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粹现象超乎理性范围所能分析。其首领以上天之口吻谈世界霸权及毁灭；其政权，以最恶劣的种族仇恨意识为基础；其国家，却是欧洲文化经济最先进的国家之一。然而这样的国家却一心为祸，灭绝5000多万人口，犯下骇人听闻的暴行无数——其恶行之极至，竟以机械化手法屠杀犹太人达数百万众。史家面对奥斯威辛（Auschwitz），只能哑然无语不知从何说起。
——克肖（Lan Kershaw，pp．3-4）
为祖国、为理想献出生命！……不，光死不足以成事。即使在最前线，杀敌才是第一。……死算不得什么，死并不存在。没有人想到自己会死，杀、杀、杀，这才是正事，这才是待你我开拓的疆域。是的，只有上前去杀，才是你全部意志的体现。因为只有通过杀，你的意志才能在另一人身上完成。
——一位法西斯社会主义共和国年轻志愿军的书信（Pavone，1991，p．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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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出生于19世纪的前朝遗老而言，20世纪灾难时代的种种变化发展之中，最使他们深受震撼的就是人类自由文明价值和制度的解体。多少年来，起码在所谓的“先进”或“进步中”的地区，生活在19世纪的人，已经将自由文明的进步视为理所当然。自由文明的价值观，不信任**独裁；誓行宪政，经由自由大选选出政府及代议议会以确保法治社会；主张一套众所公认的国民权利，包括言论、出版及集会的自由。不论国家社会，均应知晓理性、公共辩论、教育、科学之价值，以及人类向善的天性（虽然不一定能够完美）。而这些价值观点，在整个19世纪内，显然在不断地进步；观其情况，也势将一直发展下去。不是吗？到1914年时，连欧洲硕果仅存的最后两家**政权——俄罗斯和土耳其——也都开始让步，先后走上立宪之路；伊朗甚至还向比利时借了一套宪法使用。1914年以前，唯一能向这套价值观挑战的只有三股力量：其一是传统的势力如罗马天主教会，借教义设下障碍采取守势，防范优越的现代精神。其二是一小群知识分子，向既有势力挑战，并预言传统必亡。这些人多半出身“名门”，来自传统文化势力的中心，他们挑战的对象，其实有一部分就是自己曾在其中的旧文明。其三即是民主力量。总体说来这是一股使人烦神的新现象（见《帝国的年代》）。一些既无知又落后的群众，确应对其抱有戒心。他们一心想靠社会革命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再加上人类潜在的缺乏理性，恐怕极易为人煽动利用。但在事实上，不论是新兴的群众民主运动，还是社会主义的劳工运动，连其中最最狂热危险的分子，也对理性、科学、进步、教育，与个人自由的信条，有着同样的热情，不管在理论上还是行动上，他们热烈的程度绝不亚于任何人。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五一劳动纪念章（May
Day），一面是马克思的肖像，另一面是自由女神像。社会主义运动挑战的对象，乃是经济制度，而非宪政及文明教化，当时以倍倍尔等为首的法德等国的社会民主党派，即使组成政府，也绝不会是“人类已有文明”的断送者。当时，断送文明的政府还遥远得很。
从政治层面来看，自由民主的制度其实已经大有进展。1914－1918年间，世界虽然爆发了那场野蛮的战争，民主却因而更前进。除了苏联是个例外，大战后冒出来的国家，不分新旧，基本上都成立了代议国会性质的政权，甚至连土耳其也不例外。从苏联边界以西，1920年的欧洲举目皆是实行代议制的国家。自由立宪政府的基本建制，乃是经由选举产生代议议会及（或）国家元首。当时凡是独立国家，一律采用此制。不过有一点我们必须记住，两次大战之间，全球虽说共有65个独立国家，绝大多数却均位于欧美两洲。而当时全世界三分之一的人口，还在殖民统治之下。独立国当中，1919－1947年间，只有5国从未举行过选举。而这5国都是些孤立的政治化石，包括埃塞俄比亚、蒙古、尼泊尔（Nepal）、沙特阿拉伯（Saudia
Arabia）以及也门（Yemen）。在这段时间里面，另5国则有过一回选举，对自由民主政治的态度，显然不太友善，分别是阿富汗（Afghanistan）、国民党执政的中国、危地马拉（Guatemala）、巴拉圭（Paraguay），以及当时仍称为暹罗的泰国。不过话又得说回来，能有选举存在，足以表明自由政治思想——至少在理论上如此——渗透之强之广了。同样，选举的存在和次数也只是表面现象，我们不能由此便断定一国是否有真正民主。1930年以还，伊朗曾有过6次选举，伊拉克则有过3次。而这两国无论哪一个都算不得民主国家。
不过，选举式的代议政权在当时的确相当普遍。然而，从墨索里尼所谓的“进军罗马”开始，一直到二战期间轴心势力达于巅峰的20年间，自由政治制度的盛况却发生灾变，开始快速地消退。
1918－1920年间，欧洲有两国的立法议会遭到解散，或不再行使职权。到了20年代，这个数字变成6国；30年代变为9国。到了二战期间，德国占领之下，又有5国宪政宣告倒闭。简单地说，两战之间的年代里，唯一不曾间断，并有效行使民主政治的欧洲国家，只有英国、芬兰（勉强而已）、爱尔兰自由邦（Irish
