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所谓“历史哲学”这一概念永远是和历史的决定论概念相反的，也是历史的决定论概念所反对的。这一点不仅可以从考察中清楚地看出来，而且从逻辑上看也是很明显的，因为“历史哲学”所代表的是关于真实的东西的超验论概念①，而决定论所代表的则是内在论②概念。

    ① 原文为transcendentat conception。——译者

    ② 原文为immanent。——译者

    但是，查考事实的结果，同样必然的是，历史决定论永远产生“历史哲学”；这一件事实也跟前一件事实一样明显地是合乎逻辑的，因为决定论就是自然主义，因而当然是内在论的，但，是不充分的假内在论的。因此，不如说，它想成为内在论的，但不是内在论的，无论它怎样从反面努力，它仍然变成了超验论。对于一个清楚地了解超验论和内在论的概念、了解历史哲学的超验性及了解决定论的或自然主义的历史观是假内在论的人说来，这一切都不会有任何困难。但是，比较仔细地去看看这种协调和对立的过程在有关历史的问题上是怎样发展的及怎样解决的，那将是有益的。

    “先收聚事实，然后按照因果关系把它们联系起来”；这就是决定论概念中所表现的历史家的工作方法。用这一学派的最有辩才和最善描绘的理论家泰恩自己的话所述的极常用的公式来说就是，先收聚事实，后研究原因。事实确乎是无情的、致密的、真实的，但没有得到科学光辉的照耀，没有智性化。这种可以理解的性质必须通过追寻原因的办法去给予它们。但是，把一件事实当作另一件事实的原因，形成一串因果链条的结果是尽人皆知的：我们就这样开始了一种无限的倒退，我们决不能找到与我们辛勤地套成的链条相联结的最后的原因或多种原因。

    某些、也许好些历史理论家用一种真正的简单办法去摆脱这一困难：他们使那已在另一端的一点上中断了的链条（即他们已着手去考虑的效果）在某一点上中断或脱落。他们用他们的一段链条去进行工作，好像它是一件完整的和自行封闭的东西似的，好像一条从两点上分割的直线应当含有面积并构成一个图形似的。因此，我们发现，在历史方法论者中也有这样一种学说，就是，历史只要找出“近因”就够了。这种学说的企图是想为前述过程补充一种逻辑基础。但是谁能说清“近因”是什么呢？我们既然承认思想是不幸而不得不按照因果的链条去进行思考的，思想就决不会愿意知道“真正的” 原因以外的任何事情，不管真正的原因在空间和时间方面是远还是近（空间像时间一样，是与此无关的）。事实上，这种学说乃是一块遮羞布，是用来遮掩作为一个思想家和一个批评家的历史家所感到羞愧的作法的，这是一种有用的意志行动，但因而也是一种任意的意志行动。但这块遮羞布究竟是一种谦逊的表现，因而是有它的价值的，因为，如果连羞愧之心都丧失了，那就会发生一种终于把武断地截止的“原因”称作“终极的”原因，即“真正的”原因的危险，这样就会把个人随意的考虑升格为能够创造世界的活动，把它看得和上帝、某些神学家的上帝一样了，它的随意的考虑就是真理。我刚说完这一点之后本来是不愿意再引证泰恩的，因为他是一位最可敬的作家，不仅因为他的精神素质，而且因为他是笃信科学的；但我仍旧应该引证他才好。泰恩在追寻原因时得到了一种有时他称之为“种族”有时称之为“时代”的原因，例如，在他的英国文学史中，当他得出“北方人”或“日耳曼人”具有适合这样一种人的性格和才知——感觉淡漠、喜爱抽象观念、趣味粗放、轻视秩序与整齐——的概念时，他庄重地宣称：研究的结果是：人们相信有某种原始的意向，有某种为一个时代或一个种族的一切感觉、一切观念所固有的特性，有某种与人的精神和心理活动分不开的特点。这就是重大的原因、是普遍的和永存的原因。那种原始的和不可超越的东西所包含的是什么，在泰恩的想像中是知道的，但在批评方面是不知道的；因为批评方面要求说出被称为“时代”和“种族”这种事实或成堆事实的起源，并在要求知道它们的起源时宣称，它们既不是“普遍的”，也不是“永存的”，因为，据我所知，我们不知有什么“事实”是普遍的和永存的，日耳曼人和北方人当然不是普遍的和永存的；木乃伊也不是事实，它们虽则存留了几千年，但不是永久存在的——它们变得很慢，但是确乎在变。

