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房子周围做些既必须又古怪的工作。对于我的自我约束状况，我并不感到愉快。而且啤洒厂并没有产生多少帮助，尽管那时候我想这会对我的工作具有积极的影响，因为那告诉我要更节约我的时间。
我有两种途径解释我的缺乏约束。首先，这些年来我没有任何委托或者最后期限的压力，没有任何人急切地等着我完成一个剧本，这或许比我能意识到的更使我意念消沉。我习惯于为一个具体的剧院写作，在那儿我像一个剧作家那样工作，因此我知道最后期限的重要性。我为具体的观众写作，处于当时具体的精神和社会的压力之下，我知道为什么去写是意识到我或许会整个失去这个时刻。在我面前，有着搬上舞台的前景；我期待着和导演一道工作，并且我有一种兴趣在于，当我的剧本被演出时，我不仅作为写剧本的，而且也作为一个剧院成员而参与。所有这些自然地迫使我坐下来写作。但是好几年我没有过那样；我抽象地写作，在某种意义上——为历史，或为我不认得的外国观众。这对我不利。如果你知道今天还是一年之后完成一个剧本是无关紧要的，并且你无论如何不知道谁正等着要它，这将变得不容易写。为什么我试图逃避写作的第二个原因，也许是我此刻正写作的剧本有着特殊的复杂性。我已经工作了很长时间，但进展缓慢，并仍然停留在开头。也许我给了自己一个力不胜任的任务，因此我乐于从中摆脱出来的任何机会。我有一个朋友告诉我，他几乎怀疑我写信给胡萨克主要是我想逃避写作。……
◆你是理智型的。我从表演艺术学院的老师那儿听说，你写毕业剧本时，显然加上了一段你自己以某种方式分析此剧的评论，这迷住了部分教师和令其它人感到震惊。
这可能是确实的，我是理性型的并有着理论的倾向。我有时有写理论性文章的冲动，而且去做了。但是一个剧本是一个剧本；它自身开口说话，我没有一相情愿地写上一段评论。如果我这样做的话，总是因为剧本的某些客观因素将我带到这上面去了。在提交表演艺术学院作为我获得学位资格的“文学”部分《思想越来越难以集中》中，我写了一段评论是因为需要它。
至于剧本本身，无论其美学特点或风格怎样——我的理性总是体现在它们的美学特点和风格中——我肯定不会为了图解一种理论而去写它们，它们的灵感源泉决不会是抽象的思想。像大多数其它剧本一样，它们来自具体的和世俗的经验或观念。我注入一种特殊的意义于素材之中，这仅仅是略加改动，——或者更毋宁说，我并不是有意识地这么去做；这种意义是它们自身自动显现出来的，因为这简直不可能以其它方式出现。我认为这样是正常的。我相信有些人如贝克特，他的剧本有突出丰富的被称之为哲学的意义，写起来也没有什么不同。如果他的《幸福的日子》起始于一个真实的妇女在海滩上用沙子将自己埋起来，我不会感到奇怪。作者看到如此，在一瞬间他理解了它的光芒，这种世俗的幻象在自身中包含了它的寓言的可能性及丰富的潜在诗意，这样，他开始工作，写出了他最漂亮和最深刻的剧本。
◆关于你自己的剧本你想说什么？
到目前为止，我的剧本主要是关于一个简单的主题：人类个性的危机。我以不同的方式和不同的形式回到这个题目上去，在结局时——不管我愿意不愿意，这个主题总是以某种方式出现在我写的东西之中。
◆你可以详细谈谈人类个性这个观念吗？
我相信随着上帝的消逝，人们也失去了和绝对及宇宙秩序相协调的人的一种方式，在其中他总是可以说明任何东西，主要是他自己。他的世界和个性逐渐开始崩溃或相对来说是分散的、支离破碎的片断。而当这个情况发生时，人类开始失去了他的内在身份，即和他自身相一致。当然，伴随于此，他也失去了其它的东西，包括他自己连续性的感觉，一种经验和价值的等级制度，等等。好像我们为一些不同的小队而上场，尽管——并且这是主要的——我们并不知道我们最终属于谁，其中哪个小队真正是我们自己的。
