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哲学在三点上违背了历史意识，对这三点，历史意识是具有一切理由谨守勿失的，这三点是，历史事件的完整性、叙述与文献的统一性和发展的内在性。人们反对“历史哲学”和一般地反对浪漫主义的史学恰恰就在这三点上，而且反对经常很激烈。归根到底，这种反对是有其共同动机的，这可以从出面反对的人经常互相同情友好而清楚地看出来，虽则他们在细节方面常有纷争。但为了清晰起见，最好是就这种反对的三重性来考虑它，并把它看作历史家的反对、语文学家的反对和哲学家的反对。

    我们所说的历史家是指那样一些人，他们专爱研究特殊事实，不爱研究理论，对历史性的著作比对思辨性的著作更为熟悉，用得更多，他们的说法是，历史应当是历史而不是哲学。他们并不敢否定哲学，因为相反地，他们自称尊重哲学，甚至尊重宗教和神学，并且不耻下问地偶然到那些水域去作一次迅速而谨慎的巡游；但是，一般地说，他们只愿在历史真理的风平水静的港湾中驶行，避免驶进哲学的波澜汹涌的海洋：哲学是被划进他们的著作的视界以内的。他们甚至也不反对“普遍史”的宏大结构存在的权利，至少在原则上不反对，但是推崇和偏爱那些可以从细节方面充分地加以研究的民族史或其他专题史，并以国家史和民族史的汇集去代替普遍史。由于浪漫主义已把它的各种实际倾向（历史哲学那时已把这些倾向变成了教条）引进那些普遍史和民族史本身，所以历史家就在他们的纲领中自行克制，避免民族的和党派的倾向性，虽则他们保留了让他们的爱国的和政治的愿望能被感到的权利，但他们说，对事实的叙述并不因此而有所改变，事实被认为是不受他们的意见的影响而独立地进行的，或者说，它们是在其自然发展的进程中自然而然地合乎他们的愿望的。由于**和哲学判断在浪漫主义中弄混了，彼此发生了污染，因而克制也就扩大到了关于所述事实的质的判断方面；人们认为历史家的领域是事实的实在性而不是它的价值，如果要对问题作出较为深刻的考虑，人们就诉诸理论家和哲学家对于问题所已作过的考虑。历史不应当是德国的或法国的，不应当是公教的或新教的，但是它也不应当妄想用一种较为广阔的概念来解决这些对立物或类似的对立物，像历史哲学家所已试过的一样，而只应当用一种明智的怀疑论或不可知论把它们全部加以中和，并用一种主席作总结的口吻的形式来冲淡它们，仔细倾听对立双方的意见，对各方都有礼貌。这当中有外交手腕，难怪许多外交家或学习外交的人会在这种形式的历史中进行合作，难怪这一学派中最伟大的历史家利奥波德·朗克特别喜欢外交方面的资料，在他身上是可以找到我们所已描绘过的一切特征的。事实上，他老是攻击哲学，尤其攻击黑格尔哲学，大大地有助于历史家们对哲学的不信任，但他的攻击是有礼貌的，小心地避免使用任何听来太粗鲁或太强烈的词句，而表示坚信上帝的插手已在历史当中自行表现出来，那只手是我们自己的手所不能握住的，但它触及了我们的面孔，把它的行动通知了我们。他用专题论文的形式完成了他的长期的和极有收获的工作，而不采用普遍的结构。当他晚年编写一本世界史时，他小心地把它和宇宙分开，宣称，如果他放弃了民族史的稳固基础而在那些“彼此影响、逐一出现并构成一个活的整体”的民族的普遍性之外去另找他种普遍性的话，那就是“迷失在幻想和自明前提论证中”。在他的第一本书中，他用精致的反语抗辩说，他没有能力担起交给历史的那份重任，去判断过去或就未来教训现在，他觉得他只能表明“事情真正是怎样发生的”；这就是他的整部著作的目标，他坚守这一目标，从而获得了别人所得不到的声誉，甚至达到了替反宗教改革时期的教皇们编写历史的程度，虽则他是一个路德派，并且终身是一个路德派。这本历史在一切信仰公教的国家都受到欢迎。他的最大成就是以不得罪法国人的方式去写法国史。他是一位最富文采的作家，他能在礁石之间行驶甚至不暴露自己的宗教信念或哲学信念，从不自己负责去作任何确定的解决，在任何情况下他都不对他所依靠的概念例如“历史观念”，教会与国家之间的永远斗争，以及国家观等逼得太紧。从朗克自己国内的许多历史家看来，他是他们的理想和教师，从某些国外的历史家看来，他也是这样的。但是，即使没有他的直接影响，他所代表的历史型式也到处在萌芽， 有些地方稍早一些，有些地方稍晚一些，这要看各国的形势和巨大的政治激情和哲学热情的冷却程度而定。例如，在法国，这种情形发生得就比意大利早，在意大利，史学在1848年以后还感到唯心主义哲学和民族运动的力量，甚至直到1860年仍是如此。但是，这种我在最初开玩笑地呼之为“外交式” 而实则几乎是应当严肃地看待这一称呼、把它命名为“外交”型式的历史，在那些性情温和的人中至今仍然是成功的，他们爱慕文化，但不愿意沾染党派的激情，也不愿意为了哲学思辨而伤脑筋：不过，我们可以想像得到，它不是经常用一位利奥波德·朗克的智力、平稳和手腕去加以研究的。

