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已经明确了哲学和史学是统一的，并已说明二者的划分只有一种字面的和说教的价值，因为这种划分的基础是我们有可能时而把统一中的这一辩证因素放在字面解说的前台，时而把那一因素放在前台；现在我们应当把那些以哲学“理论”或“体系”等传统题目为题的论著的真正目的弄得很清楚了，一句话，要弄清楚哲学能归结成什么。

    哲学，由于它已被放在新的关系中，只能是史学的方法论阶段，即，关于构成历史判断的范畴的阐述或关于指导历史解释的概念的阐述。由于史学的内容是精神的具体生活，而这种生活是想象和思想的生活，是行动和道德的生活（是别的什么的生活，如果想得起别的什么的话），它在它的这种种形式中始终为一，所以这种阐述要区别美学和逻辑学，要区别经济学和伦理学，把它们在精神的哲学中通通加以统一并加以分解。如果一个哲学问题显得完全无益于历史判断，那就证明那个问题是无用的，是提得很坏的，事实上是不存在的。如果一个问题、即一个哲学命题的解决不仅不能使历史变得更可理解，反而使历史变得晦涩不明，或使它和其他问题混淆不清，或者越过它，轻率地指责它或否定它，那就证明那个命题及与其有关的哲学是武断的，虽则作为情操或想象的表现，它对其他方面也许还是有重要性的。把哲学定义为“方法论”初看不是没有可疑的，甚至一个愿意一般地同意它所代表的倾向的人对之也不能不有疑问；因为哲学和方法论两个术语常常是对比而言的，一种导向方法论的哲学可能染上经验论的色彩。但是，我们在这里所说的方法论当然完全不是经验论的；事实上，它的大部分是一种正确的和正当的、虽则是有缺点的企图，企图对历史研究所提出的理论问题加以哲学的解答，或者说，企图成为哲学的方法论和把哲学当作方法论，这一大部分正是为了纠正和代替职业历史家和其他这类专家的经验论的方法论的。

    然而，如果上述争议一提出就得以解决的话，另一争议却不是这样的；在那另一争论中，我们的主张跟那种散布很广的和古老的关于哲学的概念是大相径庭的，那种概念认为哲学是解决宇宙的秘密、知道主宰一切的最高权力、揭露实体的世界的，那世界被认为是在现象世界之外的，而现像世界则是我们日常生活所在的地方，也是历史所在的地方。这里不是叙述这一观点的历史的地方；但我们至少必须说，这一观点的起源是宗教的或神话的，甚至在那些把我们的大地设想成惟一的真实界这方面最有成就并替那作为判断或历史知识的方法论的新哲学开了一个端的哲学家的心目中，它也存在。康德有这种观点，他承认它是他的批判的极限；黑格尔有这种观点，他把他对逻辑学和精神哲学的精细研究装在一种关于“观念”的神话的框子里。

    不过，两种概念间的分歧愈来愈大，在十九世纪以形形色色的公式表现出来，例如心理学对形而上学，一种经验和内在哲学、即先验哲学对超验哲学，实证对唯心等；虽则争论照例进行得很坏，越过了标的，结果无意中正好接受了形而上学、超验论、和先验论，正是争论所要攻击的抽象的唯心主义，但引起争论的心情是合理的。方法论的哲学义不容辞，以更好的武器攻击了同一敌人，并当然地坚持了一种心理学的观点，但这是一种思辨性的心理学观点，是内在于历史的，但又是辩证地内在的，因而不同于实证论，实证论认为必然的是偶然的，而方法论的哲学则认为偶然的是必然的，从而确认了思想的支配权。这样一种哲学正是把哲学作为历史（因而是把历史作为哲学），是哲学阶段在纯范畴和方法论阶段中的规定。

    这一概念对于相反的概念的伟大力量、即，作为方法论的哲学对于作为形而上学的哲学的优越性，可以从前者有力通过批判后者的问题并指出其起源而解决它们看出来。反之，形而上学若不求助于虚构的和武断的东西，就不仅无力解决方法论的问题，甚至也无力解决自己的问题。所以，在认识论① 的各种学说中，关于外在世界的实在性、关于心灵实体②、关于不可知、关于二元论、关于反题等等问题就都消失了，它们用更好的概念代替了我们过去具有的关于科学的逻辑概念，把上述各问题解释成为辩证法的永恒再生的诸面貌或知识的现象学。

    ① 原文为gnoseologica1。——译者

    ② 原文为soul-substance。——译者

    但作为形而上学的哲学观是非常古老和顽强的，它仍残存在某些人的心目中原是不足为奇的，那些人大体摆脱了它的束缚，但没有努力根除它的全部末节，也没有堵塞它得以或多或少地在不期然中重新返回的一切门户。如果我们现在很少看到它公开地和直接地出现，我们却可以从它那象心灵的僻性或不自觉的先入为主之见一样固存的这一种或那一种面貌或神态中把它辨认出来或觉察出来，它们能把作为方法论的哲学赶回错误的老路，能替已被抛弃的形而上学卷土重来铺平道路，虽则只是短期的卷土重来。

