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子，坐在为他们专设的仿照古代的式样制作的座椅上。于是他们立即开始行使一项司法权力：宣布解放一个专为此一目的被带到他们面前来的奴隶；这一仪式的用意是要再现自由和执政官的创始人布鲁图斯的一次闻名于世的措施，正式接受告发塔克文阴谋的忠实的温德克斯为自己的同胞。接连几天，这种公开的庆祝活动一直在所有各主要城市里进行着；在罗马是出于传统习惯；在君士坦丁堡是为了学样；在迦太基、安条克和亚历山大里亚，则是由于喜欢热闹和过于富足。在帝国的两个都城里，每年在演戏、杂耍和竞技活动等方面的花销足有4000磅黄金，（约合16万英镑）；而如果如此巨大的开支超出了行政官员的财力或意愿，亏空部分将由帝国的国库予以补助。各执政官在完成了这些传统的活动以后，便可以随意退到幕后去过他们自己的生活，在这一年的剩余时间里安安静静地去回味自己的伟大。他们不再需要主持国家的政务会；不再参与和平还是战争的抉择。他们既无才能（除非他们在责任更大的部门另有职务），实际也无关紧要；而他们的名字也只不过作为记录之用，标明在一年的某一天他们曾坐过马略和西塞罗的宝座。然而，在罗马奴隶制的末期，人们仍然感觉到并且承认这种空名并不亚于拥有实权，甚至比掌握实权更好。执政官的头衔仍旧是野心家一心追求的最辉煌的目标，并且是对高尚品德和忠诚的最高奖励。而那些连共和制影子都厌恶的皇帝们也意识到，只要他们每年接受一次执政官的地位和荣誉，他们就能感受到额外的尊严和威风。

    在各个朝代和各个国家中，贵族和平民的划分最为泾渭分明，也最为彻底的，也许莫过于在罗马共和国的初期便已确立的贵族和平民的分界。财富和荣耀、国家机关的职位、各种宗教仪式，几乎全都属于贵族所有，他们令人十分不堪地保卫着自己的纯洁的血统，把依附于他们的平民完全置于奴仆之列。但这种区分和一个自由人民的精神完全无法相容，因而经过许多保民官的不懈努力，经过长期的斗争，终于被消灭了。平民中最活跃和最有出息的人也积累了大量财富，开始追求荣誉并获得成功，还结交了一些盟友，这样经过几代人之后，他们也以古代贵族的后裔自居了。而另一方面，那些真正的贵族家庭，或者由于一般的自然原因，以及由于频繁的对外和国内战争的消耗，或者由于无能或无钱，在不知不觉中已混入普通人民群众之中，他们的数目直至共和国末期一直没有丝毫增加。现在还能够把自己的真正的纯正的出身追溯到这座城市或这个国家始建的初期的贵族家庭已为数极少，那时，恺撒、奥古斯都、克劳狄乌斯和韦伯芗等人，为了使一批当时还被视为高贵和神圣的家庭能永远延续下去，从元老院中选拔出一些有才能的人使他们成为新贵族。而这种人为的补充（其中总永远包括一些最主要的家族）却很快又被暴君的愤怒、频繁的革命运动、习惯的改变或不同民族的混合所消除。因此，到君士坦丁登上王位时，他们已所剩无几，只不过让人模模糊糊地记得在旧的传统中曾经有一个贵族阶层一直被看作是罗马人中的上等人而已。组织起一个贵族集团，让它在保证王权得以行使的同时也具有限制王权的作用，这可是与君士坦丁的性格和政策极不相容的；但是，如果他真地曾经这么想过，要想随便发一个文告便能批准一种必须得到时间和舆论的认可才能成立的体制，恐怕也已超出他的权限之外了。他的确重新恢复了罗马贵族这个头衔，但他只是把它作为加之于某一个个人的荣誉，却并不是世袭的称号。他们仅仅听命于那些一年一度具有临时权限的执政官；他们却享受高于国家所有重要官员之上的地位，并可以极随便地接近皇帝本人。这特殊身份的授予是终身的；而且，由于这些人大多数是在皇宫中生活到老的宠臣或大臣，这个词的根本含义，由于无知或逢迎等原因，已被曲解了；君士坦丁时代的贵族被尊为皇帝和共和国的养父。