Free State）、瑞典和瑞士而已。
至于囊括了另一群独立国的美洲地区，情况则比较不一致，但与民主制度的进展也绝对相去甚远，能够一贯维持宪政体制非独裁国家的名单极短，只有加拿大、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Costa
Rica）、美国，以及经常被众人忘掉的“南美瑞士”暨南美唯一真正的民主国家——乌拉圭（Uruguay）。我们最多只能说，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开始，一直到二战完毕，南美的政局忽而向左，忽而往右。除此之外，全球其他地区多为殖民世界，因此根本就不算自由主义的政权，即使以前曾经有过自由主义意识的宪法，如今也日益远去了。1930－1931年间，日本政权从自由派手中，拱手让给军国主义势力。泰国则试验性地迈出步伐，往立宪之路小试几步。20年代初期，土耳其政权落入新派军事强人凯末尔的手中，凯未尔力倡现代化，却绝不容任何选举影响他的大业。总而言之，横贯亚、非、大洋洲三个大陆，只有澳大利亚与新西兰始终一贯民主。至于位于非洲的南非，由于绝大多数民众都被排除在白人宪政之外，故也算不得真正民主。
简单地说，纵贯整个大灾难的时代，政治自由主义在各地面临大撤退，到1933年希特勒登上德国总理宝座之际，自由阵营败退之势更加剧了。1920年时，全世界原本一共约有35国拥有民选的立宪政体（至于确切数字，得依拉丁美洲那几个共和国的定义而定）。到了1938年，却只剩下17国左右了。再到1944年，全球64个国家当中，恐怕仅余12个民主宪政。大势所趋实在再为明显不过。
**，往往被视作1945－1989年间对自由政体最大的威胁。基于这项假定，我们便有必要提醒自己，回到两次大战之间的年代，自由政体的大敌，其实却是右派的政治势力。所谓“极权主义”（totalitarianism）一词，原本是用来形容意大利法西斯政权，或起源于该党的自白。这个名词，一直到1945年以前，都只限用在法西斯式政权身上。当时的苏俄与世隔绝（1922年起，改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USSR），根本无能向外扩展**。斯大林当政之后，苏联更无意向外发展。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列宁主义派（或其他任何派别）领导的社会革命一阵短暂弄潮，随即销声匿迹。而（马克思主义）社会民主运动则摇身一变，从颠覆势力转而成为维持国家的力量，其心向民主，实在无可怀疑。在许多国家的劳工运动里面，**员都居于少数地位。难得有几个势力强大的，却往往难逃被镇压的命运。社会革命的力量的确可畏，**在社会革命中扮演的角色也令人疑惧，二战期间及战后掀起的革命风暴，都证实这种担忧绝非过虑。可是回到两次大战之间自由主义大撤退的20年间，但凡可以算作自由民主的政权，没有一个是被左派推翻的。这段时间，最大的危险纯粹来自右派。而当时的右派，不但危及立宪代议制的政体，更在思想意识上，对民主自由所依存的自由文明构
成莫大威胁。其甚嚣尘上之势，极有发展成世界性政治运动的潜力。仅用“法西斯”一词，已经不足以概括这股风潮。但若说法西斯与其无关，却也又不尽然。
法西斯不足以概括这股风潮，因为当时起而倾覆自由派政权者流并非均属法西斯一派。法西斯脱不了关系，则因为不论首创名号的意大利式法西斯，或后来沿袭法西斯作风的德国式国社党，都对其他反自由的势力造成起而效尤的刺激作用。意德两国的法西斯党派政权，不但支持各国的极右派，更为国际右派带来一股历史的自豪感：30年代右派之盛，看来显然就是人类未来希望所寄。某位政治学泰斗说得好：“东欧的独裁君主、官吏、军人，还有（西班牙的）佛朗哥，纷纷以法西斯为师……实在事出有因，绝非偶然啊。”（Linz，1975，P．206）
拉丁美洲的军事政变，属于比较传统的颠覆形式。走马换将，接班上台之人，往往是不具特定政治主张的独裁者或军事强人。将此除外，当时推翻自由民主政权的势力，一共可分三类。这三类势力，一律反对社会革命，而它们之所以兴起，实在归因于对1917－1920年摧毁旧社会之风潮的反动。这三股势力也全属独裁统治，对自由政体怀有极大敌意，不过某些时候，其动机所在，往往出自实际的考虑，而非原则的歧异。老派的反动人士，虽然会出面禁止某些党派的活动，尤其是**的组织，但通常不会将所有党派一律赶尽杀绝。1919年，匈牙利的苏维埃式共和国昙花一现，很快告终，保守派霍尔蒂（Horthy）上台执政。霍氏的头衔是海军上将，并称匈牙利依然是个王国——虽然这个王国既无国王，也乏海军。霍氏以集权治国，维持18世纪寡头政治的老形式，虽有国会，却不民主。而三类右派政权，也都对军警部门青睐有加，特别倚重孔武有力、能够以肌**力进行威吓的武夫。因为这些人可以直接防御颠覆力量，事实上，也往往为拥立右派的最大势力。各类右派之间，还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它们都推崇国家主义。仇外、战败、帝国衰落，固然是造成国家至上思想盛行的一部分原因。但挥舞国旗呐喊，又何尝不是建立统治地位，并赢取民心的最佳手段，不过虽有很多相同，这三种右派依然有其相异之处。
