才有墨索里尼和希特勒。但若要说法西斯本身的野蛮行为无罪却是完全站不住脚的谬论。80年代某些德国历史学家，就企图为法西斯开脱罪责，他们认为，都是先有俄国革命开了野蛮的先例，才有法西斯受其惑动起而模仿（Nolte，1987）。

    然而，若要肯定“右派基本上是对革命左派的反座力”的说法，必须先提出两项重要的补充条件。首先，我们不可忽略，第一次世界大战本身，对一组重要的社会阶层产生了极大的冲击，也就是以中产和中低人士为主、信仰国家主义的士兵阶级。这一群德国青年男子，在1918年11月俄国因革命退出战争之后，痛失杀敌立功的良机，对人生英雄岁月的不再，大感怅惘。所谓的“第一线战士”（front-line

    soldier frontsoldat）日后在极右派的运动当中，扮演了最重要的角色——希特勒本人，就是其中一员——他们当年来不及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一显身手，创立功业，此时却成为第一批极端国家主义阵营暴力部队的主要成员，意大利的战斗团（squadristi），德国的义勇军（freikorps）皆是。1919年初，密谋杀害了德国**领导人李卜克内西与罗莎·卢森堡的德**官，即属这一类人。早期意大利法西斯成员当中，更有57％是上次大战的退伍战士。我们在前面已经看见，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一部残杀强暴世界的机器，而这些人的兽性，虽在当时不得抒发，日后却因终能得逞而沾沾自喜。

    同时在左派鼓吹下，从自由派人士开始，一直到反战、反军事的各种运动，世人对大战的大量屠杀嫌恶已极，普遍希望和平，却忽略了一小撮好战人士的出现。他们的人数，在比例上虽然极小，实际数目却不可低估。1914－1918年间的战事虽然可怖，对这些人来说，却是一场重要的经验，带给他们无比激励。军服、纪律、牺牲——不管是自我还是他人的牺牲——以及鲜血和权力，这才是男子汉大丈夫活在世上的意义[除了其中一两位之外（尤以德国为最），这些勇夫不曾对战争出版过任何著作]。他们是当代的“兰博”（Rambo），自然成为极右派争取的当然目标。

    我们要补充的第二点是，右派反动的风潮，并非只针对布尔什维克党人而发，右派反对的是所有类此的运动，特别是有组织的工人阶级。工人阶级运动，不仅威胁到既有的社会秩序，根本就是传统秩序解体的罪魁祸首。列宁其人，与其说是“真正的威胁”，不如视为“威胁的象征”更为贴切。在许多政客眼中，社会主义的劳工党派并不可畏，它们的领导人其实相当温和。可怕的是工人阶级显示的势力、信心，及其极端的走向，旧有的社会主义党派，在此冲击之下，焕然一新，变成一股崭新的政治力量，进而成为自由主义国家不可或缺的后盾。难怪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自1889年以来，即为社会主义宣传家大声疾呼的中心要求——一天工作八小时的要求——马上在欧洲各国让步之下获得实现。

    劳工阶级的潜在力量如此强大，保守派观之思之，不觉胆颤心惊，深受威胁。眼看那些雄辩的反对党头目、工会领袖摇身一变，纷纷上台成为政府官员。看在眼里，滋味自然不好受。但是比较起来，更令人心惊之事，却是这股新兴力量蕴涵的威胁意味。算起来，这伙人不都属于左派吗？回到当年社会紊乱不安的年代，实在很难划分他们跟布尔什维克有何不同。老实说，大战刚结束的那几年，要不是**拒绝接受，许多社会主义党派早就欣然投入其怀抱了。“前进罗马”之后，墨索里尼刺杀的那个家伙马泰奥蒂（Matteotti）并不是什么**头目，其实只是个社会主义分子。传统的右派，恐怕把坚持无神论的俄罗斯看成了全世界罪恶的渊薮。可是1936年间的骚动，表面看来好像是以**为目标——对**开刀，唯一的原因只是它是人民阵线成员当中最弱小的一环罢了（见第五章）——事实上，它们所要对付的对象，却是当时风起云涌，甚受动荡民情偏好的社会主义及无政府主义思想：而后者的气势，一直到内战时期才结束。列宁和斯大林之所以成为法西斯反动思想兴起的起因，其实完全是事后找的借口。

    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的右派反弹，为什么往往以法西斯的形式占得上风？这一点也需要进一步的解释。其实激进性质的右派，在1914年以前就已存在——它们的特性，是普遍患了歇斯底里的国家主义及恐外症，将战争及暴力予以理想化、思想偏狭，倾心高压统治，狂热地反自由主义、**、反无产阶级、反社会主义、反理性、重血统、贵身份、恋土地，一心想要重回已经被现代世界破坏了的旧价值体系。在右派自己的圈子中，以及某些知识分子、极端分子虽有政治影响力，却始终不曾占有任何支配地位。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激进分子的机会却来了。旧政权纷纷倒台，随之而去的是原有的统治阶级，以及为其发挥权力、影响、霸权的整套体系。但凡是旧系统依然运作良好的地方，法西斯之流毫无动弹余地。比方在英国，虽然曾造起一时的小小骚动（如前所提），却一点进展也没有，传统的保守右派始终掌握全局。至于在法国方面，一直到1940年败于德国之前，法西斯派也没有多大成就。法国虽有传统的极右派——主张君主制的法兰西行动派（Action

