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的害处较之它们所能防止的害处小得多。

    人类可以说在大规模地做着人们在日常私人生活中所做的事情，人类使 自己解除了无量数的事实的负担，把它们安顿在身外，在那里，它们可以作为一种不能证实的文件性证明而以一种弱化的形式恢复过来，但整个说来， 我们可以把它们看作真的并当作真的来用。因此，历史信念不是心灵感应或灵魂附体术的结果，而是一种明智的经济性贮备的结果，它由精神继续使之真实化。我们就是这样理解那种旨在防止窜改和歪曲的历史著作的，我们就是这样理解那种历史著作之所以同意某种确凿的证明的，它把那种证明看作“在现有的科学状况下应当被认为是真的”，而把其余的证明分别看作不确实的、不概确实的，以及看作很确实的，即期望在日后再加研讨中有时会予以同意。最后，这种历史著作也说明了对“苛求”的厌恶，苛求不满足于经常使批判变细致而对最真的和最有根据的证明的价值发出争辨。原因是，它这样一来就破坏了正规的游戏规则，它充其量只能提醒那些易于忘记它的人说，以证据为依据的历史归根到底完全是一种外在的历史而决不是根本的、真正的历史，根本的、真正的历史是当代的和当前的。

    “核实过的”证据的这种来历或性质已然包括了关于它的作用的另一向题的答案。显而易见，它不能论定真历史，也不能取代真历史，而只能以次要的细节去补充真历史，那些次要的细节是值不得力求活在心里和完全存在心里的，因为那样就势必有害于对我们最关重要的东西。最后，《论无知之学》究竟写得早一些还是写得 晚一些，那是可以由对库查诺斯的这一种思想或那一种思想所作 的不同解释而很好地加以确定的，但这种确定并不影响对立的一 致那一学说对形成逻辑科学所起的作用。至于《坟墓》是不是福斯 科洛在到法国以前写成的或计划好的，这毫无疑问会使我们对于 诗人的心灵与天才逐步发展的表达有所改变，但对他的伟大诗赋 我们很难改变一点我们的解释方式。有些人因为某些细节方面缺 乏可以证实的确凿性，或因还有不确凿或令人怀疑的地方，就对历 史的真实性表示失望，他们很象一个人忘记了自己的这一年或那 一年的编年史就以为他不知道当前情况下的自己一样，当前的情 况一方面是他的过去的复现，另一方面又含有他现在所真正想要 知想的一切的过去。但是，在另一方面，被认为真的核实过的证据 可以刺激我们更加仔细地去搜索我们自己，这是对我们通过分析 和沉思所得到的东西的一种充实，也是对我们的思想的一种确认 或证明，他们是不可忽视的，尤其当真实的证据与核实过的证据彼 此相符时是如此。因为害怕某些核实过的证据可能是错误的，或因核实过的证据都具有一种外在的和多少有点一般笼统的性质， 因而拒绝核实过的证据所提供的帮助和便利，那就等于拒绝人类 的权能，这样就会犯下笛卡儿和马勒白朗士所犯的罪过。这种大 拒绝不关心对历史的理解，也无助于对历史的理解。有关与有助 的是，决不应当让根据——包括人类的权能在内——去代替人类 的思想，在任何情况下，人类思想占第一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