老派的独裁者或保守人士——如匈牙利的霍尔蒂将军，芬兰的曼纳林元帅（Mannerheim，在芬兰新独立后的红白两军内战中获得胜利），波兰的毕苏斯基上校（Pilsudski，波国的解放者，后为元帅），南斯拉夫的亚历山大国王（南斯拉夫即大战之前的原塞尔维亚等地，此时统一为南斯拉夫），以及西班牙的佛朗哥将军——这些人除了坚决**之外，在政治上，都没有特别的主张。若有任何主张，也不过是该阶级固有的传统偏见而已。他们也许和希特勒的德国联盟，也许与自己国内的法西斯运动结合，但是这些做法，都只出于两次大战间的非常时期。因为当时最“自然”的同志，就是右派大同盟。不过本国立场的考虑当然优先，往往胜过了这种同盟的意识。就以英国的丘吉尔来说，其作风在一般右派当中虽很特别，当时却仍是个十足的右派保守党员。他对墨索里尼的右派意大利虽然不满，同时也实在不愿声援西班牙共和**队对抗佛朗哥将军的队伍，可是德国对英国的威胁一出现，他立刻加入国际阵营，成为反法西斯的斗士。而就另一层面来看，何况在本国之内，这些老派的反动人士，恐怕也得面对真正的法西斯性质运动兴起的反对风浪，而后者有时会获得群众相当的支持。
第二股右派势力，则带来一种所谓“组织化国家统制”（organic
statism，编注：“组织化”是指“以机构为参政基本单位的”）的出现（Linz，1975，pp．277，306-313）。这一类保守政权，重点不在于如何捍卫传统秩序。它别有用心，刻意建立一种新政策，以抗拒个人至上的自由主义和劳工第一的社会主义原则。这种意识形态，缅怀的是想象中的中古世纪或封建社会的古风，虽然有阶级、有贫富，可是人人各安其所，没有阶级斗争，众人接受自己在阶级制度中的地位。组织化的社会，包括了每一个社会群体或“特权阶层”，而这些群体或阶层，在社会上有其一定的角色及功能，却合为一个集体性的实体存在。这股思潮造成各种名目的“统合主义”（corporatism）理论的兴起。统合主义主张，以各种经济职业团体的代表权，取代个人式的自由主义民主政治。这种以团体为单位的制度，有时被称为“组织化”参与或“组织化”民主，赞同者认为比真正的民主形式为佳。然而事实上，理想归理想，在实行上，组织化民主往往难逃权威统治的罗网。国家的意志高于一切，命令的发布执行由上而下，权力多半操纵在一群官僚手中，更有甚者，在这类政权中选举式的民主制度，不是受到限制，就是全遭消除[套用匈牙利首相贝特棱伯爵（Bethlen）的说法，所谓“民主，乃是依据统合集体意志的矫正手段”]
（Ranki，1971）。这类统合主义国家之中最彻底最典型的例子，要数某些信奉罗马天主教的国家，其中尤以大独裁者萨拉查（Oliveira
Salazar）治下的葡萄牙为最。葡萄牙的右派保守政权，是全欧反自由主义统治当中寿命最长的一个（1927－1974年）。除了葡萄牙外，统合派政权也曾在奥地利出现，时间在民主政治崩溃之后一直到希特勒侵入该国为止（1934-
1938年）。而佛朗哥将军统治的西班牙，多少也带有一点统合国家的味道。
这一类的反动政权，论起源及动机，都比后起的法西斯长，两者之间虽有着相当的差异，可是却缺乏明显的界限。因为它们的目标也许并不一致，却拥有共同的敌人。早在1870年举办的首届议决教皇无错的梵蒂冈公教会议（VaticanCouncil）上，罗马天主教会就已表明坚决反动的立场。但是天主教当然不是法西斯。事实上，教廷对主张极权的世俗政权深恶痛绝，对法西斯也反对到底。可是，天主教国家展示的“统合国家”形式（corporate
state），到了（意大利）法西斯的圈子，却更为发扬光大。意大利有着天主教的传统，这自然是被统合思想吸引的主要原因。而那些实行统合主义的天主教国家，有时根本就被直呼为“神职派法西斯”（clerical
fascist）。法西斯派之所以得势于天主教国家，可能直接源自整合派天主教义（integrist
Catholicism），如比利时自由党领袖德格雷尔（Leon
Degrelle）领导的雷克斯特运动（Rexist）。当年天主教会，对希特勒推动的种族主义，态度暖味不明，这一点常为人所注意。但天主教会还有另外一些举动却较少为人所知：二战后，教会中人——有时甚至包括身膺要位的高级神职人员——曾予以纳粹亡命余孽及各类法西斯党徒相当的资助，其中不乏被控血腥罪名的战犯。教会之所以和反动派、甚至法西斯拉关系的缘故，是因为它们都共同痛恶18世纪以来的启蒙运动、法国大革命，以及在教会眼里由此衍生的一切祸害：民主、自由，当然更少不了那罪大恶极的“目中无神的**”。
而在事实上，法西斯的年代，的确也成为天主教历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点。当时在国际上，为右派抬轿最卖力的，就是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可是天主教会却在这个节骨眼上与右派认同，不免为那些关心社会问题的天主教徒，制造出相当的道德困扰。到法西斯全面溃退时，原本就不甚积极反对法西斯的神职阶级，此刻遭受的政治问题更不在话下。相反地，反对法西斯的立场，或为爱国而加入抵御外敌的行动，却破天荒地为民主派的天主教派（基督教民主政治）在教会中建立了合法的地位。至于在天主教徒居于少数的国家，基于实际需要，也开始出现党派拉罗马天主教徒选民的选票，主要是维护教会利益以防世俗势力的侵蚀，德国、荷兰即为两例。至于在正式以天主教为国教的国家里，教会也努力抗拒向民主自由的政治低头。而它另外一大烦恼，则来自主张无神的社会主义。天主教对社会主义头痛之极。教会在1891年提出一项社会政策——这对天主教来说不啻前所未有的新计谋——强调在维系家庭及私有财产的神圣之余，社会也有必要照顾工人阶级应得之份，不过，资本主义的“神圣性”却不在教会认可之列。各界受新思潮影响的天主教徒，不论是主张社会主义，还是倾向自由思想，或其他打算组织天主教徒劳工工会之人，都经由罗马教廷的这项政策获取了第一个立足点。本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教宗本尼迪克特十五世（Benedict