    Francaise），以及拉罗克上校（La Rocque）率领的火十字团（Croix

    de Feu，FieryCross）——它们虽然急于痛击左派，却算不上法西斯党。事实上，其中有些人甚至还参加了左派地下抗敌组织。

    此外，在新兴的独立国家里面，若有新起的国家主义阶级或团体执政，往往也无须法西斯主义效劳。新兴的统治阶级，立场也许反动，手段极可能**，但若论起其法西斯的性质，往往言过于实。两次大战之间的欧洲**右派集团，通常只是在嘴皮子上与法西斯认同，骨子里却完全是两家人。新复国的波兰在集权好战者统治之下；捷克斯洛伐克的捷克部分则属于民主政权；两者却均不见有分量的法西斯运动发展。此外，法西斯的势力，同样不见于塞尔维亚部族在新成立南斯拉夫聚居地。即使在法西斯或类似运动侵入的国家，如匈牙利、罗马尼亚、芬兰，甚至包括佛朗哥的西班牙——虽然佛朗哥本人不是法西斯——领导人本身也许是老牌的右翼或反动分子，但除非万不得已，屈服在德国压力之下（如1944年的匈牙利），通常都将法西斯势力控制得相当牢固。当然，在这些少数国家主义者当权的新旧国家里面，法西斯自有其不可忽视的魅力，至少看在可以借此向意大利以及德国（1933年之后）索取某些财源及政治帮助的份儿上，向法西斯靠拢不是傻事。比方当年的（比属）弗兰德斯、斯洛伐克、以及克罗地亚等国就是打的这个主意。

    能够让超右派疯狂分子得势的条件有几个：国家老大，统治机制没什么作用；百姓人心涣散，茫然不知所从，对国家局势极度不满，不知道到底应该跟从何人的脚步；社会主义运动甚嚣尘上，大有社会革命一发不可收拾之迹象，事实上却又缺乏革命的条件；国家主义兴起，对1918－1920年间制定的和约极端憎恨。只有各种状况齐集之下，原有的统治特权阶级束手无策，对极右派的主张难免心动，不得不向其求援。1920－1922年，意大利的自由主义政府之求于墨索里尼的法西斯党；1932－1933年，德国保守派之求于希特勒的国社党，便都是势穷力竭而出的下策。同理，极端右派的运动组成了庞大的组织力量，有时甚而组成穿着制服的非正规部队（墨索里尼的战斗团）。经济大萧条期间，极右派并在德国组成大规模的投票部队。然而，德意两国虽然成为法西斯国家，法西斯党却不是靠“夺权”上台。无论法西斯分子如何喜欢吹嘘自己“占得街头”和“进军罗马”的辉煌战绩，法西斯之所以登上德意两国的政坛，却是在原有政权的许可之下实现的（在意大利，甚至是出于原政权的主动）。也就是说，它们是以“宪政合法更替”的形式发生。

    法西斯党真正的新计谋，是一旦登台称王，就再也不肯遵守旧有的政治规则。只要是它有办法控制的地方，不论大小，法西斯一律全盘吃掉。所谓权力完全转移，即消灭所有对手的过程，在德国不过两年（1933-1934年），在意大利则较为长久（1922-1928年）。但是不论时间长短，一经确立，内部就再也没有约束法西斯一党专政的力量了。最典型的现象，就是在一位超级民粹的“元首”（Duce；Fuhrer）领导之下，形成一个权力无限的独裁政权。

    笔锋至此，不得不提一下，一般对法西斯主义有两项不甚恰当的看法。其中一项与法西斯派有关，但为许多自由派历史学家借用。另一项是与正统的苏维埃马克思学说有关。总而言之，世上根本没有所谓的“法西斯式革命”。而法西斯主义本身也不是“独占性资本主义”或大企业的体现。

    法西斯运动的确带有几分革命运动的气质，因为只要法西斯从众渴望社会来一场脱胎换骨的大改变，并且反对资本主义及寡头的独占，它就具备了几分革命的成分。可是，革命法西斯这匹怒马，却始终不曾起跑。纳粹全名虽为“德意志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可是任谁如果对党名中的“社会主义”部分认真的话，希特勒马上便将其打入冷宫——希特勒本人，显然并不把社会主义这个名字当成一回事。所谓回归中古时代的小民世界，小农工匠、汉斯少年、金发姑娘，人人安分守己、世代相传的乌托邦社会毕竟不可能在20世纪这个重要的国家里实现[唯一的例外，恐怕是纳粹二号头子希姆莱（Himmler）一手规划的梦魇国度。在那里，他计划制造出一批血统纯正的人种来]。更不要说在世界上所有政权之中，德意两国一心一意，只想朝现代化及科技进步的方向前进。

    因此，国社党最大的成就，在于一举清除了旧有的帝国阶级及制度。事实上希特勒掌权之后，唯一曾经起来向他挑战反抗的只有旧贵族阶级的普鲁士陆军，此事发生于1944年7月。事后，这批军官全被消灭。因此，德国旧有的上层阶级和组织制度，先有纳粹的铁腕粉碎在先，继有二战后西方占领军进一步彻底扫除在后，事实上却为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建立了牢固的基础。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德国成立的魏玛共和国（Weimar

    Republic，1918－1933）则不然，充其量不过是战败的德意志帝国少掉一个皇帝罢了。不过若论社会政策，纳粹也的确为民众做了几件事：法定假日、国民体育运动，以及计划中的“国民车”等等[国民车的构想，二战后成为众所皆知的“大众车”（Volkswagen，即bettle）]。但是国社党最大的建树，还在为德国扫除了经济大萧条的现象，其功效之强，比其他任何政府都大。这还多亏纳粹反自由的立场，纳粹根本就不相信什么自由市场的玩意，方才得放手一搏。话虽如此，纳粹不过是老酒新瓶，一个重新装修重新得力的旧式政权，在根本上，并非迥异于以往的全新政权。这一点，德国跟30年代军国主义的日本相同（相信不会有人把当时的日本视作革命性的政权吧），两者都是实行一种非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将本国的工业系统，推上令人瞩目的高峰。至于法西斯的意大利，不论是经济或其他成就，比起德国则不过尔尔，我们从它在二战中的表现就可以看得出来。意大利的战时经济，出奇地差，所谓“法西斯革命”的高论，不过是嘴上说得好听罢了。当然对法西斯小民大众来说，这个美丽的辞藻虽属口吐莲花，却是真心实意。而意大利的法西斯跟德国完全是两回事，后者是在大萧条的痛苦经验，以及魏玛**表现的夹击之下，激发出来的反弹。而意大利法西斯却是旧统治阶级公开的维护者，为抵御1918年后因革命造成的动荡而产生的。事实上，它多少带有19世纪以来意大利统一过程的传统，其结果是产生了一个较前强大的中央政府，因此就这一点而言，意大利法西斯也算功不可没。比方说历届政府中，它是唯一能够彻底镇压西西里黑手党（Sicilian