    可见，对历史采取决定论看法的人，除非他决心不用一种武断的和幻想的方式去割断他的研究，否则他就必须承认，他所采用的方法是达不到他所期望的目的的。既然他已开始思考历史，虽则是用一种不充分的方法去思考的，他要么就一切从头开始，另辟蹊径，要么就依旧前进，但改变前进的方向，此外别无其他途径。自然主义的假定仍然在坚持自己的意见（“先收集事实，然后再去找出原因”：还有什么比这更明显、更无可避免的？），它当然会使人选择第二种途径。但选择第二种途径就是放弃决定论，就是超越自然及其原因，就是主张一种与历来采取的方法相反的方法——就是说，放弃原因的范畴而另取一种范畴，那另一种范畴只能是目的的范畴，这是一种外在的和超验的目的，是与原因相应的，相似的反面。寻求超验的目的就是“历史哲学”。

    随后的自然主义者（我是指“继续思索”的人或如一般人所说的追寻结果的人），不管他怎样看待他的新探索，他是不能避免也从未避免这种探索的。甚至当他试图宣布目的或“终极原因”为不可知时，他也避免不了，因为（像在别处已经说过的），一件已被肯定为不可知的事物就是一件有点被知道了的事物。自然主义总被冠以一种历史哲学的美名，不管它的公式是怎样作出的：不管它对宇宙的解释是不是认为宇宙是原子所构成的，原子互相冲击，由于各种冲击和旋转而产生历史，它们又可以回复原始的分散状态而终止冲击和旋转；不管暗藏的上帝被称为“物质”或“无意识”或其他；最后，也不管上帝是不是被设想成一种利用原因的链条以实现其意见的“智慧”。在另一方面，每一个历史哲学家都是一个自然主义者，因为他是一个二元论者，认为有一个上帝和一个世界，认为有一个观念和一件在“观念” 之外或“观念”之下的事实，认为有一个目的的王国和一个原因的王国或附庸，认为有一个天上的国度和一个或多或少地属于恶魔或尘世的国度。拿起任何一本决定论的历史著作一看，你就会发现或从中发现一种明显的或当然的超验论（例如，在泰恩的著作中用的是“种族”或“时代”的名义，它们是真正的和正式的神）；拿起任何一本“历史哲学”一看，就可以发现其中有二元论和自然主义（例如，在黑格尔的著作中，他承认有些叛逆和无能的事实是不受观念支配或不配受观念支配的）。我们将越来越清楚“历史哲学” 是怎样不可避免地从自然主义的内部发生出来的。

    二

    但是，“历史哲学”跟它所从出和对立的决定论概念一样，同样是矛盾的。它既已接受了但又抛弃了把粗糙的事实联系起来的方法，它就不再有可以联系的事实（因为这些事实业已通过原因的范畴联系得再好不过了）而只有粗糙的事实了，它必须赋予它们的是“意义”而不是联系，要把它们看作一种超验过程、即神的显现的景象。现在，那些事实，就其是严峻的事实而言，乃是无言的，而过程的超验性需要一个器官来设想和表现，这器官不是思索事实或产生事实的思想器官，而是一种超逻辑的器官（例如按菲希特的方式抽象地先验地进行的思想），这除了作为一种消极的阶段，表示它缺乏有效的逻辑思维以外，在精神中是找不到的。逻辑思维的匮乏立即就被实践或被称为情操的东西填满了，那时情操是通过理论的折光作为诗歌而出现的。一切“历史哲学”中都贯串着一种明显的诗歌性质。古代的历史哲学把历史事件表现为某些民族或某些种族神祇之间或某些个人保护者之间的斗争，或表现为光明与真理之神跟黑暗与谎言势力之间的斗争。它们就这样表达了民族、团体或个人对于霸权的向往，或人类对于善与真的向往。近代形式中的最近代的形式是那被各色各样的民族感情和伦理感情（意大利的、日耳曼的、斯拉夫的等等）所激发的形式，或那把历史进程表现为走向自由的王国的形式，或那把历史表现为从原始**的伊甸乐园经过中世纪的奴隶制、奴役和工资走向恢复**的形式，这种**不再是不自觉的而是自觉的，不再是伊甸乐园式的而是人世的。在诗歌中，事实不再是事实而是字句，不再是真实而是偶像；如果它仍作为纯诗歌，那本是没有机会非难它们的。但它并不仍是作为纯诗歌的，因为那些偶像和字句是作为观念与事实放在诗歌中的，就是说，是作为神话放在那里的：进步、自由、经济、技术、科学，当它们被视为事实之外的媒介时，它们都是神话。它们之为神话并不亚于上帝与魔鬼、不亚于战神和维纳斯神、不亚于召夫神和巴力神①、不亚于任何其他比较粗糙的神性形式。这就说明了，为什么决定论的概念在产生了反对它自己的“历史哲学”之后，又不得不去反对它自己的孩子，从求助于目的的领域转而求助于因果关系的领域，从求助于想像转而求助于观察，从求助于神话转而求助于事实。

