曼（Jan

    Grossman）的剧本助理。在巴鲁斯特拉德剧院和整个60年代为我的写作创造了一个异常有利的环境：我知道了自己为什么写作和为谁写作。

    然而很快，一个作家（或至少像我这种类型的）发现自己正来到一个十字路口：他已经耗尽了自己对于世界最初的经验和表达方式，他必须决定如何进一步继续下去。当然，他可以为他已经说过的东西找到更出色的表达途径；也就是说，他可以基本上重复自己。或者，他也可以停留在他最初的喷发所取得的地位上，想方设法保住这个位置，以便确保自己在文坛上的一席之地。

    但是他还有第三种选择，他可以放弃已经取得的一切，超越他到目前为止太熟悉的，最初的世界经验，从他自身小小的传统、公众期待以及已经建立的自身地位中解放出来，去尝试一种新的和更为成熟的自我界定（self-definition），与他现在的并且是更为确凿的世界经验相一致，简言之，他可能去发现他的“第二口气”（second

    wind）。任何人选择了这条道路——如果他想继续写作的话，这是真正有意义的——他的日子将不会轻松。在他人生的舞台上，他不再是一张白纸，而是要努力告别某些东西。他起先的热忱、自信和直率已经离去，而真正的成熟尚未到来；事实上他必须重新开始，这次是在更为艰难的条件下。

    60年代后期，我发现自己正处于这么一个十字路口，我在寻找我的“第二口气”并为此而担扰。处于我的情况下，这个过程更为不容易，这不仅是因为我本身，而且也因为那些过去对我十分有利的因素现在转而反对我。

    当我到达这个关口时，首先，我的生存环境颇为恶化了。我不仅失去在巴鲁斯特拉德剧院的工作，而且没有在捷克任何剧院做事的可能性，作为一个作家，我是那些被严厉禁止的人之一。当然，他们不可能禁止我的作品在国外出版，但这对我没有多大用处；我已经变得十分习惯为一个特定的社会环境、特定的剧院、特定的观众而写作；换句话说，我已经非常习惯于时代和我的写作之间这种特定的联系和相互作用。我也知道一部戏剧作品之所以能够走向世界，是因为它的本国人民能够给这部作品注入特定含义，而非单方面地想像于空气中扔出某件东西它便能够在某处着陆。因此，如果说我过去的作品在这么多的国家得到上演，不是因为我想让它们成为“世界公民”，而是它们在于其中生长的环境里所携带的能量也能在别的地方释放。因此对我来说，在很长时间内寻找我的“第二口气”，意味着试图克服一种英雄无用武之地的感情。

    然而更严重的是，在一个深刻地改变了的周围世界上，我还处于一个内心的十字路口。1968年8月不仅仅意味着以一个更保守的政权取代了一个更自由的政权；不仅仅是一度解冻之后的通常又出现的冷冻，它还是另外一些东西，它是一个时代的终结；是一种精神和社会气氛的瓦解；一种深刻的精神断层。导致这场转变的那些严重事件以及随之而来的深刻经验似乎彻底改变了我们的前景。这不仅是1968年那种类似狂欢节的兴高采烈的东西走到了尽头，而且是整个世界的完全改观，它变成与我们的经验完全断绝的东西：其中人们学到的全部不过是如何生活得舒适惬意，无风无浪，有点小喜剧及带有一点脱节，完全是因袭庸常的。有时候，社会的神经仍然像绷紧的钢琴琴弦那样发出某个声响，但那种张力不复存在了，在一个旧世界的废墟上，生长出一个新的不幸的世界，这是一个本质上完全不同的、冷漠冷酷，晦暗沉闷、铁石心肠的世界，开心的日子已经过去，事情开始变得棘手和难以对付。

    我早期的作品中关于解放者（liberators）和清查者（liquidators

    ）彼此之间的消长起伏说了许多，乃至有人或许会认为面对目前这种转变，我可能有思想准备，但事情不是这样。每件事情突然间变得太面目全非，太严重，太眼花缭乱和富有悲剧性，作为一个参与者我得以用我自己的方式——讽刺、扮鬼脸或来上一段冷峻的分析——经历了这一切。突然我作为持异议者，“从下面”看问题的幽默的观察者的身份似乎变得不再适宜，它颇像一件过去的遗物，甚至有些让人难以捉摸。我们所踏入的新世界，开始以其自身的生存尺度触及我们每个人，它远非我们以前习惯的那种。

    毕竟，我们曾经达到一个沉浸在人类奋斗的激情之中的时期，像扬·帕勒克（Jan

    Palach）这样**的行为也曾立即为全社会所理解。不，现在与60年代没有一点共同之处。当然，以前人们的脊梁骨也不是没有弯曲过，撒谎、欺骗和背叛也曾经是很普遍的，人类个性和存在论意义上的精神分裂的主题同样是随处可见，——但是现在，一切似乎发生在一个完全不同的水平上；口头上耍花招的时代已经过去，变得日益明显的是人类生存本身处于危机之中。人们突然感到想要大喊大叫而不是大笑。

    1976年12月

    注：这是哈维尔为多伦多“六八”出版社1977年出版的《1970－1976年剧本集》所写的“跋”。

    （崔卫平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