    Mafia）以及那不勒斯卡莫拉秘密会党（Neapolitan

    Camorra）势力的。然而就历史的意义而言，意大利法西斯的目标及功业都不重要，最要紧的在于它为全球首创了反革命风潮的成功新范例。墨索里尼的作为，给了希特勒极大的灵感；而希特勒也从未忘记恩师的启示；意大利的事在他的心头上也始终居于第一。而由另一方面来看，长久以来，在各极右派运动之中，意大利法西斯一直是个特殊。它不但容忍“现代派”（modernism）前卫艺术的存在，甚至还有几分欣赏。更重要的是，直到1938年墨索里尼与德国采取同一阵线以前，意大利法西斯对于反犹太的种族主义思想也始终不感兴趣。

    至于法西斯是“独占资本家”化身的说法也值得商榷。谈到那些超级大企业组织，只要政府不真的去将之收为国有，它跟哪一种政权都可以水乳交融，而无论哪一个政权，也不得不与其交好。所谓法西斯对“独占性资本利益”的体现程度，其实并不高于美国民主党的新政，或英国工党政府，以及德国的魏玛共和国。30年代初期的德国大企业并不特别想要这个希特勒；他们若有选择，恐怕还比较喜欢正统的保守主义。一直到经济大萧条袭击世界，德国企业才开始对希特勒稍微假以辞色。待到希特勒上台，企业界方才开始衷心拥戴，到了二战期间，德国企业甚至开始使用劳工，以及死亡集中营的死囚。而犹太人的资产遭到充公，德国人的大小企业自然利益均沾。

    然而，对资本企业而言，法西斯主义自然有几项其他政治体制不及的优点。首先，法西斯清除（至少击败了）左派的社会革命，事实上等于是抵挡赤色浪潮的中流砥柱。第二，法西斯统治下，没有工会组织，管理阶层不受任何限制，可以尽量管理使用其人力资源。许多大老板、经理人，他们管束属下奉行的教条，根本就是法西斯本身的“领导原则”，而法西斯主义也充分授予其权威的合理身份。第三，劳工运动既然不存在，政府便可采取虽不合理，却对企业极为有利的整治萧条的手段。1929－1941年间，同一时期在美国，前5％消费阶层的（全国）总收入，跌落了20％（英国和北欧则呈类似却较平均的跌势）；可是德国却跃升了15％（Kuznets，1956）。最后一点，我们曾经提过，法西斯相当擅长刺激工业的增长及现代化——虽然在风险性和长期科技计划方面，比西方民主国家要落后一截。

    4

    假设经济大恐慌不曾发生，法西斯主义在历史意义上还会占有一席之地吗？答案可能是否定的。光靠意大利单打独斗，缺乏震撼世界的条件。意大利之外，20年代的欧洲，另外也没有什么前途看好的极右派反革命运动，当时极右派欲振乏力，而主张起义的**社会革命也好不到哪里去。原因不是别的：1917年后掀起的革命激情已经逐渐消退。世界经济局势也正日渐好转。十一月革命之后，德国的极右派狂人，以及他们组成的非正规军虽然也曾受到德意志帝国时代社会的中坚：军事将领、公务人员等辈的支持，但可想而知，后者的着眼点，主要在于确保新生的共和国能够守住保守和反革命的立场。更重要的是，维持德国在国际间的地位，保持活动的余地。因此支持归支持，遇到紧要关头非作选择不可的时候，保守集团毫不犹疑，还是会回头力保现状。1920年右派发动的卡普叛变（Kapp

    Putsch），及1923年慕尼黑暴动即是二例——也就在慕尼黑的暴动中，希特勒头一回上了报纸的头条。然而一旦经济情况好转（1924年），国社党的势力立刻一落千丈，变成了微不足道的残余小党。1928年的大选中，国社党敬陪末座，只得到2．5％～3％的选票，仅为**得票率的五分之一强，更不及社会民主党的十分之一。票数之低，甚至还比不上当时德国最小的党派——斯文温和的德国民主党（German

    Democratic Party），只有后者的半数多一点。然而两年之后，国社党却跃升为德国第二大党，一举攻下18％的选票。4年之后，1932年夏，更登上德国第一大党的宝座，席卷了全部选票的37％。但是在真正民主式选举进行的期间，国社党就没有这么威风了。希特勒现象之所以能从一种偏激的边缘政治，地位一再跃升，最终成为国家命运的主宰，显然都是大萧条所赐。

    然而，尽管经济大萧条是促成法西斯得势的一大原因，若没有德国凑上一脚，法西斯主义也不可能在30年代一发不可收拾，变成力量如此庞大，影响如此深重的狂潮。论面积、论经济、论军事潜力，更不要说其地理位置，德国都是欧洲数一数二的国家，不管由哪一类型的政府执政，都不会影响其政治地位的重要。请看两次世界大战的惨败，却都不曾打垮德国深厚的实力，即可见一斑。20世纪即将结束，德意志毕竟仍是欧洲大陆的第一大国。德意志之于法西斯，正如苏联之于**。马克思主义分子，为左派夺下了世界上土地面积最大的国家（“足足占有全球六分之一的陆地”——**人在两次大战之间常常喜欢这么夸口），使得**在国际上崭露头角，扬眉吐气。即使**势力在苏联境外势消力弱之际，其重要性也一样不容忽视。同样地，希特勒夺得德国政权，足以证明墨索里尼在意大利的成功，从此法西斯加足马力，一举登上国际政治舞台的中心。以后的10年里，德意两国同样推行军事扩张，大逞其狼子野心（见第五章）——又有亚洲的日本隔洋助阵，声势更见强大——东西携手，共同决定了国际政治的动向。如此一来水到渠成，其他一些条件合适的国家或运动，自然也深受法西斯主张的吸引，纷纷寻求德国和意大利的庇护——而德意两国野心勃勃，正中下怀，自然欣然接纳它们的投靠。

