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一讲所说的都是英国浪漫主义思潮中的自然诗与18世纪流传下来的唯物主义科学哲学的比较。我曾经指出两种思潮之间完全不相合的地方。同时又曾进一步概述客观主义哲学，也就是将诗歌中所表现的，以及日常生活的前提中实际体现的人类直觉跟科学之间联系起来的客观主义哲学。

    随着19世纪的逝去，浪漫主义思潮也就渐次衰颓了。但它并没有消灭，而只是失去了思潮的清晰轮廓，流散在许多港湾之中，与人类其他的事物结合起来罢了。

    这个世纪的信念有三个来源：第一是表现在宗教复兴、艺术以及政治思潮上的浪漫主义思潮；第二是为思想开辟道路的科学跃进；第三是彻底改变人类生活条件的科学技术。

    这三个信念的泉源，源头都在上一时代。法国大革命本身就是浪漫主义受到卢梭熏染后的第一个产儿。詹姆士·瓦特在1769年取得了蒸气机的专利权。整个这一世纪，科学的进步都是法国和法国影响的光荣。

    在这个时期刚开始的时候，各种思潮也同样交相辉映、彼此结合和互相对立。

    直到19世纪，这三种思潮才达到最高峰，并形成了滑铁卢之战以后60年间典型的平稳状态。

    这个世纪不同于以往的特殊和新颖之处，是在工程技术方面。这还不单是采用了几个孤立的大发明。我们不可能不看到这问题所牵涉的东西比这要多。比方说，文字这种发明便比蒸气机伟大；但如果把文字的不断发展过程追溯一番，就会发现它和蒸气机完全不同。这两种发明在前期都存在着一些不重要的和零星的早期形态，现在当然无法细谈了。我们必须把注意力集中在发展的有效时期。原因是两者的时间幅度相差得太远了。蒸气机的发展大约是几百年，而文字的发展则有几千年了。同时，文字普遍流行以后，还没有预计到往后世界上的技术发展。

    那一段变化过程是缓慢的、不知不觉的和事先没有预料到的。

    到19世纪以后，这过程就变成了迅速的、有意识的和预见性的。19世纪上半叶是对待改变的新态度开始树立和巩固的时期。这是一个充满希望的奇特时期；过了六、七十年以后的今天，我们就可以看出一种幻灭的情绪，或者至少是一种焦躁的情绪。

    19世纪最大的发明就是找到了发明的方法。一种新方法进入人类生活中来了。

    如果要理解我们这个时代，有许多变化的细节，如铁路、电报、无线电、纺织机、综合染料等等，都可以不必谈，我们的注意力必须集中在方法的本身。这才是震撼古老文明基础的真正新鲜事物。弗朗西斯·培根的预言已经成了事实。他说：人类以往有时梦想着自己的身分只比天使稍低一点儿，现在却认为自己既是自然的仆人，又是自然的主人。但同一个演员是不是能扮两个角色还有待证实。

    这整个的变化是在新的科学知识基础上产生的。科学被人们认识到的地方多半是它的结果而不是它的原理，因而便显然成为实用观念的储存所。但我们如果要理解这个世纪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那么把它比成一个矿藏便比储存所更恰当些。同时，我们如果认为科学概念的本质就是人们所需要的发明，因而只要拿起来就可以用，那便大错而特错了。在科学概念与发明中间隔着一个绞尽脑汁的构思设计阶段。新方法中有一个因素便是设法把科学概念与最后成果之间的鸿沟填起来。这是有组织有步骤地向一个又一个的困难进攻的过程。

    现代技术首先是在英国由繁荣的中产阶级创造出来的。

    因此，工业革命便是从这里开始的。但德国人显然找着了其他的方法，可以达到科学矿藏中更深矿脉。他们放弃了杂乱无章的治学方法。他们的技术学校和大学中的进步并不依靠偶然出现的天才和碰巧的幸运思想。他们治学的功绩是19世纪举世殷羡的事情。这种知识的训练法不单能应用在技术上面，而且也能应用在纯科学上面，甚至还超出了纯科学的范畴而应用到一般治学问题上去。这代表着由兼业工作者走向专业工作者的转变过程。