    外交式的历史家没有完全不许思想进入历史的野心（因为他们没有这样一种野心所必需的天真），反之，语文学者却有这种野心，他们是一群最天真的人。他们格外显得天真，因为他们对于自己的评价以前虽是极其谦逊的， 但后来已经显著地提高了，原因是，对编年史和文献的研究已经达到了高度完善的境地，最近又有了批判法或历史法的创立（事实上它不是从一无所有中创造出来的），这种方法被用来精细地和严密地考查资料的来源和提炼这些资料，被用来从内部去对原文进行批判。在德国这样的国家，语文学家的这种骄傲心是盛行的，方法也发展到了顶点，在那里，傲慢的书生气比别处更为盛行，在那里，作为那件最可赞叹的事情即科学的严肃性的结果，“科学精神”大大地偶像化了。在一切有关环境和真正正当的科学工具方面也都野心勃勃地采用了这个词，例如对叙述和文献的收集及批判方面就是这样的。至于法国和意大利的归派学者，他们在“方法”方面所取得的进步并不逊于十九世纪德国所取得的，但是他们没有梦想到他们这样做是在产生“科学”，更没有梦想到要嫉视哲学和神学，或者以为他们可以把它们逐出阵地， 用文献法去取而代之。但是，在德国，每一个平庸渺小的原件抄录者、每一个不同文本的搜集者或每一个考查原件之间的关系的人和文本的真伪甄别者都自高身价，侧身科学家和批评家之列，不仅自视为谢林、黑格尔、赫德或施勒格尔等人的平辈，而且还看不起和蔑视他们，把他们叫作“反方法的”。

    这种伪科学的傲慢心从德国传遍了欧洲其他各国，现在达到了美国，虽则它在其他国家比在德国更加常常遇到不客气的人，笑话它。那时，我所名之为“语文学的”或“博学的”历史的史学方式就第一次出现了。也就是说，那些通常叫作古史、年代记、文库、文集的多少有点见识的资料汇编就把自己伪装为历史，只有它们才是高贵的和科学的。这些历史家把他们的信念安放在一份叙述当中，其中每一个字都有一件原本作依据，此外，在他们的著作中什么也没有，有的只是原本中所有的，那是脱离了上下文的，是没有经过语文学叙述者的思索重述出来的。他们的目的是要使他们的历史达到一种综合性汇编的地位，从有关特殊的时代、地域和事件开始，而终于把整个历史知识安排在巨大的百科全书中，从中可以为古典的、浪漫主义的、日耳曼的、印欧系的和闪族的语文学提供系统性或定义性的条目，那些条目是在一个专家指导之下由一群专家编成的。语文学者有时候为了减轻工作的枯燥性，也会用带有情感的爱好和理想的见解来略略点缀一下自己。为了这个目的，他们就求助于求学时的记忆，求助于当时流行的哲学口号，求助于当时人们对于政治、艺术、道德的日常情操。但作这一切时，他们是很有节制的，以免失去他们的科学严谨性的声誉，以免在科学的语文文献学的历史方面遭到失败，这种历史是看不起哲学家、外行、吹牛家所喜爱的无益点缀的。结果，他们就两害相权取其轻，容忍了上述那种类型的历史家，并且照例倾向于原谅他们为了支持“新文献”而跟“观念”发生来往所产生的罪过，那些新文献是他们所发现或利用过的，是他们经常可以作为一种有用的残余从他们的书本中挖掘出来而去掉其“主观的”杂质以使其纯洁化的，也就是去掉其前人的加工。他们所知的哲学只是“历史哲学”，甚至这也是从它的可怕的恶名知道的，而不是从直接熟识中知道的。他们记得有名的哲学家确实记错五六个人名和日期的掌故，并且随时准备重述那些掌故，却很容易忘记他们自己所犯的无数错误（更易犯，更危险）；他们几乎使自己相信了哲学是被发明来改变人名和混淆日期的，而那是委托给他们去热情地加以照管的，相信哲学是魔鬼用来毁灭严肃的“文献性历史”的陷阱。