    在欧洲地区，这一类投入法西斯怀抱的运动多属政治上的右派，其中道理自然不言而喻。在犹太复国运动的阵营里，有意大利法西斯倾向的一派，杰保汀斯基率领的“修正路线”，显然就自居为右派。对于复国运动组织中占绝大多数、主张社会主义和自由派的左翼团体，杰派采取对立的立场。不过，法西斯之所以能在30年代在国际社会甚嚣尘上，单靠德意两大强国推波助澜，就足见其功了。其实在欧洲地区以外，其他各国几乎不具备任何促使法西斯思想诞生的条件。因此，若连这些国家也出现法西斯分子，或出现受法西斯影响的运动风潮，其政治意义，不论就位置还是作用而言，法西斯究竟扮演着何种角色，就更值得玩味了。

    当然话说回来，欧式法西斯在海外，的确也有其回响存在。耶路撒冷的伊斯兰教首领穆夫提（mufti），以及其他各地反对犹太人移民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犹太人有英方作后台），自然觉得希特勒的反犹太意识跟自己意气相投。虽然在传统上，伊斯兰教始终与各种异教徒并居并存。至于所谓“雅利安种”（Aryans）的印度教（Hindu）徒，则自以为血统高人一等，是真正原版的阿利安人，瞧不起同居印度次大陆的肤色较深的其他民族。这种心态，与现代斯里兰卡（Sri

    Lanka）岛上的僧伽罗（Sinhalese）极端分子相同。而南非荷兰后裔的布尔人，二战期间曾被加入盟国的南非政府拘留。战后南非实行种族隔离（1948年），领导这项政策的一些人便是当年关在拘留营里的布尔人。他们的心态意识，自然与希特勒有几分渊源——一是对种族思想深信不移；二是受盛行于尼德兰低地一带的加尔文教义影响，具有超右派的气质。但若因此便说法西斯不同于**，根本不曾存在于亚非地区（唯一的例外可能是在欧洲移民当中），因为它似乎与当地政治没关系。这种说法却不能成立。

    就广义而言，日本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二战期间，日本与德意联盟，在一条阵线上共同作战。日本国内的政治，更全为右派把持。东西之间，轴心国家真是心神交会，意气相投。日本人种族意识之强，举世无出其右，他们自认为是全球最优秀的民族。为了维护种族的纯正及优越，在军事上，日本人深信自我牺牲、绝对服从、禁欲自制是必要的美德。武士道的精神，也必然衷心信服希特勒亲卫队（SS）的精神标语（‘MeineEhre

    ist Treue’最贴切的翻译，恐怕就是“荣誉，即盲目的服从”）。当时的日本社会阶级制度谨严分明，个人则全然奉献于国家和天皇，对于自由平等博爱，更是绝对的排斥。瓦格纳歌剧里蛮族世界的众神，神圣纯洁的中古骑士，尤其是日耳曼山林的自然风光，充斥着德国民族主义（volkisch）的梦幻，种种神话传说，日本人心领神会，接纳吸收毫无困难。日德两民族都具有同样的特质，可以在野蛮的行为里揉进纤细精致的美感：集中营里残忍的屠夫刽子手，却喜好舒伯特的四重奏。如果法西斯思想可以移译为禅家偈语，日本人八成也会趋之若鹜，迎之唯恐不及吧。但是他们自家的“精神粮食”已经够用，不需要法西斯再来锦上添花。不过，却也有部分日本人士看出东西法西斯精神的共同点，大力鼓吹日本加强与欧洲法西斯的认同。这些人士包括日本驻欧洲法西斯国家的驻外人员。但主张最卖力者，则是专门暗杀政坛人物的超国家主义恐怖团体，谁若被它们认为爱国不力，势必难逃毒手。此外，尚有声名狼藉的日本关东军，在中国烧杀掳掠，无所不为。

    但是，欧洲法西斯运动风潮涵义重大，并非区区东方式封建思想外带帝国式国家使命所可包含。法西斯兴起于民主的时代，属于黎民百姓出头的世纪。单单就广大群众动员起来，形成一股“运动”潮流，众人从自己中间选出领袖，进而以前所未有的革命为目标的意义而言，对裕仁天皇治下的日本，根本就是匪夷所思格格不入的观念。日本相中的德国事物，是普鲁士的陆军及传统，只有这两样事物，才正合日人的胃口。简单地说，日本的军国主义虽然与德国的国家社会主义貌似神近，骨子里面日本人却绝对不能算作真正的法西斯。至于日本人跟意大利人之间的精神接攘，其间的距离，就更为遥远了。

    再论其他那些希冀德意援手的国家。尤其在二战初期，一时之间，轴心势力似乎胜券在握，那阵纷纷来投奔法西斯的诸国，思想意识的认同，更不是它们主要的动机。虽然在表面上，如克罗地亚乌斯达莎等奉行国家主义的小国，由于其一线生存完全靠德国，因此毫不踌躇地便大肆脸上贴金，吹捧自己比希特勒的亲卫军还要纳粹。此外，两次大战之中，争取爱尔兰统一的爱尔兰共和军，以及以柏林为基地的印度国家主义分子，也都有人向德国谋求合作，我们若因此便将它们当作“法西斯”，那可是大错特错。因为它们的动机乃是建立在“敌人之敌，便是吾友”负负得正的原则之上。事实上，当年爱尔兰共和军的首领芮恩（Frank