    卫队长、前执政官和总督

    Ⅱ．禁卫军卫队长的命运与执政官和贵族的命运是截然不同的。执政官或贵族眼看着自己过去的显赫地位已化为乌有，仅只剩下一个空洞的头衔了。而禁卫军卫队长则逐渐从最低贱的地位步步高升，直至真正掌握着罗马世界的行政和军事大权了。从塞维鲁到戴克里先的统治时期，卫队长和皇宫，法律和财政，军队和行省全部都被置于他们的监督之下；他们就像东方帝国的总理大臣一样，一手提着玉玺，一手提着帝国的大旗。卫队长永远抱有强大的野心，有时对他们所侍奉的主人构成致命的威胁的卫队长一般都受到禁卫军分队的支持；但是，在这傲慢的军队的实力被戴克里先削弱，并最终被君士坦丁所制服以后，那些仍能保住官职的卫队长也便毫不费力地被置于一种有用而恭顺的侍臣的地位了。在他们不再对皇帝的人身安全负责以后，他们也就失去了他们在此以前对整个宫廷中各个部门一直拥有和行使的司法权力。在他们不再直接指挥罗马军队中的精华冲锋陷阵以后，君士坦丁又立即剥夺了他们的全部军队指挥权；而且，最后，通过一项奇妙的变革，卫队中的队长全都变成了各省的行政官。按戴克里先所建立的政府计划，四个亲王每人都有自己的禁卫军卫队长；而且在这个王国在君士坦丁手中又一次统一以后，他仍旧沿用四卫队长的办法，并仍把原由他们管辖的省份交给他们管理。1．东部卫队长把他们的司法权伸展到了地球上在罗马管辖之下的三部分地区，从尼罗河大瀑布到发西斯河岸边，从色雷斯的山区到波斯的边界。2．潘诺尼亚、达西亚、马其顿和希腊等重要省份一度曾接受伊里利亚卫队长的管辖。3．意大利卫队长的权力并不仅限于他的头衔所表明的地区；他实际还统治着远至多瑙河畔的雷西亚，统治着地中海上处于附属地位的岛屿，以及非洲大陆上从昔兰尼到廷吉塔尼亚之间的大片地区。4．高卢的卫队长所统辖的地区在这个复合名称之下包括了相关联的不列颠和西班牙；事实上从安东尼土垒直到阿特拉斯山脚的整个区域莫不接受并服从他的权威。

    在禁卫军卫队长被完全剥夺掉指挥权以后，他们奉命对许多臣服的民族行使的民政管理权已足以满足一个最有能耐的大臣的野心并让他施展他的全部才能了。由于他们具有的才智，他们被委以司法和财政的最高管理权，这两项权力在国家的和平时期，几乎包括了国家和人民各自应承担的全部职责；前者的职责主要是保护遵守法律的公民，后者则是拿出自己应拿出的部分财产以满足国家开支的需要。钱币、公路、邮政、粮食储备、制造业等一切对帝国的繁荣有利的生产活动都受到禁卫军卫队长的控制。他们是皇帝陛下的直接代言人，有权在宣布一项敕令时按自己的意图对它进行解释、加以实施、有时甚至作出某种修改。他们监督着各省总督的活动，免去玩忽职守者的职务，对犯有罪行者予以惩处。下级司法机关的任何重要案件，无论是民事还是刑事案，如须上诉，都可以被送到卫队长的公案前来进行审判；他的判决是最后的判决，绝不容改易；皇帝本人也决不容任何人对这种判决或对他如此信赖，赋与无限权力的官员表示不满。他的任命是符合他的身份的；如果他一心贪得无厌，那随时都有机会捞到大笔的酬金、礼品以及各种回扣。尽管皇帝再也用不着担心他的卫队长的野心了，但他们却也十分留意通过任期较短或年限不定的办法来抵消他们的这一重要职位的权力。