SV，1914-1922）曾短暂地允许过意大利一个规模庞大的（天主教）人民党（Popular
Party）成立，一直到法西斯兴起之后，该党才垮掉。但除了意大利，其他各国的民主及社会主义天主教徒，均属政治上的少数。到30年代法西斯势力崛起，新思想的旧教教徒，方才正式公开露面。他们人数依然稀少，比方公然声援西班牙共和国的天主教教徒，就只是数量极少、但修养极好的一群人士。而绝大多数的天主教徒，都一面倒地支持佛朗哥将军的保守反动势力。只有到了二战期间的地下抵抗运动，倾向民主及社会主义的教徒，方才能以爱国之名，而非意识主张，名正言顺地崭露头角，获取最后胜利。不过总而言之，基督教民主政党在欧洲的胜利不在当时，直到日后才逐渐出现。而且更要迟至数十年后，才在拉丁美洲部分地区得势。在这段自由主义普遍呈现颓势的年代，除了极少的例外，教会对这个现象还真感快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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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股右派力量已论其二，现在剩下的就是那真正字号的法西斯主义了。法西斯运动又可分为几支，其一便是赋予法西斯现象其名的意大利。而意大利法西斯是社会主义倒戈者、新闻记者墨索里尼的杰作。墨氏的名字本尼多（Benito），是为纪念矢志反对神职势力的墨西哥总统胡亚雷斯（Benito（Juarez）而取，十足象征墨索里尼的老家罗马涅（Romagna）地区反教廷的传统。连希特勒都毫不隐瞒，自己那一套，原师法“墨”家道统，对墨氏本人自是无限尊敬。即使到了二战，墨索里尼和意大利露出其无能的弱点之后，希特勒的敬意也始终不衰。为了还报希特勒的热爱，墨索里尼也响应了前者的反犹太运动——但这是很后来的事情了。而在1938年之前，墨索里尼本人领导的运动，则根本不见反犹的影子；意大利自全国统一以来，也从来不曾有过反犹的举动。不过，意大利确也曾鼓励并资助过其他地方类似法西斯精神的运动，并在最意想不到之处，发挥了某种程度的影响力：犹太人锡安复国“修正主义”（Zionist
Revisionism）的创始人杰保汀斯基（Vladimir Jabotinsky），即深受法西斯主张影响。这一支犹太复国运动的路线，日后于70年代在贝京（Menachem
Begin）领导之下，入主以色列政府。可是单靠意大利的法西斯，不足以造成国际性的魅力。
1933年初，希特勒若不曾夺取德国政权，法西斯阵营绝不可能转变成这么普遍的大趋势。事实上，意大利地区以外，凡是稍有成就的法西斯运动，都在希特勒上台之后方才成形，其中尤以匈牙利的箭十字党派（Arrow
Cross）为最，该党曾在匈牙利有史以来首次举办的神秘投票中（1939年），囊括了25％的选票。另外一个例子是罗马尼亚的铁卫队团体（IronGuard），该派获得的实际支持比前者更大。墨索里尼曾提供财源一手扶持某些地区的活动。如帕韦利奇（Ante
Pavelich）领导的克罗地亚族恐怖团体乌斯达莎（Ustashi，编注：原文Ustasa，暴动者之意。主张克罗地亚独立）。可是一直要到30年代，转向德国寻求精神和金钱资助之后，这些团体才开始大展鸿图，并在思想上向法西斯靠拢。总而言之，希特勒若未曾在德国夺权成功，法西斯思想根本不可能如同共产国际在莫斯科领导之下成为左翼大军一般，一举成为右翼大旗，并以柏林为总部，演变成一种普及的运动潮流。但是，尽管后有希特勒予以发扬光大，法西斯主义毕竟不曾发展成一股重要的运动，最多只在二战期间的被德国占领的欧洲地区鼓动那些与德寇狼狈为奸之人罢了。至于各国传统的极右派，尤其是法国，不管其反动的意志手段如何残忍无情，却一律拒绝跟随法西斯的乐声起舞：这些右派分子只有一个立场，除了国家主义，还是国家主义，其中部分人士甚而加入地下抗德运动。因此之故，法西斯潮流之所以对欧洲造成任何冲击，全是因为当时德国国际霸权地位不断提高之故。否则，各国原本与法西斯无缘的反动统治阶层，又何必自找麻烦，装模作样频向法西斯分子送秋波呢？就是在德国声势震撼之下，葡萄牙的萨拉查，才于1940年宣称他与希特勒两人交好，英雄“所见略同，而携手同盟”（Delzell
1970，p．348）。
各股法西斯，一致意识到德国霸权的势力，然而除了这个共同点之外，彼此之间却难寻出相似之处。像这样一类理性不足，全靠直觉意志当家的运动，理论基础往往甚为薄弱。虽然在保守知识分子活跃的国家里——德国即是一例——反动理论家深受法西斯思想的吸引，可是吸引他们的成分，往往是法西斯表面装饰性的一层，而非法西斯主义真正的内部构成。墨索里尼虽然有宫廷理论家金泰尔（Giovanni
