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一种要求，而是一种现实。因此，我们就陷入了一种两端论法，或者是不谈它，在这种情形下就是连那作为一个时期的已告结束和已被替换的实证主义也不谈，或者就把新哲学当作一种活着的和存在着的东西来谈，恰恰因为它是活着的和存在着的。既然我们已经批判了它，不谈它是不可能的，唯一的办法就是承认那种哲学是一种存在着的东西，而不是一种尚待召唤的东西。不过我们不应举目四顾，看它在哪里，而应回顾我们本身，应该求助于激起了对史学的这种历史性勾画的思想，求助于在它以前的全部历史解释。在我们所已描绘的哲学中，真实界被确认为精神，这种精神不是高悬在世界之上的，也不是徘徊在世界之中的，而是与世界一体的；自然已被表明是这种精神本身的一个阶段和一件产物，因而二元论（至少是那种困扰过从赛利斯到斯宾塞的思想的二元论）被它替换了，一切超验论，不论其起源是唯物主义的或神学的，也已被它替换了。精神就是世界，它是一种发展着的精神，因而它既是单一的，又是分歧的，是一个永恒的解决，又是一个永恒的问题；精神的自我意识就是哲学，哲学是它的历史，或者说，历史就是它的哲学，二者在本质上是同一的；意识和自我意识是同一的，也就是说，意识和自我意识既有差别，同时又是同一的，就像生活和思想一样。这种哲学在我们自身之内，是我们所有的，它使我们能够从别人的也是我们的思想中认出来，也就是从我们身外去认识我们自己，它使我们能够在其他形式的当代哲学中或多或少清晰地和完善地发现它，并在当代的史学中或多或少明晰地发现它。我们常有机会产生这种认识，它能使我们得到很大的精神安慰。例如，最近，当我写这些文章的时候，我得到一位历史家、一位纯历史家所写的一部历史著作（我在许多例子中选了这个例子），我一开头就读到了一些语句，那些语句很像是我自己说的，他说，“我这本书所根据的信念是，德国的历史研究工作应该提高一步，以便获得较自由的行动，跟政治生活和文化的伟大力量发生接触，而不放弃它的方法上的珍贵传统，是应该投身哲学和政治，而不伤害它的目的或本质，因为只有这样，它才能发展它的内在本质，才能成为既是普遍的，又是国别的”①。这就是我们时代的哲学，它是一个新的哲学和史学时代的开创者。

    ① 弗里德里希·麦内克，《世界市民与民族国家：德意志民族国家起源之研究》，Friedrich Meinecke，Weltbürgerthum und Nationalstaat：Studien zur Genesisdes deutschen Nationalstaates，第二版，序，第7 页慕尼黑、柏林、奥尔登堡1911 年出版，München u.Berlin，Oldenburg，1911。

    但是，要写出这种哲学和史学的历史是不可能的，它是主体，不是客体，其所以不可能不是由于一般人所持的理由，那种理由我们业已证明它是错误的，因为它把意识这件事实和事实拆开了，其所以不可能是由于另一个理由，就是，我们正在创立的历史是一种“时代”或“伟大时期”的历史，而新的时期之所以为新，正因为它不是一个时期，也就是说，它不是一种已告结束的东西。我们不仅无法从年月方面和地理方面描绘它的轮廓，因为我们不知它将占据多长的时间（它会在三四十年中得到迅速的发展，还是会遇到阻碍，但将继续延伸达几个世纪呢？），不知它将包括那些国家（它将长久是意大利和德国的，限于某些意大利和德国的圈子，还是将在一般文化和公众教育两方面在所有各国迅速扩散呢？），而且我们也无法从逻辑方面去限定它在这些考虑以外的价值将是什么。原因是，为了指出这些限度，必须它已发展了它的对立，即从它的解决中所必然要出现的新问题，而这种情形还没有发生：我们自己还在波浪起伏中，还没有卷起风帆，靠拢港口，准备新的航行。黑格尔在他的历史哲学讲义结尾时说，知识在它的发展中达到了这一点；但他还没有权利这样说，因为他的发展是在日耳曼世界和绝对唯心主义的体系中从不意识到自由走到充分意识到自由的，它不能实现。但我们却大可以这样说了，因为我们已克服了黑格尔主义的抽象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