    Ryan），就曾经与德方有过合作协议。可是芮恩其人，却是法西斯思想的反对者。反对之强烈，甚至在西班牙内战期间，加入国际旅（InternationalBrigade），大战佛朗哥，最后被佛朗哥军俘获送交德国。像这样一类的例子，应该不至于影响我们的判断。

    看过欧亚非三洲之后，还剩下另一大洲。在这片大陆之上，不可否认的，欧洲法西斯的思想确曾发挥过不可忽视的冲击力。那就是美洲大陆。

    在北美地区，欧洲风云激起的反响，主要局限在特定的移民群内。这些来自欧洲的人，带着故国旧有的思想移居新大陆，比方迁自北欧及犹太的移民，就具有一股亲社会主义的气质。另外有一些人，则不忘故国之恩，对别去的母国多少留有几分依恋，因此在德国情愫影响之下——意大利也包括在内，不过程度淡得多——美国的孤立主义自有来由。虽然在实际上，并没有足够证明显示大量的美国人转为法西斯派。德国国民军部队的那一套行头、迷彩军装、振臂高呼向元首敬礼的形象，与北美本地的右派组织及种族歧视活动（最著名的有美国三K党），可并不是一家人。当时美国境内，反犹太的情绪自然极为强烈，不过此时反犹太的右派化身——如库格林神父（Coughlin）从底特律向外播出的广播讲道节目即是一例——其灵感来源，其实跟欧洲天主教右派统合主义的比较接近。30年代美国最典型的意识现象，以美国人眼光来看，显然属于极端激进的左派传统。10年之间，这一类民粹派煽动的行为中，成就最大的人要数夺得路易斯安那州长席位，以独裁手法治理该州的朗格（Huey

    Long）。美国左派以民主之名大肆削弱民主，以平等主义为要求，大大赢得贫苦民众的欢心。至于小资产阶级之徒，以及天生直觉就具有反革命自卫本能的富贵人家，自然对之恨之入骨。可是美式的政治风潮，不论左右，都不属种族主义。因为不管哪一种派系的运动，只要呼喊着“人人是王”（Every

    Man a King）的口号，怎么也不可能与法西斯传统沾亲带故。

    法西斯思想在美洲大陆的势力，只有在拉丁美洲地区方才开了张。不但有政坛人士深受影响，如哥伦比亚的盖坦（Jorge

    Eliezer Gaitan，1898－1948）以及阿根廷的庇隆（JuanDomingo

    Peron，1895－1974）。也有国家政权正式以法西斯名号成立，如1937－1945年间，瓦加斯在巴西成立的“新国度”（Estado

    w State）。当时美国政府深恐法西斯风气煽动之下，纳粹势力在南美增大，会向北美形成包抄之势。其实这种担忧根本是过虑，因为法西斯对拉丁美洲诸国的影响，多半仅限于本国政治。除了阿根廷明显地倾向轴心力量之外——不过只有在庇隆当政前后方才如此（1943年）——二战中，西半球的政府一律加入美国阵线作战，起码在名义上属于盟国一方。但另有一个事实也不可否认：当时某些南美国家的军队制度，均师法德国；有的还由德国、甚至纳粹教官负责训练。

    格兰特河以南的美洲地区（Rio Grande，译注：格兰特河是美墨边界河流，其南即指整个拉丁美洲），之所以深受法西斯的影响，理由其实很简单。在这些国家看来，1914年之后的美国，已不复当年反帝先锋的形象。19世纪的美国，是追求进步的拉丁美洲人民的朋友，在外交上，曾帮助他们对抗英法西班牙3国的帝国或前帝国势力。可是1898年的美西战争（译注：此战美方获胜，美国帝国主义从西班牙帝国主义手里夺取了波多黎各、关岛和菲律宾），继之而来的墨西哥革命（1910年），更不要说石油和香蕉工业的兴起，使得拉丁美洲政治圈子掀起了一股反美国佬、反帝国主义的风潮。20世纪前三分之一的年代里，华盛顿当局显然只对炮舰外交和海军陆战队的登陆战果感到兴趣，至于拉丁美洲风起云涌的反对运动则没有丝毫阻止的行为。秘鲁的阿亚德拉托雷（VictorRaul

    Haya de la Torre）建立了反帝国主义阵线的“美洲人民革命联盟”。阿亚德拉托雷的野心是以全拉丁美洲为目标，不过其联盟组织只在其本国秘鲁奠定了一定的地位。他的计划，是请尼加拉瓜著名的反美运动桑地诺部队的军官为教官，为其组织训练出一批颠覆分子来（桑地诺军队曾于1927年后实行游击作战，长期对抗美方的占领。80年代的尼加拉瓜桑地诺党革命，其革命感召力就来自当年的桑地诺运动）。再加上经济大萧条的打击，30年代的美国看来雄风不再，称霸美洲的声势大减。罗斯福总统放弃了诸位前任坚持的炮舰政策，在南方的邻国眼里，这不但是一种“睦邻”的手势，同时也意味着美国国势的衰弱（这一点他们却看错了）。因此，30年代的拉丁美洲不再把北方的邻居看作自己的导师。

    但是向大西洋另一边望去，法西斯显然成为30年代的成功典范。拉丁美洲这块大陆，向来是在文化霸权地区寻找灵感。它们未来的领袖，总是不断向外眺望，渴望寻得一份可以帮助本国富强现代的秘方。如果说，世上真有这样一个典范，可供这些想要更上一层楼的拉丁政客模仿学习，那么自然非柏林、罗马莫属。因为伦敦、巴黎已经提不出任何政治灵感，而华盛顿更是毫无作为。（至于莫斯科，仍被外界视为社会革命的典型，因此多少限制了其政治上的吸引力。）