Gentile）供其御用，希特勒也有哲学家海德格尔（Heidegger）在一旁大敲边鼓。可是墨索里尼大可请理论走开，于法西斯的存在也无妨碍。而希特勒本人，恐怕根本就不知道，更不在乎海德格尔是否支持。此外，法西斯也不主张如“统合国家”等特定的国家组织形态——希特勒很快便对这类做法失去兴趣了。更何况一国之内，企业组合群立的现象，根本上就和以个人为参政基本单位的平民社会观念（Volksgemeinschaft
People’s Community）相冲突。甚至连占法西斯思想中心地位的种族主义，一开始也不见于原版的意大利式法西斯。相反地，法西斯主义却和右派非法西斯者，持有甚多相同的看法，如国家主义、**立场，以及反自由主义等等。两者之间，还有一个相似之处，尤其在非法西斯性质的法国反动团体当中，更为接近：双方都喜欢采用街头暴力形式，以达本身的政治要求。
至于法西斯与非法西斯的右派之间最大的不同，在于前者的存在，采用由下而上的群众动员方式。传统的保守分子，往往悲叹民主的出现，对全民政治感到极端厌恶。而鼓吹“组织性国家”的旗手，则恨不得越过民主阶段，直接进入统合主义。法西斯主义，就出现在这样一个时代气氛之中，借着动员群众，发光发热，并利用盛大的公众场面，维系其象征意义——如德国的纽伦堡（Nuremberg）群众大会；意大利民众齐集威尼斯广场（Piazza
Venezia），遥瞻墨索里尼的身影在阳台上招手致意——不论法西斯还是**，得权之后，也都一再使用种种运用群众力量的象征举措，始终不曾放弃这个法宝。法西斯可说是一场“反革命”的“革命”：它的革命性质，在于其词汇，那些自以为是社会受害人提出的动听请求，也在其主张全面改变社会形态的呼吁之中。此外，它还刻意借用改造社会革命主义者的符号，越发体现其革命气质。希特勒一手组织“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National
Socialist WorkersParty），借用（略事修改）左派红旗为自己的党旗，并在1933年立即响应，以赤色革命的五一劳动节作为德国的法定假日。党名、党旗、法定节日，纳粹袭用社会革命运动手法的意图，明显已极。
法西斯与传统右派，还有另外一项不同之处。虽说前者也大鼓其如簧之舌，主张回到传统的过去，而那些恨不得一手抹掉过去这个纷乱世纪的怀古派，也给予法西斯者热烈的支持。然而归根究底，法西斯并不是西班牙内战期间，在纳瓦拉（Navarra）地区大力支持佛朗哥将军的保皇党王室正统派（Carlist），也非印度甘地，一心想返回工业革命以前那种朴素自然、小村落手工制造生产的年代。在真实的意义上，法西斯毕竟不属于传统主义的运动潮流。不错，法西斯也认同许多传统的“价值观”（至于这些“价值观”到底有没有任何“真价值”，则是另一回事，在此不予讨论）。法西斯抨击自由派要求从父权之下解放出来的主张，认为妇女应该留在家中，生养众多子女。法西斯也不信任现代文化，认为它会腐蚀社会人心，其中尤以现代派的艺术为罪大恶极。这些艺术家被德国国社党当成堕落下流的左翼文人，是“文化界的布尔什维克党徒”。但是尽管如此，法西斯的中心路线——意德两国的法西斯运动——也却不图保存保守秩序的传统守护人，亦即国王与教会。法西斯的打算，是设立一股与传统势力全然无关的领导原则取而代之。而新领导阶层的出现，则在于白手起家自我奋斗的成功者。他们的合法地位，经广大群众的支持而确立，靠世俗的思想意识而巩固。而他们作为基础的世俗思想，有时甚至可以狂热到成为一种宗教崇拜的地步。
因此，法西斯推崇的“往日时光”，不过是人工制造的假物。他们的传统，是人为的发明建造。即使连法西斯宣扬的种族主义，也与美国人寻根续谱的意义不同。后者是为了万世血统纯正的虚荣，想要证明自己是16世纪英格兰萨福克（Suffolk）乡间某位具有武士身份的小地主的血源后裔。可是法西斯的种族思想，却来自19世纪末期，后达尔文主义（post－Darwinism）遗传科学的杂家学说（遗传学在德国特别受欢迎）。说得更明白一点，法西斯倾心的是应用遗传派[亦即优生学（eugenics）]，该派妄想借用节选淘汰的过程，选留优种，剔除劣种，创造出一支超级的优秀人种。而这一支借希特勒之力将命定主宰世界的人种，是无中生有的，并非历史上真正存在的种族，本来连个名字也没有，到了19世纪末期的1898年，才由某位人类学家为其创造了一个新种名：所谓“北欧民族”（Nordic，译按：意指居住于斯堪地那维亚地区高个长颅、金发白肤的人）。法西斯主义的信仰原则，既对18世纪的遗产如启蒙运动、法国大革命感到深恶痛绝，连带之下，自然应该不喜现代化的发展及进步才对。可是矛盾的是，遇有实际需要，它却又迫不及待，忙将自己那一套疯狂无理的念头，与现代科技连在一起。唯一的例外，是其曾以思想意识的理由，削减本身在基础科学方面的研究（见第十八章）。在打击自由主义一事上面，法西斯更获得全面胜利。文明社会出现法西斯这种现象，证实人类可以一手推销精神错乱的人生理念，一手却牢牢掌握当代高度发展的科学文明。两者并行，不费吹灰之力。这种两极矛盾的水乳交融，到了20世纪后期，从基本教义派宗教狂热分子以电视电脑为工具大肆发挥其募款能力的现象，今人可以再见一斑。
