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漫主义潮流不仅在实证主义统治时期仍然过多存在，不仅如我们所已说过的，甚至慢慢地形成了它的自然主义的对立，而且以其真正的形式继续存在着。此外，我们虽然没有谈到迂腐的模仿者和保守派——他们在思想史上的意义是很小的，也就是说，他们的意义只限于他们不得不为自己思想的狭小领域以内——但我们已记下了朗克的折衷主义中所保存的浪漫主义，朗克是信从洪保德（也是一位“外交家”）的学说的。

    在从洪保德到洛特塞、从哈特曼到冯特以及其他各国相当于他们的哲学家中，唯心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动机继续照耀哲学家的才智与心灵。在正当地被称为编史工作中，也有同样的情形，并且不能不出现同样的情形，因为，如果严格地相信不可知论和实证主义的公式，思想的全部光辉就将消灭在盲目的机械论中，即，消灭在一无所有中，因而任何历史表述都将成为不可能的。因此，政治史、社会史、哲学史、文学史和艺术史即使不如浪漫主义时期的那样重要，也继续有收获（环境对自然科学和数学比对历史远为有利） 但仍是值得注目的。这种情形在一本篇幅巨大的史学著作中说明过了（我指的是在这方面已经几次提到过的弗埃特的著作）。在那本书中可以找到对朗克所完成的伟大工作所表示的适当敬意，由于我的说明进行得很快，因而我只阐述了它的消极面，例如我对《历代教皇史》一书就只提到了其中的矛盾，其实它仍是一本杰作。浪漫主义精神最盛行的时候使人信服的性质在泰恩的典型例子中得到了显露，泰恩在他的著作的命题和指导性原则方面是毫无掩饰的自然主义者，但在特殊的事例上，例如他在描写法国的诗人或荷兰和意大利的画家的特性时，却是毫无拘束的浪漫主义者。结果，他在他的《现代法兰西之起源》一书中表现了过分的反雅各宾的浪漫主义，犹之左拉和其他真实主义者①一样，他们口头上是浪漫主义的敌人，他们的小说却全是抒情的，这一学派的领袖以抽象抒情诗体的四福音书结束他的著作。对泰恩的说法也可以对巴克尔和其他自然主义者及实证主义者说，他们被迫违反自己的意志，变成了历史的，也可以对那些变成了历史唯物主义信徒的实证主义者说，他们发现在自己家里建立了辩证法，可是不能解释它是什么，是从哪里来的。并不是所有的史学理论家都像博尔多和其他一两个人那样坚决地和疯狂地信从自然主义；事实上，这种人很少，而且是些声誉较次的人。在他们大多数人中盛行的是折衷主义，这是一种必要和自由、群众和个人、原因和目的、自然和精神的联合：甚至历史哲学纵使不以其他形式被承认，那末也作为一种需要或在情况需要的时候予以讨论一个问题而被承认了（纵使那是决不会的）。折衷主义的种类也是最多的，从低水平到高标准都有，低水平的是人为地把概念加以浅薄的排比，高标准是经过了内心加工的，随时显得必将从中产生一种新福音，不再折衷似的。

    ① 1875年左右意大利人韦尔加Verga所创，即左拉的自然主义。——译者

    自从近代意识脱离了实证主义并宣布实证主义破产之后，最后这种形式的折衷主义及企图或多或少地完全复活浪漫主义唯心主义的公开尝试就更经常出现了；史学的浪漫主义方法也是一样。但是，这一切的重要性在于它是思想上真正前进的征候。新的近代直觉哲学和价值哲学应该被看成是征候，而不代表思想上的进步（我指的是一般的，不是常常形成一种真正贡献的特殊思想和理论上的）。不过，直觉哲学在正确地批判了作一种经济结构的科学，认为它对真知识没有用处之后，旋即把自己封闭在直接的意识中，那是一种神秘主义，在那里，历史辩证法被淹没了，被窒息了；价值哲学把价值的概念当作精神的卫士，用来反对科学的概念，像“一种哲学上的防备狗咬” 一样（我们的富于想像的塔里会这样说过），因而为一种二元论开了方便之门，这种二元论妨碍了历史与作为历史的思想的统一。因此，当我们举目四顾时，我们没有发现这样一种新哲学：它既能奠定基础，同时又能解决富于想像的浪漫主义和唯物主义的实证主义之间的对立，从而为新的史学提供辩解。

    显而易见，我们甚至不能把这样一种哲学当作一种要求来讨论，因为对一种特殊哲学的要求本身就是对那种特殊哲学的思索，因而那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