    然而，尽管这些拉丁美洲的领导者们，多么感谢墨索里尼和希特勒两人提供的政治养分，他们本身的作风及成果，却与其欧洲祖师爷有着多么巨大的差异！当年玻利维亚革命政权的总统，私下曾亲口承认，欠下法西斯多少思想恩情。作者至今犹记当时听到此语时心中感受的惊诧之情。玻利维亚的战士及政客，眼里虽然看着德国的榜样，手底下实现的组织结果，却是1952年的革命。革命不但将该国的锡矿收归国有，并为印第安小农阶级实行了激进的土改政策。在哥伦比亚国内，伟大的人民保护师盖坦，不从右派着手，却一举夺下了自由党（Liberal

    Party）领导人的位置，要不是他于1948年4月9日在波哥大（Bogota）遭人暗杀，当选总统后势必引导该国走上激进的路线。暗杀盖坦的事件，立刻在哥伦比亚首都掀起大规模的暴动（包括警察在内），很多省首府还马上宣布成立革命公社。拉丁美洲首领汲取于欧式法西斯榜样的成分，其实是后者对行动果断的人民领袖的神化。可是拉丁美洲革命者打算动员并且的确动员起来的群众，却不是欧洲法西斯那些因害怕失去本身拥用的东西，因而起来反抗的一群。而众人动员之下对抗的大敌，不是外人（虽然庇隆派和阿根廷的其他党派都难否认其反犹太的色彩），却是本国的寡头阶层——也就是富人，当地的统治阶级。庇隆的核心群众来自国内的工人阶级；而他最基本的政治团体，则是他于各地培养的大规模劳工运动之下发展出来的类似劳工政党的组织。巴西在瓦加斯领导之下的运动也有同样的结果。先于1945年逼迫他下台，最终又于1954年逼迫他自杀的政敌，是该国的陆军当局。而痛悼瓦加斯之死的，则是他曾赐予社会保护、以换取政治支持的都市工人阶级。欧洲的法西斯政权，摧毁了劳工运动；而受其灵感激发而起的拉丁美洲领袖，却相反地一手发展了劳工运动。不管两者在思想意识上有何等亲密关系，就历史意义而言，这两种不同的运动却断断不能混作一谈。

    5

    前述各类运动的兴起，正是灾难大时代自由主义衰亡现象的一部分。虽然自由阵营的败退，以至于法西斯主义出现为其最戏剧性的**。但若完全用法西斯来解释自由主义的衰亡，这种看法，即使用在30年代也值得商榷。因此，在本章结束之前，我们必须为自由主义的衰落找出真正的原因。不过先得澄清一个经常为人混淆的观点：那就是把法西斯主义误认为国家主义。

    法西斯主义往往迎合国家主义者追求的热情及偏见，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但仔细计较起来，属于半法西斯的统合国家，如葡萄牙和奥地利（1934－1938年），虽然其主要灵感源自罗马天主教会，却不得不对其他异族或无神的国家民族稍加提及。更进一步来看，对德意两国占领地的法西斯活动而言，原始的国家主义很难推行。用到那些靠外人征服本国，而发卖国财之人的身上，国家主义自然更行不通了。条件若适合，这些国家有人还能跟德国认同，彼此同在大条顿民族的旗帜之下（如比利时的弗兰德斯地区、荷兰、北欧诸国）。可是站在法西斯立场上，有着另一个更为方便得力的观点[此说曾由纳粹宣传部长戈培尔（Goebbels）大力宣传]，却是与国家主义矛盾的“国际主义”之说。在国际主义的观点下，德国被看作未来欧洲秩序（European

    order）的核心，更是此秩序唯一的保证力量。当然其中更不可少查理曼（Charlemagne）光荣，以及**产主义的要求。在欧洲一系列观念建立发展的过程中，所谓“欧洲秩序”，曾沾染过浓厚的法西斯气味。难怪到了战后，欧盟的史学家们对这个名词都不大喜欢多费笔墨。而二战中曾在德国旗帜下作战的非德国部队往往也以超国际的成分为借口。

    从另一角度来看，国家主义者也一律支持法西斯。希特勒野心勃勃（墨索里尼多少也可以算在内），不由令人起戒心，这当然是一个原因（如波兰、捷克）。但在另一方面，我们在第五章将会看见，多国反法西斯的运动，往往也造成一股主张爱国主义的左派势力。尤其是大战期间，地下抗敌的组织多数由“民族阵线”或政府领导，这股对抗轴心的力量，深入政治系统的各个层面，却独缺法西斯主义之徒及其同路人。广义而言，各地国家主义是否倒向法西斯阵营，其中最大的决定因素，完全看其本身在轴心势力占上风时得失的轻重。此外，也得看他们对他国他族（如犹太人，塞尔维亚族）的仇视深浅，是否更胜于他们讨厌德国或意大利的程度。因此，波兰人虽然极其厌恶俄国人和犹太人，可是鉴于立陶宛与乌克兰部分地区（1939－1941年间被苏联占领）的所作所为，却始终与纳粹德国不大搭界。

    那么，为什么自由主义曾在两次大战之间花果飘零，销声匿迹，甚至在不曾接受法西斯思想的国度也不例外？西方国家中，亲历过这段时间的极端分子、社会主义者，以及**人，都将之视作资本主义垂死挣扎之兆。他们认为，建筑在个人自由之上，并透过国会民主实行的政治制度，资本主义已经再也负担不起了。因为无意中的巧合是，各种自由权利同时也为温和改革派的劳工运动建立了强大的群众基础。面对着无法解决的经济难题，再加上日益强盛的革命工人阶级，资产阶级只会回到旧路，使出高压的手段，也就是说，诉诸某种类似法西斯路线的办法。