    世间经常有许多人把毕生精力都贡献到思想的某几个领域中。尤其是法律家和基督教的神职人员都显然有这种专化人物。但直到19世纪人们才完全有意识地认识到知识在其一切部门中专业化的力量，找到了培养专家的方法，认识了知识对技术进步的重要性，发现了抽象知识和技术进步相连系的方法，并且也看到了技术进步的无限前程。这一切事情，直到19世纪（主要是德国人）才彻底地做到了。

    过去，人们是生活在牛车上，将来，人们会生活在飞机上，速度的变化简直达到质变的程度了。

    实现这样的改变对于知识界并不完全有利。效率的提高固然是无可否认，但其中至少也包含着一个危险。这种新形势对于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影响，我将留待最后一讲再谈。现在只说明这种有秩序地发展的新形势，是这个世纪思想发展的基础。

    在本世纪中，有四个新概念被介绍到理论科学中来。当然，我们大有理由把概念的数目增加到远远超过这四个。但我所要谈的只限于从最广泛的意义上对现代物理科学基础的建设工作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概念。

    其中有两个概念是互相对称的，我打算把它们并作一起来谈。我们所关心的不是其中的细节，而是它对思想的最后影响。

    第一个概念是所有的空间，包括显然存在着真空的地方在内，都充满着物理作用场。这个看法曾在许多不同的形式之下被许多人想到了。记得中世纪有一句格言说：“自然惧怕真空”。同时，十七世纪有一个时期，笛卡儿派的微粒旋涡说似乎已在科学假设中确立。牛顿相信引力是通过某种介质中发生的某种变化所引起的。但整个地说来，18世纪并没有运用这些概念。光线的传播都用牛顿的方式解释，认为是细小的微粒在飞行。这当然就有真空存在的余地了。数理物理家都忙于推演引力理论的结论去了，根本没有功夫追究它的原因。他们纵使思考了这个问题，也摸不到寻找这个原因的门径。当时曾有人作过探讨，但意义不大。

    因此，在19世纪开始时，物理事素充满所有空间的看法，在科学中并不受重视。

    这一看法是在两个泉源中得到复苏的。第一个泉源是托马斯·杨和费涅尔所提的光的波动说获得了成功。这样一来，空间中便需要充满某种东西才能产生波动，因而便提出了以太作为充满空间的精微物质。第二个来源是电磁学说最后在麦克斯韦手中变成了一种形式，要求空间应充满电磁事素。麦克斯韦的完整理论直到19世纪70年代才形成。但有很多伟大人物如安培、奥斯特、法拉第等，都是这个理论的奠基人。

    根据流行的唯物论观点看来，这些电磁事素也必须有一种物质作基础才能产生。因此以太又被搬出来了。接着麦克斯韦又证明光波只不过是他的电磁波中的一种。因此电磁波的理论便把光的理论并吞了。这是一种极大的简化，谁也不怀疑其中的真理。但对于唯物论说来则有一个不幸的结局。因为单就光本身来说，只要一种有弹性的简单以太就满够了；电磁波的以太则必须具有足以产生电磁事素的性质。事实上，在这些假定在事素下存在的质料只不过是徒具空名而已。假使你不是因为抱有某种形而上学理论，而假设有这种以太，你便可以抛弃它。因为它并没有独立的生命力。

    因此，上一世纪的70年代，有几门主要的物理科学便是建筑在事先假定连续观念的基础上。但从另一方面说来，原子观也被道尔顿提出来，完成了拉瓦锡在化学基础上的工作。

    这是第二大概念。一般说来，物质被认为是由原子组成的，而电磁效应则被认为是产生在一个连续的场中。

    这两种概念之间并不存在矛盾。首先，它们虽是对称的，但除开特殊的具体情况外在逻辑上并不矛盾。第二，它们应用到的科学领域也各不相同，一个是应用在化学中，另一个是应用在电磁现象中。当时这两种概念合而为一的迹象极少。