    ① 原文为Jove和Baal，Jove即Jupiter。——译者

    历史决定论和历史哲学的相互驳斥使双方都变成了一种空虚或一无所有，即一种单纯的空虚或一无所有，在折衷主义者看来，这种相互驳斥照例是两个实体的相互完成，它们产生或应产生一种相互支持的联盟。由于当代哲学中盛行折衷主义，即名称变换①，可见我们除了有责任研究历史的原因以外，还有责任明确历史进程的“意义”或“一般计划”，原是不足为奇的（可参看拉布里奥拉、西梅尔和里克特等人的论历史哲学的著作）。由于讨论方法的作家通常又都是经验论的，因而是折衷主义的，所以我们发现，他们也把历史分为联合凭证及批判凭证并重建事件的历史和“历史哲学”两种（可参看伯恩海姆的教本，它是这类作家中最典型的一种）。最后，由于人们的常规思想是折衷主义的，最容易的事莫过于同意这样一种论旨，就是，仅有表现一系列事实的简单的历史是不够的，思想必须回到已经构成一连串的事件中去，以便在那里发现隐藏着的计划，并答复我们从哪里来和到哪里去的问题。这等于说，我们应当假定有一种和历史并肩存在的“历史哲学”。这种折衷主义赋予两种相反的空虚以内容，使它们携起手来；它有时候企图大显本领，把那两种谬误的科学或科学的谬误部分混杂起来。因而我们听到有人在保卫“历史哲学”，但警告说，“历史哲学”应当通过寻求原因以显示神的活动和理智或天意的办法，用“科学的”和“实证的”方法去处理②。一般思想很快就同意了这一纲领，但后来无法把它实现③。

    ①原文为mutatonomine。——译者

    ② 例如，可参看佛林特的著作；但是，既然不如佛林特那样极端的黑格尔及黑格尔派也终于承认了两种相反方法的合流，这种曲解的痕迹也可以从他们的“历史哲学”中找出来。在这里，也要注意那使黑格尔去发现像数学与自然事实之间的关系一样的先验事实与历史事实之间的同样关系的错误类比：我们必须先天地熟悉属于整个范围的各个原则，就像天文学家刻卜勒必然已经先天地熟悉了楕圆形、立体形、正方形，以及它们彼此间的关系的种种思想，然后他才能够从经验的记录里，发现他的那些千古不朽的“法则”，那些法则就是从那些观念的决定得来的。（参看Vorles.üb.d.Phi-los.d.Gesch.《历史哲学讲义》，布龙施塔德Brunstad 编印，PP.107—108）。

    ③甚至前面提到过的佛林特也没有把它实现，因为他忙于整理历史求证的初步工作，从来没有去进行应许过的构造。

    对于知道下述情形的人说来，这里也并无新颖之处，就是，通过“实证的方法”来建造“历史哲学”，即通过假内在论的方法来指证超验论，在历史研究的领域中恰恰等于新派批评家（热勒等人）所主张的“通过实验的方法来建造形而上学”，因为它所主张的不是抛弃互相驳斥的两种空虚，而是使它们协调起来，并在赋以内容之后把它们并成一种单一的实质。我不想把上述办法的不可能性说成是炼金术士的奇迹（这个譬喻似乎太高贵了），只想把它看作是蹩脚厨师的杂烩。

    三

    真正矫治历史决定论和“历史哲学”的矛盾的远不是这样一种办法。要达到这个目的，我们就必须接受前述驳斥的结论，就是，两者都是无用的，并且把历史哲学的“计划”和决定论的因果链条都看作是缺乏思想的而加以拒绝。当这两种阴影消失以后，我们就会发现自己回到了出发点上：我们又面对着没有联系的严峻的事实了，又面对着有联系但不被理解的事实了，对它们，决定论曾企图采取因果关系作接合剂，“历史哲学”则曾企图利用终极论的魔杖。我们对这些事实怎么办呢？我们怎样使它们变明朗而不像过去那样混浊、使它们变成有机的而不是无机的、使它们成为可理解的而不是不可理解的呢？要对它们加以任何处理，尤其要使它们发生期望中的改变，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