    1945年开始，资本主义与民主自由重新恢复生机，再度蓬勃发展。胜利的光环下，世人往往忘却当年灰暗的论调里面，煽动性的言辞固然不少，但依然有几分道理存在。一国之内，对于国家及社会制度的可接受性，国民若缺乏基本的共识，民主政治势必难以发挥真正的功效。至少在国民之间，应该对社会方向具有磋商协议的共识及准备。而共识与准备，却需要先有了经济繁荣才能实现。直截了当地说，1918年后到二战之间的欧洲，绝大多数国家都不具备这样的条件。当时的欧洲，一场社会激变，不是迫在眉睫，就是已经临头。众人对革命恐惧之极，整个东欧和东南欧地区，加上部分地中海地区，**连合法地位都难于取得，左右两派在思想意识上鸿沟之深，右派跟温和左派之间也无法沟通，1930－1934年间，奥地利的民主政治因此受到严重打击而垮台。不过从1945年至今，与当年同样的两党系统——罗马天主教徒与社会主义者——却使奥地利的民主开出了灿烂的花朵（SetonWatson，1962，p．184）。西班牙的民主政权，也在30年代受到同样的压力。相形之下，到了70年代，西班牙竟然能够经磋商协谈，便将佛朗哥遗下的独裁统治和平转变为多元的民主政体，不能不令人惊叹。

    但回到当年种种政权之下，又有哪一处能够稳如泰山，安然躲过经济大萧条的袭击呢？德意志的魏玛共和国之所以不能支撑，原因是大萧条冲击之下，共和国再也无法继续它与雇主及组织工人力量之间一向所维持的默契了。而这种默契，却正是十多年共和国所以维生，不致沉沦的主要原因啊。萧条大风一起，工业界与政府无计可施，只有实行经济社会缩减的下策，随之而来的，自然便是大量的失业。到了1932年中期，单凭国社党及**两党之力，便夺去了德国全部选票的绝大多数。而支持共和国立场的其他党派，则一落而为只有比三分之一略强的选票。相反地，二战之后各国民主政权的繁荣，无可否认，主要是建立在这些年来经济奇迹的繁荣之上，战后新兴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当然也不例外（见第九章）。只要政府有足够的能力，能够分配满足各方的需求；同时多数国民的生活水准也一直在稳定上升，民主政治的温度就会保留在温和的度数，而不会冒升到了热点。在这种情况之下，一般都愿意妥协让步，在意见上取得一致。甚至连最热烈相信非推翻资本主义不可的革命战士，恐怕也觉得就实际而言，维持现状并不如理论上那么难以忍受。而资本主义大本营中最顽固的分子，在为其信仰追求之余，应该也认同社会安全体制的必要性，认为工会与雇主定期谈判调整工资福利，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吧。

    然而，大萧条本身种种迹象显示，它也只是自由主义败溃的其中一个原因而已。因为同样的状况——组织性工人拒绝接受萧条造成的裁员，在德国导致国会政府垮台，最终促成希特勒被提名主政；在英国，却只不过使国家由工党政府一个大急转，倒向了一个（保守派）“国家主义政府”而已。可是这项转变，却依然在英国原有的政治体系，一个稳定到简直难以动摇的国会体制里面运作。可见萧条并不会自动造成代议民主体制的中止或流产。美国及北欧国家为适应萧条而生的政治情况，也同样证实这一论点（美国有罗斯福的新政，北欧则有社会民主派的胜利）。只有在拉丁美洲，政府财政的极大部分是靠一两项主要产品出口的收入，一旦萧条的无情魔掌将其价格打入无底深渊（见第三章），不论当地政府采取何种形态存在——绝大多数是军事统治——便马上纷纷自动倒台。同样地，智利和哥伦比亚两国的政局，也走上了与之前完全相反的路。

    归根结底，自由式的政治是有其弱点存在。因为其中的政府组织，代仪式的民主政体，根本上并不是一直具有说服力的治国方式。而大灾难时代各国的经济社会情况，连保证自由民主政体存活的条件都嫌不够，更不要说让其发生功效了。

    民主政治的首要条件，在于公认的合法地位。民主虽然建立在这项公认的基础之上，民主自己却无法制造这项公认。唯一的例外，是在根基稳固的民主国家里面，经常性投票行为的本身已经授予其选民——甚至包括势力很小的团体在内——一种“选举就是予以当选政府合法化地位过程”的意识。可是在两次大战之间的年代里，很少有几个民主政体根深蒂固，事实上，直到20世纪初期，美法两国以外，世界上根本还找不出几个民主国家（见《帝国的年代》第四章）。再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欧洲至少有十个国家不是方才成立，就是刚重新建立。因此对居民来说，这些政权都没有特定的合法地位。至于稳定的民主政权，更如凤毛鳞角。总之，大灾难的年代里，各国的政治状况通常都危机四伏。

    民主政治的第二项重要条件，在于各种成分的选民（thepeople）中，拥有相当程度的相容性。选民的选票，将决定众人普选共有的政府。自由资本主义的理论，其实并不把“选民”看作个别不同的群体、社区，及各式拥有特定兴趣利益的集团。虽然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和参与实际政治之人，看法完全相反。照自由主义的正式**，“选民”属于一种理论的概念，而非由真人结合组成的实体。这些自足完备的个人，形成人民大会的总体。他们投下的选票，加起来便决定了代议政治里的多数与少数，多数作为政府，少数则有反对党的身份。一国的民主选举，若能超越不同人口之间的分野，或至少可以协调沟通彼此之间的冲突，这个民主便具有存活的条件了。可是回到革命激变的年代，阶级斗争，而非阶级和谐，才是政治游戏的法则，意识上与阶级上的不妥协性，可以彻底破坏民主的政治。再有一件，1918年后大战和约的笨拙手法，硬将各国依不同种族或宗教划分成立（Glenny，1993，pp．146-148），更加深了日后民族宗派冲突的祸害。今天站在20世纪末期的我们，都知道这按清一色方式立定国界的手法，正是伤害民主甚深的病毒。前南斯拉夫和北爱尔兰地区今日不断的战乱，就是当年的遗毒所致。在波斯尼亚一地，3种不同民族和宗教的人民，各依其种族背景和宗教信仰投票。而北爱尔兰的阿尔斯特（Ulster），住有两群势不两立的居民。非洲的索马里（Somalia），62个政治党派，代表着62个不同的部落或部族，自然无法为民主政治提供任何基础，这已是众所周知的事实——索马里所能寄望者，就是永无休止的纷争与内战。除非其中一支竞争力量出奇强大，或有外来势力，建立起（非民主的）支配地位，才能取得片刻的“安定”。三大古老帝国（奥匈、俄罗斯和土耳其）的覆灭，使得三个原本统治着多元种族，政府立场超然的超级大国从此消失。代之而起的则是更多的多元小国，每一个国家，都至少与国界以外的某一个——最多甚至有二到三个——种族的社群认同。