    第三群反对历史哲学的人是由哲学家或历史家—哲学家组成的，但是他们不要那个称呼，他们选择了另外一个比较不致引起猜疑的称呼，或用某一形容饲加以冲淡，或事实上接受那一称呼而附以适当的说明：他们自称为实证主义者、自然主义者、社会学家、经验论者、批判主义者或类似的名目。他们的目的是要去做不同于历史哲学家所已做过的事，既然历史哲学家用的是目的观，于是他们就都发誓说，他们要用原因观来进行工作；他们要找出每一件事实的原因，这样去愈来愈广泛地概括出整个历史进程的原因或诸原因：另外一些人则觊觎一种历史的原动力；他们要从事一种历史机械学，即一种社会物理学。一门特殊的科学出现了，它和历史哲学是对立的，在那里，自然主义的和实证主义的倾向自己觉得抬高了身价：它就是社会学。社会学把起源于人类的事实加以分类，并规定了调节它们的相互依存的法则，利用这些法则为历史家的叙述提供说明原则。在另一方面，历史家则辛勤地收集事实，把它们送给社会学，使它能从它们挤出汁来，也就是说，使它能把支配它们的法则加以分类并引伸出来。因此，历史和社会学的关系就与生理学和动物学的关系、物理学和矿物学的关系或另一种同类的关系一样；它们不同于物理科学及自然科学的地方只是它们更为复杂而已。数学计算的采用好像成了历史进步的条件，犹如它是一切物理科学和自然科学进步的条件一样。一门新的名叫统计学的“科学”以实际行政的谦逊仆人和官僚制度所激发的作品的形状出来支持这样一种想法。既然全部科学是以一座压缩工厂的观念作模子的，于是人们就替历史祈求和勾画了“综合”，即历史的间架，在那里，支配各单个历史的法则和事实应当加以扼要的叙述，就像一种图表一样，以便一眼就能看出其中的原因和事实。难道我们还用得着回忆这一学派的人名和支持者、孔德、巴尔克、泰恩等等及追随他们的最近的历史家如兰普雷希特和布雷西格吗？难道我们还用得着回忆这一学派的最必然的和最似是而非的纲领如巴克尔的文明史序论和博尔多的《历史家的历史》吗？这一切和其他类似的实证主义学说都是记忆犹新的，因为它们或则在年代上离我们是最近的，或则它们在世界上所引起的喧嚣回响犹在，我们还到处可以看到它们的痕迹。我们到处看到它，尤其在他们根深蒂固的成见中看到它（这是我们必须耐心地加以消灭和融化的），这种成见认为，历史、真正的历史应当用自然主义的方法去构成，认为原因归纳法应当被采用。因此，他们用多种多样的自然主义概念感染了近代思想：例如种族、遗传、退化、模仿、影响、气候、历史因素之类。在这里，也和历史哲学的情形一样，既然我们只要选出每一件事实的主要东西就够了，我们就不必细究它的各种特殊形式了，即，不必细究那些宣布和列举历史原因的各种方式，不必细究那些声称这一原因或那一原因是最主要的原因的各种主张了：最主要的原因有时是种族，有时是气候，有时是经济，有时是技术，如此等等。在这里，研究特殊的形式对每一个这样的人会有用处，这种人特别愿意发展辩证法，愿意描绘那一学派的内部分解，即指出它要以自己的特殊方式越过自己的内在倾向，虽则它没有能够通过那一途径做到这一点。

    我们已经说过，反对“历史哲学”的三类人物和他们打算用来 代替它的三种方法——外交的、语文文献学的和实证主义的历史——表明，他们的内部是不一致的。可以证实这一点的是，外交式的历史家看不起纯然的博学，不信任实证主义的构造，博学家则怕人名和日期弄错了，看见外交式历史和写作这类历史的实行家的漫不经心的作风就摇头。最后，实证主义者又认为后者是一些没有穷究事物的底细、没有穷究它们的一般原因或自然原因的人，责备博学家无力提高到法则的水平、无力按照这些社会学的、生理学的或病理学的法则去确立事实。但更可以证实的是我们所已注意到了的：激励他们的共同概念和他们的实质上的亲近关系，因为，当博学家想用某种哲学来打扮自己时，他们很快就披上一些实证主义思想的外衣或实证主义言辞的破布，高视阔步起来。他们也参与了实证主义者和外交式历史家对于思辨性问题所持的保留和不可知论的态度，同样，不承认他们所要求的正当性是不行的，他们所要求的是：证明应当可靠和文献应当无伪。外交式历史家同意他们的这一公式，就是，历史不应当是哲学，研究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