    只有罗马和君士坦丁堡这两个城市，由于它们的特殊地位和无比重要性，不受禁卫军卫队长的管辖。由于这座城市的辽阔地域和按过去的经验，法律的实施一般都十分缓慢而无效，这便使得奥古斯都可以有一个冠冕堂皇的借口在这里专设一位新的行政官，只有他能依靠具有无限权力的铁腕，控制住卑贱的爱闹事的民众。瓦勒里乌斯·墨萨拉雷曾被任命为罗马城的第一任行政官①，只有以他的名声也许可以当此重任而不致引起非议；但仅在他上任几天之后，这位才能出众的公民便辞去了他的职务，以一种真不愧为布鲁图斯的朋友的口吻宣布说，他无法行使这种与公民的自由完全不能相容的权力。后来随着人们的自由意识逐渐淡薄，大家也便越来越体会到了良好社会秩序的优越性；看来最初设想似乎仅专用于对奴隶和流浪汉进行威慑的执政官，现在已可以把他的民事和刑事案件的司法权扩展到把骑士阶级和罗马贵族都包括在内了。一年一度被委托作为行使法律和主持公道的法官的下级执政官，不可能长时间地与通常是皇帝心腹、任期无限的强有力的行政官员争夺审判席的控制权。他们的法庭经常无人问津；他们的重要职能也逐渐仅限于花费巨资为人民的娱乐筹办各种运动会了。在罗马执政官的职位变为有名无实的虚架子，而且在首都连虚架子的作用都说不上以后，这些下级执政官便占据了他们在元老院中空出的位置，并很快就被接受为这个重要议会的一般主席了。他们接受来自一百英里以外的起诉案件；并作为一项原则规定一切市政府的权力全由他们授予。罗马的总督在完成他的繁重任务时有15个官员作他的助手，其中有些原来职位与他相等，或甚至还是他的上级。这里的各个主要部门都和一个人数众多的监察单位相联系，这个监察单位是专为负责防火、防偷盗和抢劫、防夜间骚乱而设的；同时还管公众所需粮食及其他食物的储存和分配；还负责管理港口、水道、公用水沟以及第伯尔河上的航运和河道；并负责监督市场、剧院的工作和一些私人及公共的工程。他们的警觉保证了一般警察应负责的三个主要方面：——安全、富足和清洁卫生；此外为了表明市政府十分留意保存首都的市容和各种装饰物，还专门委任了一位保管雕像的检察官；或者叫他这批无生命的罗马人的保卫者，这批人，根据一位老作家的夸张的计算，其总数不在活着的人之下。在君士坦丁堡建立约30年之后，在这座发展中的城市中也曾有过一个为了相同的目的、具有相同权力的近似的行政官员。总之在这两座城市之间以及四个禁卫军卫队长之间彼此的地位是完全平等的。

    ①原文为Prefect，《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8月）译作“长官”，谓为古罗马地方行政长官指定的助手，在共和国之初在罗马周围160公里内拥有司法和财政权力，后来更独揽大权。书中prtorianPrefect（译作“禁卫军卫队长”）有时亦省作Prefect，两者关系究竟如何不详。——译者

    那些在帝国统治体系中被尊称为众望所归者的一批人在各省的杰出的卫队长和德高望重者行政官员之间形成一个中间层。在这个阶层中，亚洲、阿哈伊亚和非洲的前执政官自视高人一等，对这一点，由于他们过去的威望特高也便得到了承认；他们审判的案件可以上诉到卫队长那里去作出终审，这可以说是表明他们不能独断专行的唯一标记。然而帝国的民众政府被分为13个主教管区，每一个管区的面积都相当于一个强大的王国。这些选区中第一个区则处于东方伯爵的管辖之下；我们只要看一看在他的办公室里竟有我们可以称之为秘书、文书或信使的600名工作人员在他手下工作，我们也便可以设想他的职务的重要性和杂乱了。埃及的奥古斯都式的卫队长职务已不再由罗马骑士担任；但是这个名称仍然保留着；而由于地理位置的特殊和居民的脾性一度使得它不可或缺的非同一般的权力现在仍然握在总督的手中。余下的11个主教管区——其中有阿西阿那、庞梯卡、色雷斯区、马其顿、达西亚和潘诺尼亚，或称伊里利亚区；意大利和非洲教区；高卢、西班牙和不列颠教区——则由12个教区代表，或称副卫队长治理，这称呼本身便足以表明他们的身份和从属于人的地位了。这里顺带提一句，下文中将讲到的罗马军队中的中将，那些军人中的伯爵和公爵，也都容许使用众望所归者的头衔和称号。