◆如果一个作家的著作不能在国内市场上出现，这将会对他产生什么样的心理影响？
这显然，作家和作家不一样。一些人更容易适应而另外一些人比较难。对一些人来说，这使得写作更为困难；而另外一些人或许发现这从内部解放了他们。如果你知道没有人在任何地方出版你的作品，你不必再担心出版者和检查官的趣味，等等。坦白地说，我较少关心那些已经出版过作品和有名气的人，而更关心没有出版过任何东西、至今仍然不能出版任何东西的人，不是因为他们上了黑名单——他们也许不可能上，他们至今没有为自己建立名声——而是因为他们所写的不适合今天可能有的和可能出版的狭窄的框架。真正有建树的作家今天被禁止，但是社会继续认为他们是作家并且对他们的作品感兴趣。让我们面对这种情况，这样一些作家更自由，至少他们发现自己在国外更容易得到出版，也更容易进入非官方的国内市场——我是说，以手稿的形式。问问某人他是否需要一个新的霍拉巴尔（Hrabal
），他会说当然，因为每个人知道霍拉巴尔是谁，会对他的新作感兴趣。而如果试问某人，他是否需要一个新的伏别契克！他将瞪你一眼，因为他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我问的是个人化的问题。这将对你的心理产生什么影响？
自从我和巴鲁斯特拉德剧院合作，我的剧本就在那儿上演。我已经习惯和剧院联系在一起，习惯作者与观众之间的“新陈代谢”或交替作用。当然我失去了这些，但被禁止对我的影响并没有我的同事那么多。一个原因是，我已经说过，我不超出每两年拿出一个新的剧本。而我的有些同事，如路德维克·瓦苏利克，习惯于平稳的工作，通过他们为此写作的报纸不停地和读者保持联系。另外一个重要的事实是，不出版实际上对我并非新鲜事。当我年轻的时候，我写了多少年“抽屉文学”，因为出版我的作品是不可能的。当我开始写剧本，我真的没有想到它们居然能被演出。后来，当这开始发生，我也无法阻止产生这完全是一种侥幸的感情。所以当我回过头看，我意识到我在巴鲁斯特拉德的期间，我的作品被禁演和得到认可，甚至被写进教科书和剧院历史，事实上是与在这之前和之后期间的一个简短的对比。如果我出名了，实际上是因为那五年，而写“抽屉文学”对我是更自然和经常的。而另外一些作家，从他们的学生时代就习惯在官方发表东西的人，处境比我更糟。实话告诉你吧，我更受来自自身障碍的折磨，为此必须去试图发现我的“第二口气（Secondwind）”。
◆在战后30年中，许多捷克斯洛伐克作家都成为党员。而你从来不是。为什么？
我把自己看作一个社会主义者。我甚至认为我从马克思主义中学到了一些东西。但是我从来没有认同**运动的意识形态。换句话说，我从来不是一个**者。——因此，自然地，我从来没有加入捷克斯洛伐克**。我从来没有接受**意识形态，甚至改革的意识形态，这也许是因为这个世界对我来说，显得比对**者来说复杂和神秘一千倍。他们关于已经完全了解了这个世界的情感——除了一些他们马上要掌握的——对我来说是陌生、异在的。他们也许正确地认识了一些事情，但是他们又十分夸大了这种认识。更有甚者，他们在实践中令这种认识走了样，因此，变成从他们自身异化。在任何情况下任何可以真正辩证地看这个问题的人，将会立刻看到这种异化是不可避免的，这不仅是一个悲剧错误或疏忽，像一些改革的**者所认为的。
◆不属于党，你感到不便吗？