    我觉得在这里说清楚某些先入为主之见、倾向和习惯，指出它们所包含和遗留的错误，将是适时的。

    目前仍然常见的过去的全部残余中的第一种是认为哲学有一个基本问题要解决的观点。关于一个基本问题的概念在本质上就是和视哲学为历史的概念不相容的，是和把哲学当作历史的方法论不相容的，作为历史方法论的哲学认定哲学问题是无限的，它也只能这样认定；这些哲学问题当然全是彼此有联系的，但其中任何一个问题都不能算是根本的，犹之一个机体的某一部分不是其他部分的基础而各自轮为基础并被作为基础一样。事实上，如果方法论为它的问题从历史采用材料，从我们自己的最谦逊但又具体的历史形式、即从我们每一个人作为一个个人的历史采用材料，这就告诉我们，我们由于所过生活的驱策是从一个特殊的哲学问题走向另一个特殊的哲学问题的，告诉我们，由于我们的生活的时期不同，因而这一类或那一类问题占领了阵地或使我们格外发生兴趣。如果看看那我们业已提到过的一般哲学史所提供的更为广阔但较不确定的情景，情形也是一样的，就是，由于时代不同和民族不同，占上风的哲学问题时而是有关道德的，时而是有关政治的，有关宗教的，时而是有关自然科学和数学的。每一个特殊的哲学问题都是整个哲学的一个问题，不论是公开显示出来的还是推论出来的，但我们决遇不到一个一般哲学问题，因为其中含有矛盾。如果看来似乎有一个一般哲学问题（看来当然是有的），实际上这是一种表面现象，这是因为，事实上现代哲学是从中世纪传到我们手里的，是在文艺复兴时期的宗教斗争中精心完成的，在它的说教性形式中，同样，在大部分爱好它的人们的心理倾向中，它保存了一种强烈的神学痕迹。因而出现了思想和存在问题所非法占有的根本的和近于独一的重要性，归根到底，这只是一个关于现世及来世、关于尘世及天堂的老问题所采取的一种批判性的和认识论的形式。但那些用内在哲学破坏了或开始破坏超验哲学的天堂及来世的人们，同时也开始腐蚀了那种关于一个根本问题的概念，虽则他们并没有完全觉察到这一点（因为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他们仍然受着关于物自体及关于“观念”的“神话”的束缚）。对信仰宗教的人，那个问题当然是根本的，他们认为，除非他们自己的心灵和思想在另一世界中得救，即，获知一个实体的和真实的世界，对世界的全部智性的和实际的支配是算不了什么的。但对哲学家，它不是命定如此的， 从此以后，它只以世界为限或以自然为限，世界或自然没有外皮，没有核心， 而是浑然一体的。如果我们重新拾起关于有一个根本问题支配其他一切问题的信念，那将会发生什么结果呢？其他的问题不是不得不被认为全是倚赖根本问题的因而不得不和根本问题一同予以解决，就会不再被看成哲学问题而被看成经验问题。那就是说，科学与生活中每天重新出现的问题就会失去价值，不是变成根本解决的同义返复，就会任凭经验去处理。这样一来，哲学与方法论之间的差别，即形而上学与精神哲学之间的差别就会重新出现，从后者看来，前者是超验的，而从前者看来，后者是非哲学的。

    关于哲学作用的陈旧的形而上学概念所产生的另一种见解是，为了统一，否认差别；这是符合神学概念的，神学概念认为一切差别都由于对上帝的专诚而统一了；这也是符合宗教的看法的，宗教只看见上帝，忘记了世界及其需要。这就产生了一种倾向，这种倾向可以说对特殊问题是半不关心、半不适应、或半软弱无力的，而有害的双重能力①说则几乎又暗中复活了；双重能力说认为，一种是智力的直觉或其他高级的认识能力，这是哲学家所特有的，使人能看到真正的真实界，一种是易对偶然性感到兴趣的批判或思想能力，因而在程度上是大为低劣的，是无需思辨的力量就能自由发生作用的， 而这是前一种能力所不容许的。这种倾向在黑格尔学派的哲学论著中产生了最恶劣的后果，在那些论著中，学生们（不同于老师）一般地表明，他们很少或完全没有考虑各种精神形式的问题，随便同意关于那些问题的庸俗见解，或以对于本质问题确有自信的人们的漠不关心的态度去对待那些问题， 从而毫不怜惜地把它们加以宰割和阉割，以便把它们匆忙地强行纳入他们所已事先建立的体系，用这种错觉的安排去排除困难。因此，他们的哲学是空洞无物和令人厌倦的，历史家或注意理解特殊的和具体的东西的人不能从中学到任何有助于其研究方向或使自己作出较清晰的判断的东西。由于观念的神话在实证论中作为进化的神话重新出现了，所以在实证论中，特殊的问题（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