    民主政治的第三项重要条件，在于民主政府不会做太多的治理。国会之所以存在，主要目的不在治理；却在于制衡那治理的人，美国国会与总统之间的关系，就清楚地阐释了这一点。民主政府的设计本意，是为煞车制动之用，结果却担上了引擎发动的担子。革命时代以来，主权性的议会逐渐增多，虽然一开始只有少数人具有选举权，但参政权却逐渐普遍。可是19世纪的资产阶级社会，假定大多数公民的生活行动不属政府管辖的范围，却在自我规律的经济社会，在非官方性质私有的结社团体之中（市民社会）。单靠选举出来的议会代表管理政府当然不易，民主派规避这项困难的妙方有二：一是对政府，甚至对国会立法的期望不要太高；二是不管政府——其实就是行政当局——如何怪诞不经，依然确保其独门生意继续经营下去。我们在第一章里已经看见，一群管你上台下台，始终独立存在，经由指派任命的公务人员已经成为现代国家政府不可或缺的经营工具。所谓国会多数的意见，只有在重大并具有争议性的行政政策面临决定之际，才有其存在的必要性。而政府首长的第一要务，就是在国会里组织维系适当的支持力量，因为除了美洲各国之外，当时国会式政权的领袖，通常都非经直接选出。至于那些实行限制性选举权的国家（即只有少数富贵名人，或特殊人物才能拥有参政权），寻求多数认同的动员整合就更方便容易了。因为这些身份特殊的“众人”，对它们的集体利益（所谓的“国家利益”）都持有共同一致的看法，更不必说选举阶级拥有的惊人财力实力了。

    20世纪的降临，却使得政府治理的功能愈形重要。旧有的政府职责，局限于提供基本法则以供企业及市民社会运作，局限于提供军警监狱以维持国内治安以防外来侵害。旧政治圈里原有一句绝妙好词，以“守夜”职责来形容政府功能，这句妙语，却随着时代演变，跟“守夜人”这个职业一般，已经开始过时了。

    民主的第四项重要条件是富裕繁荣。20年代民主的破产，或因为不堪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的紧张压力所致（匈牙利、意大利、葡萄牙），或由于国家冲突而亡（波兰、南斯拉夫）。30年代民主政治的倾覆，则是因为受不住大萧条的打击。这一点，我们只要看看魏玛共和国的德国与20年代的奥地利，再看看今日德意志联邦与1945年后的奥地利，两相比较，自然一目了然。国家一旦富强，连国内各族之间的冲突也不再那么难于处理了，只要各个弱小团体的政客，都能从国家这个大碗里面分得一匙就可以了。当时中东欧各国中，只有一个真正的民主政权，那就是重农党当权的捷克，而该党的力量所在，也就在于人人分得一杯羹这项原则：依据各个民族均分利益。但到了30年代，连它也支撑不下去了，再也无法维持境内各族——捷克、斯洛伐克、日耳曼、匈牙利、乌克兰——共聚一条船上。

    在这种种情况之下，民主反而成为将原本就不可妥协的群体正式分化的工具了。何况即使在最好的状况里面，如果各群体无法共存，民主政府都难长治久安。如果更进一步，哪一国又以最严格的代表比例制度，执行民主代议的理论，情况就更为艰难。一旦遇到危机，国会里没有多数可以依循时，于是另谋解决之路的诱惑就极大了，如德国即是一例（英国却完全相反）。甚至在安定的民主政体，多数国民也将民主政体里意味的政治分化看作民主制度的成本，而非效益。竞选的广告往往大肆宣传，表示候选人的政见不是出于政党路线，而是以国家利益为重，即可见一斑。一旦危难临头，民主的成本代价太高，民主的好处可就更难看出来了。

    因此，在继旧有政权而起的新国度里，以及绝大多数地中海与拉丁美洲国家当中，民主政治不啻一株萎弱的幼树，企图在满地石块的瘠土里挣扎生长。这一点，实在不难了解。民主政治最大的辩护是，虽然不够理想，但总比其他任何制度为佳吧。此一说辞其实也极软弱，两次大战之间，这番话听来更虚无得令人难以相信。连向来拥护民主的斗士，此时也哑然无言。民主潮流的没落，似乎无可挽回，甚至在老牌民主国家美国境内，观察家也严肃悲观地表示：“即使美国也可能无法幸免。”（Sinclair

    Lewis，1935）当时没有人预言，或期待民主会有战后的复兴，更别提90年代初期，民主竟一时成为全球最主要的政府形式——虽然为期甚短。回首两次大战之间的那段岁月，自由政治体制的没落，仿佛只是其征服全世界之路上的一小段挫折。不幸的是，随着公元两千年的到来，民主政治的前途却又开始不太确实了。民主制度的优点，在50和60年代曾一度极为明显。可是这个世界，也许又要再度进入一个民主优点不那么明显的时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