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们想要懂得真是历史的历史跟因被称为自然科学的东西而得名的历史之间的差别，我们就必须终止刚才所说的那种分类，也必须终止那种与此有关的自然主义的错觉；通过那种分类与错觉，抽象作用所造出的想像性实体就变成了史实，分类体系就变成了历史。由于自然科学而得名的历史也叫作历史，即“自然史”，但它只是一种名义上的历史。
几年以前，有人对于混淆心灵作品的这两种形式的情形提出了生动的抗议①，其中一种尽可能为我们提供真正的历史，例如：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汉尼拔作战史、古埃及文明史等；其他一种则是一种伪装的历史，例如被称为动物机体史、地球构造史或地质学、太阳系构造史或宇宙进化论等的历史。在许多论著中，第一类历史和第二类历史被错误地联系起来了，就是，把文明史和自然史联系起来了，好像文明史历史地跟在自然史之后一样，这一点说得有理。二者之间的无底鸿沟已经被指出来了。但指出的人都说得很模糊；具有纯历史气质的历史家则说得清楚些，他们是本能地憎恶自然史的，他们谨慎地避开它。人们有理由记得，历史家的历史始终是以个别地确定的东西为其对象的，方法是内在的再造，而博物学家的历史则依靠类型和抽象作用，方法是类比。最后，这种所谓的历史或准历史极准确地被定义为对空间上有差别的东西的表面上的年代学安排，人们建议给它取个新的正当的名称，就是形而上史学。
① 是经济学家戈特尔教授向在海德堡举行的第七次德国历史家会议提出的。他的讲稿可以在不明晰和不准确地题名为《历史的领域》的印刷件中读到（来比锡，邓肯。洪保德书店，1904年版）。
这类结构其实只是一种从简单到复杂的分类体系而已。它们的用词是从抽象分析和概括得来的；从想像看来，它们的系统像是一种从简单到复杂的连续发展的历史。它们作为分类体系而存在的权利是无可争辩的，它们的用处也是无可争辩的，因为它们利用想像去帮助学习和记忆。
只有当它们失去了自知之明、丧失了它们的真正性质而要起不正当的作用并把它们的想像中的史实看得过于认真时，这种情形才成为值得争辩的。我们在自然主义的形而上学，尤其是在它的最新形式的进化论中发现了这种情形。对于这种情形，科学家的责任比较小（他们照例是小心慬慎的，或多或少清晰地意识到了这类体系和系统的限度），而半瓶醋的科学家和半瓶醋的哲学家的责任则比较大，他们著了很多书，想去叙述世界的起源，由于作者缺乏判断，于是那些书就毫无障碍地从细胞谈起、实际是从星云谈起，一直谈到法国大革命，甚至谈到十九世纪的社会主义运动。“普遍史”写出来了，因而关于宇宙的传奇也写出来了（如同我们在涉及普遍史时所已说过的），它们不是纯思想的而是杂有想像成分的思想的，前者就是批判，而后者则从神话找出路。我们用不着详细证明当今的进化论者是一些神话制造家，用不着详细证明他们想要用现代体裁去写创世纪第一章所受的劳累（他们的描述更为精细，但他们混同这种描述与历史的方式不亚于巴比伦的或以色列的僧侣所用的方式），因为一旦这类著作被放到了它们所应放的地位时，这一点立刻就显出来了。它们的逻辑根源将立刻表明它们的真正性质。但是，这类科学怪物已经由于一切受过科学训练的人对之经常采取一种克制和怀疑的态度而受到了责备，同时，事实上，由于它们不得不从群众或“大众”的手里去寻求运气并已在那里寻得了运气，由于它们业已堕落成通俗宣传，因而也已受到了责备，这类科学怪物可以撇开不谈了；我们在这里必须较精确地确定的是，这些具有史学外貌的分类体系究竟是怎样形成的，它们是怎样起作用的。为了这个目的，应该说明，分类体系和貌似的历史不仅出现在所谓自然科学或次于人类世界的领域中，而且也出现在道德科学或关于人类世界的科学的领域中。我们可以举出一些简单清晰的例子，例如，在抽象地分析语言和假定名词、动词、形容词、代词等词类的类型时，在把字分析成音节与声音时，在把文体分析成本义字和比喻字及各种各类的比喻时，我们建造了一些从简单到复杂的类别。这就使人对语言史产生了一种错觉，把语言史说成是对词类的逐步掌握，或是从单声到音节的过渡（单音节文字）、从音节到多音节的过渡（多音节文字）、从字到命题、韵律和节奏的过渡等等。这都是些除了在科学家的书斋以外哪儿也从来没有发生过的想像性历史。同样，抽象地被区别并按复杂性增加的程度被排成系列的文体（例如抒情诗、叙事诗、戏剧）也已引起了并继续在引起一种想把诗歌作成合乎体系的排列的想法，例如，诗歌在第一期应作为抒情诗出现，在第二期应作为叙事诗出现，在第三期应作为戏剧出现等。
在抽象的政治形式、经济形式和哲学形式等等分类方面也有同样的情形，它们的影子都以想像性历史的形状跟着它们。历史家对于使他们的叙述和自然主义的及神话的序幕发生联系——即，使活人与死尸结婚——感到厌恶，这种厌恶的心情也可以从他们不愿接纳抽象历史的断片到具体历史中去看出来，因为单是两种历史的外表就立刻显出它们是不相同的。德·萨克蒂斯常被人责备，说他的《意大利文学史》不该不从意大利文字的起源及其与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