因此，极端的国家主义，兼有保守圈子的价值观点，以及从群众出发的民主政治，再加上本身自创的一套野蛮无理的新型意识。但是，对此我们尚须做进一步的阐释。极右派兴起的非传统主义运动潮流，早于19世纪末期，即在欧洲数国出现。当时，自由主义之风日甚一日（亦即社会在资本主义之下加速改变面貌的现象），而社会主义的思想也四处传播，工人阶级的运动，声势日益浩大。一股民族大迁徙的移民潮，也将一波又一波的外来民族，带往世界各处。自由主义、社会运动、移民浪潮，种种挑战之下，极右派的反动心理应势而生。这些离乡背井的男女老少，不但漂洋过海，远去异邦，就是在一国之内，人口更大量地由乡间迁往都市，从东区移向西区——换句话说，人人离开家园，去到陌生之地。反过来看，陌生外乡人拥向的去处，正是其他民族的家园。每100名波兰人中，就有15名永远去国远适；另外尚有每年以50万计的季节性波兰外出劳工移民——这些移民当中，多数都加入移入国的劳工阶层。19世纪末期，正如同20世纪末期的前鉴，各国民众兴起一股仇外情绪。仇外心绪表达于外，最普遍的现象就是种族主义——即保护本地民族的纯正，免受外来劣等民族的污染或淹没。连向来笃信自由思想的德国社会学大家韦伯（Max
Weber），都深惧波兰移民过盛，有段时期竟也认为，“泛日耳曼民族联盟”（Pangerman
League）有其必要。而在大西洋的另一边，美国境内反移民运动的气氛同样狂热。乃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及战后，反移民心理之盛，竟使自由女神之邦关上大门，拒绝向往自由的子民进入。而当初女神巨像之耸立，本是为了欢迎这些子民来到她的怀抱啊。种种事例，可见种族主义心理深重之一斑。
各种右派潮流运动的根源是一股社会小人物的愤怒之情。小人物身处社会之中，一边是大公司大企业的巨石迎面击来，一边是日益升高的劳工运动硬壁挡住去路，两面夹攻之下，小人物一切美梦都告粉碎。即使未曾破灭，那变化中的世情，不是夺走他们原来在社会中占有、同时也深信本身该有的可敬地位；便是剥夺了他们觉得在这样一个动态变化的社会中自己有能力、有权利取得的身份地位。这种不满的情绪，在反犹太主义（anti－semitism）的现象中表达得最为典型。在19世纪最后25个年头里，以仇恨犹太民族为宗旨的政治运动，开始在某些国家出现。而当时犹太人遍布各地，正好成为这不公平世界中一切可恨事物之所寄。更何况犹太人一心尊奉启蒙思想，又因为在法国大革命里插了一脚获得解放。但是也正因为他们对这些新时代思想运动的参与，犹太民族成为众矢之的的目标变得更为显著。犹太人是万恶资本家、有钱人的象征，也是革命煽动者的象征，更代表着这一代“无根的知识分子”，以及新媒体阶级造成的邪恶腐蚀力量。犹太人重视知识，更使得他们在一些需要教育背景的职业竞争中，取得高比例的优势——而在他人眼中，这种竞争，除了不公平，当然还是只有不公平啰。种种象征之外，犹太民族又代表着外族外民与外人。至于基督教那一向坚信的旧思想：犹太人是杀害耶稣的元凶首恶，犹太民族之罪，自然更不在话下。
西方人痛恨犹太人的情绪，的确相当普及深入。而犹太人在19世纪社会的地位也相当暧昧不明。当时罢工的工人，甚至与种族主义意识无关的劳工运动，往往动不动就攻击犹太人开设的店面。工人也经常假定，自己的雇主是犹太老板（在中欧及东欧的大部地区，这一点倒相当正确）。然而，我们却不可因此将这些工人视为德国国社党的原型。他们最多只像爱德华时代英国的自由派知识分子一般[如布卢姆斯伯里团体（Bloomsbury
Group）]，由于天生认为排犹为理所当然，因此在政治上成为激进右派反犹路线的同路人。在中东欧地区，犹太人是农村居民与其生活所需之外界经济活动的中间人，所以当地小农反犹情绪的历史比较久远，程度上也更具爆炸性。新时代新世界的大震动，对斯拉夫、马札儿、罗马尼亚的乡农来说，是如此地不可理解，而生活却有莫大的变化。这一切，更都只有怪罪到犹太人的头上了。而传说中犹太人杀害基督教幼童以为献祭牲礼的传统迷信，这一群肤色黝黑的无知乡民依然深信不疑。因此，社会大变动的时刻一到，对犹太人的屠杀迫害（Pogrom）自然不可避免。1881年，社会革命者暗杀沙皇亚历山大二世之后，俄国的反动分子，就曾鼓动民众向犹太人报复。在这种历史风气心理背景之下，一条直路大道，便从原本的反犹情绪，笔直通往二战期间的灭犹行动了。而传统的反犹主义，也为东欧的法西斯运动提供了群众基础——尤以罗马尼亚的“铁卫队”，与匈牙利的“箭十字”为著。至少在前哈布斯堡和罗曼诺夫的王朝境内，传统反犹运动和法西斯的反犹现象有很多联系。相较之下，在号称日耳曼第三帝国（German
Reich）的德国境内，农村及地方上的反犹情绪，虽然也根深蒂固，并目极为强烈，但其暴力倾向却很低，我们甚至可以说，他们比较默认犹太人的存在。1938年间，德军铁蹄进占奥地利首都维也纳，当地犹太人逃往柏林，却惊异地发现此地的街头不见同样的反犹情绪。柏林街头的反犹暴力，来自上级的命令，1938年11月对犹太人的攻击就是一例（Kershaw，1983）。然而，上一世纪话虽如此，中东欧民间对犹太人的间歇屠杀，虽也极其野蛮残忍，但若和一个世纪之后，大规模系统化的灭犹行动相比，却不免小巫见大巫了。1881年死在俄皇亚历山大事件中的犹太人数甚少，1903年死于基什尼奥夫（Kishinev，今独联体成员国摩尔多瓦共和国首都）屠杀者，则约为四五十名左右。可是数目虽低，却引起举世——当然的——公愤，因为当时，在本世纪野蛮行为尚未来临之前，小小的牺牲，便足以令那些以为文明应当不断进步的世人侧目。甚至到了1905年时，随着俄国农奴的起义，虽有更多犹太人不幸遭到屠杀，但是根据以后更大的比较标准而言，当时的死伤人数也相当轻微——全部只死去800名左右。相形之下，到了1941年德军向俄境挺进之际，3天之内，立陶宛人就在维尔纽斯（Vilnius，今立陶宛国都）杀害了3800名犹太人。数字虽高，却还是大规模有计划集体屠杀犹太人开始之前的死亡人数。