我不能说我感到。如果我想当一个啤酒厂的头或交通部长，或作家协会的一个书记，或许这是一个障碍。但是我从未有过这样的野心，尽管有许多人猜测我有这样的野心和猜测我实际上在追逐权力。我能最大限度地实现我野心的范围完全在归属于党之外，当然，不在复杂性之外。
◆你的政治态度是怎样形成的？对你影响最大的传统是什么？
我是在马萨里克1
的人道主义精神下成长的。我从家庭图书馆最早发现和阅读的书是来自这个传统，起先我必然是受其影响，以至后来这个影响转变成——几乎总是这样——一种青春期的夸张和对于它的反抗。后来我平静下来，逐渐形成了我自己对于世界的看法。我总是对政治非常感兴趣，但是从来没有想过成为一名政治家。我不是性格内向的人，而更像一个“政治动物”，但是我并不是想参加政治活动。我想成为一名作家，我想在剧院工作。有朝一日我希望实现我的一个古老的梦想——拍摄一部影片。我想我所卷入的政治仅仅符合一个作家的身份，即作为一个人去评论而不是实际从事它。或者更精确地说，作为一个人通过评论而从事它。
◆因为我们在谈论政治，我想问你，在你看来捷克政治的特色是什么？
（略）
◆再回到文学上来，在你所属的捷克文学和政治的官方世界（后者划分了将要出版和不能出版的作家）之间，存在着一个巨大的裂隙。你不想作出让步弥补这个裂隙？什么样的让步是可能的？
我偶尔被问及这个问题，但我从来不知道怎么说。问题是，我没有想出这么一条线索来。或者什么样的让步是我必须采取的。很自然，我不打算写我不相信的东西，不管是在我的剧本中还是在我的文章中：简直没有什么可说的。其它还有什么我可能提供的让步？难道我必须将我的剧本交给由我极不信任的人统治的剧院？这有些像荒诞的选择，因为我们知道，这种意愿永远不可能达成。但是如果它达成，便很难假设地谈论它，因为每一件事情将取决于作为一个整体的形势。一般说来，我充分做好这种让步的准备，但我知道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由剧作家最乐意的人来统治剧院。而在任何情况下我是否做这样一件事情，我不知道。例如，我很难想像，我会在大多数我的同事被禁止的情况下，同意上演我的剧本。这对我来说不道德。无论如何，如果这些禁止逐渐解除的话，我将可能是其中最后一名。……
◆你有没有想过出国是摆脱你目前的状况的一种途径？
我喜欢旅行。我乐于在美国这个我发现非常迷人的国家住上一段时间。但是我从来不想成为一名移民，我从来不去认真想这种可能性。
◆你怀念1968年吗？
告诉你实话吧，如果我还怀念什么，那么这差不多是整个60
年代。这是一段辉煌的、有意思的、丰富的和灵感激发的时期，不仅仅在这儿，而且是整个世界的文化。从个人来说，这也是相对来说幸福的日子：1968年，对我来说，正好是这整个时期的一个自然顶峰。……
◆什么东西给你最真实的满足？在过去的几年中，你经历过可以称之为幸福的一些事情吗？
我有着许多小小的每天的愉快。在天气好的时候，在我们的玫瑰花没有被霜冻伤的时候，在我给胡萨克博士写信言及人们的精神的时候，在我从阿尔费莱德·兰道克接到一封漂亮的信时，当我的朋友来看我，我们有一个很好的聚会时，当我做一顿每个人都喜欢的饭菜时，当木匠为我们制作了一件漂亮的家具，并且比我想像的要便宜时，等等，我感到快乐，但是，我得到的最大快乐——不幸地将变得越来越少——是当我完成了某个正在写的东西和感到它完成和实现了我计划中要做的时候。
◆你指望看到你的某个剧本在布拉格再次首演吗？
这取决于我能活多长时间。如果我明天死去，或明年，我不会看到。但如果我到六十岁还在这儿，可以说，那么我自然会活着见到它。
1975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