    物质的原子观具有悠久的历史。说到这一问题，我们马上就联想到德谟克利特和卢克莱茨。如果说这些概念是新的，那也仅是一种相对的说法，这里所指的只是18世纪这概念被确定下来，形成科学的巩固基础这一阶段。在讨论思想史时，必须把决定时代特征的真正思潮和偶然被提到的不起作用的思想浪花区别开来。18世纪，每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人都念过卢克莱茨的书，而且也具有原子的概念。但唯有约翰·道尔顿能使这一概念在科学思潮中起作用，这种作用巨大的原子观才是一种新的概念。

    原子观的影响所及还不止是化学。细胞之于生物学家正好像电子、质子之于物理学家一样。除开细胞和细胞群以外就没有生物现象。细胞的理论被介绍到生物学中来和道尔顿提出原子理论同时而且彼此并无连系。两个理论彼此独立地体现了同一个“原子观”的概念。生物细胞的理论是渐次形成的，只要举出一些年代和人名就可以说明生物科学成为有效的思想体系仅是近百年来的事情：1801年比沙创立组织学理论。1835年约翰·穆勒描述了“细胞”并说明了有关细胞的性质与关系的各种事实。施莱登在1838年和施旺在1839年最后确定了细胞的基本性质。因此，大约到1840年，生物学和化学全都建立在原子观的基础上了。但原子观的最后胜利还有待这一世纪末电子说的出现。还有一件事也说明思想背景的重要性；道尔顿完成他的工作后将近半个世纪左右，另一个化学家路易·巴士德借用了同一原子观的概念进一步应用到生物学的领域中去。细胞说和巴士德的工作在某些方面比道尔顿的学说更富于革命性。因为它们把机体的概念介绍到微生物的领域中去了。当时曾有过一种把原子当作只能具有外在关系的最后实有的倾向。这种看法被门德列也夫的原子周期律的影响否定了。但巴士德显示了机体概念在极小领域中的决定性意义。

    天文学家给我们说明宇宙有多大，而化学家与生物学家则给我们说明宇宙有多小。

    现代科学实践中有一个著名的长度标准，这标准是很小的。如果要取得这个长度就必须把一个公分分成一亿等分，然后取其中的一分。巴士德的生物机体比这个长度大多了。但在原子方面，我们现在知道这个长度对某些机体说来还是大得很不相称。

    除开上述的一对概念外，这个时期的另一对新概念都和转化或转变有关；一个是能量守恒原理，另一个是演化原理。

    能量守恒原理说明某一个量在变化之下的守恒观念。而演化原理所讲的则是由变化而产生新机体的现象。关于能量的原理属于物理学领域。关于演化的理论则主要属于生物学领域，但康德和拉普拉斯在讨论太阳和行星的形成时也曾提到过这种概念。

    以上四个概念综合起来产生的效果，对科学的进步形成了一种新动力，使这个世纪的中期变成了科学成就的极盛时期。眼光清晰的人（他们显然错误了）这时便宣称，物理世界的秘密终于被揭穿了。如果你把不合实际的事物都扔到一边，那么你的解释能力就是无限的。另一方面，愚不可及的人则纠缠到最无法辩护的论点中去了。拥护新方法的科学家打垮了不顾决定**实的旁征博引的武断主义。

    因此，这时除了技术革命所带来的惊人事实外，又加上了科学理论所显示的惊人景象。社会生活的精神与物质基础都在变化中。到了这个世纪的最后25年的时候，浪漫主义、技术和科学等三个灵感的泉源都起了作用。

    接着，几乎是突然出现了一个停滞时期。在最后20年中，这个世纪以第一次十字军东征以来思想舞台上最消沉的场面告终。这是18世纪的回光返照，但却缺少伏尔泰和法国贵族纵情萧洒的风度。