激进右派的新兴运动，一开始虽然以传统的褊狭心态为追求，最终却在根本上改变了旧传统的结构。对于欧洲社会的下中阶层魅力特别大。上世纪90年代时尚成风的国家主义派知识分子，更以此为其中心理论。而“国家主义”（Nationalism）一词本身，就是在那十年当中，由反动阵营一群新发言人新创出来的名词。于是中产阶级，以及下中阶级的好战之士，一举而向右。这种向右大转变的现象，多发生于民主及自由主义思想不甚昌盛的国家，或自身不与民主自由认同的阶级。换言之，主要都是一些尚未经历类似法国式大革命重大转变的国家与地区。事实上，在西方自由主义的核心阵营里面——如英法美三国——革命的传统弥漫一切，足以抵挡任何大规模的法西斯运动。美式的民粹主义，固有种族主义的心态，而法国的共和人士，也许沙文自大无比，却万不可将之与法西斯混为一谈：这两者都属于左派，并不是法西斯主义的原型。
然而这并不表示，一旦法国革命精神标榜的“自由平等博爱”的老调不再重弹，革命老将就不再追随新起的政治口号了。在奥地利阿尔卑斯山区，挥舞着反万字纳粹记号的活动者，多来自地方上有专业的人士——包括兽医、土地测量员等等——而他们原都是当地自由派的一员，属于受过教育，从乡下教区环境之下解放出来的新一代。同样地，日后到了20世纪，正统的无产阶级劳工社会运动解体，许多体力劳动者从此无所忌讳，性情中本能的沙文思想与种族偏见，便开始宣泄无遗。在过去，他们虽然也不免接触这些偏见心理，但为了效忠劳工运动起见，他们不好意思跟自己支持的党派唱反调。党的立场既是热情反对顽固的沙文及种族思想，自己当然不便公开表露真实的感觉。20世纪60年代以降，西方世界排外仇外以及种族歧视的思想，主要存在于体力劳动阶层之中。但是回到法西斯主义初生孕育的时期，这类想法却仅局限于四体不勤的劳心者。
某些历史学者，迫不及待地想要为纳粹支持者翻案，凡是1930－1980年间对这方面所作的“任何”研究，都想将其中原有的共识予以推翻（Childers，1983；Childers，1991，pp．8，14－15）。然而，法西斯思想兴起并发展的年代里，以中产及中下阶层为其主要支持者的现象，却是连这一批学者也无法否认的事实。鉴于对法西斯党阶层成分的研究甚多，就以其中一个对两次大战期间奥地利议会成员阶级的分析为例：1932年，当选维也纳区议员的国社党员之中，18％是自由职业者，56％为白领阶级、写字间职员及政府公务人员，16％属于蓝领阶级。同年入选维也纳以外5个奥国议会的纳粹党人中，16％为自由职业者和农民，51％从事写字间职员等职，另10％为蓝领工人（Larsen
et al，1978，pp．766－767）。
这些数字，并不表示法西斯运动得不到劳工阶层广泛支持。姑且不论罗马尼亚铁卫队的干部成分如何，支持这个组织的绝大部分民众，毕竟还是来自贫农大众。至于匈牙利箭十字团体的选民，则多属工人阶级（**在该国不合法，而社会民主党则因受到霍尔蒂政权的包容而在选票上付出代价，成员始终不多）。在奥地利，自1934年社会民主党受到重挫之后，大量的工人选票流失到纳粹党去，此种趋势，在乡间尤其明显。更有甚者，一旦法西斯政权身份确定，建立了合法的群众地位之后，如德意两国的法西斯党，许多原本支持社会主义或**的工人，也都纷纷转向与新政权认同，人数之多，实在不是坚持左派传统的人愿意看见的。不过尽管如此，法西斯路线毕竟跟农业社会的根本传统相违（除非像在克罗地亚地区，受到罗马天主教会之类组织的帮助而强化）。而一般与有组织的工人力量认同的党派，在意识形态上，也往往和法西斯思想势不两立。因此，支持法西斯的核心民众，自然要以社会上的中产阶级为主。
然而，法西斯的原始要求，到底能引起中产阶级民众多少共鸣，这却是个没有标准答案的问题。它对年轻一代中产阶级的吸引力之强，自是不在话下，尤其是欧洲大陆的大学生在两战之间的年代，众所周知，一向都强烈倾向极右派。1921年（即早先“进军罗马”事件发生之前），意大利法西斯党成员的13％为学生。至于德国，早在1930年时，就已经有5％-
10％的学生加入党派，但那些在日后成为纳粹党员的德国人，在这个时候，多数对希特勒还没有多大兴趣呢（Kater，1985，p.467；Noelle／Neumann，1967，p．196）。我们也可以看出，法西斯党员之中，中产阶级的前军官比例甚高。这些人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那场前所未有的旷古大战，战事虽然惨烈，却是他们人生事业的高峰。与战时璀璨的成就相较，后来的平民生活实在太平淡，太令人失望了。当然，有这类心态之人毕竟只是中产阶级中的一部分，属于对行动派醉心的人。而对多数人而言，最大的威胁是中产阶级职业、地位的破灭——不管这是真实的地位，还是传统心态自以为该有的地位。总之，随着维系旧有社会秩序架构的变形崩裂，极右派的要求，在他们耳中变得更为动听。德国币值在通货膨胀之下，已经变得一文不值，继之又是全世界的经济大萧条。双重打击实在太重，连中产阶级的中高层公务人员的政治立场也走上极端。这些中高级的政府官员的职位，通常都被视为铁饭碗，若非情势极端险恶，谁不乐得在那些缅怀下台皇帝威廉的老派保守爱国政权之下逍遥自在呢？要不是国家已经在他们眼前、在他们脚下四分五裂了，谁又愿意为兴登堡元师（FieldMarshal
Hindenburg）领导的共和国卖命呢？两次大战之间，多数与政治没有关系的德国百姓，都相当怀念德皇威廉统治的帝国时代。甚至到了60年代，虽然多数西德居民都以为，德国史上最好的日子就是现在（想当然尔），但是60岁以上的老人中，却有42％觉得1914年以前的年代比现在更好。相形之下，只有32％深受今日经济奇迹（Wirtschaftswunder）打动（Noelle／Neumann，1967，p．1967）。1930－1932年间，一批又一批右派及中间路线的资产阶级选民，纷纷倒向纳粹，但是，这些人并不是法西斯的真正建筑师。
鉴于两战之间时期政治斗争路线划分的方式，保守派的中产阶级自然有可能成为法西斯的支持者，甚至成为后者的同路人。一般而言，对自由主义社会及其价值观的最大威胁主要来自右派。但就既有社会秩序来说，其威胁却在左派。夹在中间的中产阶级百姓，只好依自己心中最恐惧之事选择依从。传统派的保守人士，通常比较同意法西斯宣传家的论调，随时可以与之携手，对付共同的头号敌人。20年代，意大利法西斯阵营在报界极得好评；甚至到了1930年，也有着相当不错的舆论评价。唯一不给他们好脸色的，只有自由派的左翼文人。英国著名的保守人士，擅长恐怖小说的约翰·布肯（John
Buchan）曾这样写道：“多亏了法西斯主义的大胆实验，否则过去这十年来，政坛人士恐将交白卷，毫无建树可言。”（这倒是真的：通常擅写恐怖小说之人，少有为左派思想所动者。）（Graves／Hodge，1941，P.248）希特勒之所以夺权成功，还得感谢传统右派阵营的一臂之力，可是一旦上台，他却过河拆桥，把他们全部给吞灭了。至于西班牙的佛朗哥将军，也将当时尚默默无闻的小党派，长枪党（Falange，西班牙法西斯党派），招纳到门下，因为他领导的阵营，是以右派全体大联合为名，共同对抗1789年及1917年两场革命的幽灵——虽然这两场革命之间有何不同将军并不清楚。佛朗哥运气好，二战期间没有正式站到希特勒的一边，可是他却派了一支志愿部队，“蓝色分队”（Blue
Division），前往俄国战区与德军并肩作战，对付那一群主张无神论的**人。而法国的贝当元帅（Petain），当然更不是法西斯或纳粹一路的人。这也就是为什么到了二战结束，在法国被德占领地区当中，世人很难分辨，到底哪些法国人是真正的法西斯及德国走狗，哪些又只是拥护贝当元帅领导下的维希政府的小配角。两者之间，实难划出一条清楚的界线。某些法国人的父祖，曾在德雷福斯事件中（Dreyfus，译注：1894年，法国陆军上尉德雷福斯，因受反犹阴谋陷害而被判叛国罪。事件爆发，法国各界均卷入这场风暴，各政治党派也分成两个阵营，互相攻讦。法国文学家左拉因支持德氏，而被迫出国）加入反德雷福斯的一边，不但深恨犹太人，对这个狗屎共和国更无好感——维希政府里一些老人，自己当年甚至就干过这桩事——于是在上一辈或本身这类情绪的影响下，糊里糊涂，便染上了倾心‘希特勒欧洲”狂热分子的色彩。简单地说，所谓两战之间右派分子“自然”的大联盟成员范围极广，从主张老式反动思想的传统保守派，一直到法西斯病态心理的边缘偏激分子，可谓五花八门、无所不有。但是保守主义及反革命者，力量说起来强大，通常却很少行动。因此法西斯主义的出世，不啻为他们带来一股蓬勃的动力，更重要的是，让他们看见保守力量战胜混乱时局的实例。（亲法西斯意大利的那群人，与人辩论时不是总喜欢拿这件事做例子吗：“在墨索里尼领导之下，连火车也准时了。”）正如1933年之后，活跃的**为群龙无首茫然无向的左派提供了一股极大的吸引力一般；一时之间，法西斯的成功，宛如为右派指出了未来的光明大道。在国社党夺得德国政权之后尤其如此。更有甚者，就在这个节骨眼上，法西斯竟然也叩开了——想想看在全球所有这些国家之中——保守派英国政治的大门，时间虽然短暂，却足以证明这股“实证效果”的强大。英国政坛最显赫的人物之一，莫斯利爵士（Oswald
Mosley）皈依法西斯的门下；报界巨子之一的罗瑟米尔爵士（LordRothermere），也为法西斯大吹法螺。前者领导的运动，不久即为该国可敬的政坛人士所唾弃；后者的《每日邮报》（DailyMail），也旋即停止了对英国法西斯联盟（British
Union ofFacists，莫斯利所创）的支持。但是法西斯的思想，居然能够赢得两人的欢心，不可不谓意味深长。毕竟当时的大英帝国，仍被世人视作政治社会稳定的模范。对于这个荣誉，它也当之无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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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激进右派的呼声之所以甚嚣尘上，总的来看，毫无疑问，是对社会革命以及工人阶级势力的危险性——事实上，也是真实性——的反动。就个别而言，右派针对的目标，自然是俄国的十月革命和列宁领导的**。若没有以上这个新势力新现象的出现，世间也就不会有法西斯的存在了。虽说自19世纪末期以来，那些替极端右派思想煽风点火的宣传家，就已经在欧洲多国政坛上野心勃勃地大声疾呼，但是直到1914年以前，他们的行动一律都在相当的控制之下。就这个观点而言，一些专为法西斯辩护说项者的看法也许没有错：都是因为先有了列宁，而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