    这个时期是讲求效率、迟钝而萎靡的时期。

    它只祝贺着专家的成功。

    但我们如果回顾一下这一个停滞时期，就会发现其中也有改变的迹象。首先，现代系统研究的条件就不容许有绝对停滞的现象存在。在每一门科学里都有非常踏实的进步，而且还是非常迅速的进步。但这种进步总是只限于各门科学中已被接受的概念范围内。这是一个正统科学胜利的时期，它没有在约定俗成的东西以外受到其他思想的打搅。

    从另一方面说来，现在我们可以看出，科学唯物论作为一个思想体系运用到科学中，已经不够完备了。能量守恒原理提供了一种新型的量的恒定。能量诚然可以看成是附属于物质上的东西。但无论如何质量的概念已经渐次地失去了它的突出地位，不再是唯一终极恒定的量了。往后我们可以发现质量与能量的关系颠倒了。物质变成了一定量的能相对于其本身的某种动态效应而言的名称。这一系列思想引导出一个概念，认为能是基本的，代替了物质的地位。但能仅是事象结构的量态名称。换句话说，它必须依靠机体发生功用这一概念。问题是如果不涉及简单位置中的物质这一概念是不是可以把机体描述出来呢？往后我还将仔细地论述这一点。

    在电磁场方面也同样把物质推到后面去了。现代理论假定这种场中发生的某些事象根本不直接依靠物质。一般都假设一种以太作为基础。但以太并没有真正进入理论中来。因此，物质的概念又一次地失去了它的基础。同时，原子自身也转化成了一个机体，而演化理论也只是分析各种生物机体的形成与生存条件。诚然，这一晚期有一个极重要的事实，就是生物学的进展。这些科学基本上都是关于机体的科学。在当时和现在，较完整的科学这一荣誉是属于物理学的。因此，生物学便仿效物理学的方式。正统的观点有一种看法认为生物学只是条件较为复杂的物理机械论而已。

    这论点有一个困难，就是目前对物理科学的基础概念出现了混淆看法。与此对立的活力论也具有同样的困难。因为在活力论中机械论（以唯物论为基础的机械论）的事实被接受了，另外又加上了一种活力控制来解释生物体的活动。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各种似乎能应用到原子活动情况上去的物理理论，在目前的形式下彼此是不相符的。生物学援引机械论，从根源上说就是援引在表达一切自然现象的基础上能得到确证的和自相符合的物理学概念。但目前还没有这类的概念体系。

    科学正形成了一种既非纯物理学，又非纯生物学的新面貌。它变成了对机体的研究。生物学是对较大机体的研究，而物理学则是对较小机体的研究。在这科学的两部门中还具有另一种区别，即生物学的机体包括着较小的物理学机体作为其组成部分。但目前还没有证据说明物理机体能分析成更原始的组成机体。这也许是能办得到的。但我们总会碰到一个问题，即是不是有一种不能进一步分析的原始机体呢。我们很难相信自然界可以无限制地分析下去。因此，一个科学理论如果抛弃唯物论就必须解答这些原始实有的性质是什么。

    在这种基础上答案只能有一个。我必须从事件出发，把事件当成自然事素的终极单位。事件与一切的存在都有关，尤其与其他事件有关。事件的混合是通过色、声、臭、几何性质等永恒客观的位态实现的。这些永恒客观是自然所要求的，但却不是从自然中产生。它们在某一事件之中形成组成成分时，将以限制另一事件的外观或位态出现。位态之间存在着相关性，而且也有位态的模式。每一个事件都符合于两种模式：第一种是该事件将其他事件的位态摄入其自身统一体的模式，另一种是其他事件将该事件的位态分别摄入本身统一体中去的模式。因此，一个非唯物主义的自然哲学将把原始机体看成被摄入某一实在事件统一体的特殊模式的发生态。这种模式也包括该事件被摄入其他事件，因而使其他事件受到改变或局部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