    由于在皇帝的政务会中总弥漫着彼此忌妒和争讲排场的空气，他们全都迫不及待地尽力瓜分可以瓜分到的实利并无限制地增加各种具有实际权力的头衔。罗马征服者用一个简单的政权形式统一起来的大片国土现在已在不知不觉中被砸碎成无数小块，分别归入160个行省，各自维持着一个花费巨大的庞大的政治机构。其中有3个省由前执政官治理，这些行政官员的头衔不同，官阶也依次一个高过一个，他们用以代表自己身份的标记也五花八门，而他们的处境，由于一些偶然情况，其舒服程度、油水多少并不完全一样。不过他们全都（除了前执政官）属于德高望重者这一阶层；而且他们都是在皇帝高兴的时候，在各区卫队长或其代理人的管辖之下，被委任以掌管本地区司法和财政大权的重任。卷帙浩繁的法典和法令全书可以为在前后6个世纪中，经充满智慧的罗马政治家和法律家加以改进的各行省政府体系的极细致的研究提供丰富的资料。这里本书作者只须摘取两个制止滥用权力的独特、健康的规定就完全能够说明问题了。1．为了维护和平和秩序，各省的总督都佩戴着执法的利剑。他们可以进行人身处罚，对重大罪行更掌有生杀大权。但他们却无权听任被判死刑的罪犯自己选择处决方法，也不能对一个犯人判处最温和、最有光彩的流刑。这个特权只为行政官所专有，他们可以向犯人处罚高达50镑黄金的罚金：而他们的代理人则仅限于决定处罚几盎司黄金的罚款而已。这种似乎放纵大权而对较小的权力却不肯放松的做法实际出于一个十分合理的考虑，较小权力一般容易被滥用。各省的行政官员的情绪常常很可能会促使他们采取只会不利于臣民的自由和财运的压迫行动；虽然，从谨慎，或者也许从人道的角度考虑，他可能仍然惧怕自己犯下杀害无辜的罪行。我们同样还可以考虑到，流放、巨额罚款或选择较容易的死法等等都特别更和有钱人和贵族有关；而那些最容易被省行政官当作满足贪欲或发泄愤怒对象的人，这样便可以躲开他的暗中迫害，而去接受禁卫军卫队长的更严格、更为公正的裁判。2．由于我们完全有理由担心正直的审判官也可能会因牵涉到自己的利益，或有某种感情连系而带有偏见，因而制定了严格规定：凡在本地出生的，不需要皇帝的任何特殊诏令，一律不得在本省政府内任职，并禁止总督或他的儿子与当地居民联姻；并不得在自己权限所及范围内购买奴隶、土地或房屋。尽管已有如此严格的预防措施，君士坦丁皇帝在他经过了25年的统治之后仍然对司法部门的贪污受贿和欺诈行为十分痛心，并对审判官自己或他的法庭里的官员公开出买和法官面谈的机会、对案件的及时安排或有利的拖延，以及最终如何判决等等情况表现了极大的愤怒。而这些违法活动的始终存在，而且也许从未受到惩罚的情况，从那些一再重申的重要法令和一些收效甚微的威胁中已可得到证明了。

    所有的行政官员都来自法律工作这个行业。著名的查士丁尼①学院便是查士丁尼为他的国土内热心研究罗马法律学的青年兴办的；这位君王为了鼓励他们勤奋学习，还屈尊向他们保证，有一天他们的能力和才智一定会从共和国政府中得到一份丰厚的报偿。这门有益的学科的基础知识在西方和东方的一些较大的城市中都有学校专门讲授；但其中最著名的一所学校是腓尼基海滨的贝里图斯学校；这学校自亚历山大·塞维鲁（他也许就是这所给自己国家带来许多好处的学院的创始人）以来的300多年中一直都很兴旺。经过5年正规课程的教育以后，学生们便分散到各个省去寻求机遇和体面的工作；在这个早已被五花八门的法令、技艺和罪恶所败坏的庞大的帝国中，他们并不缺乏无穷的就业机会。仅是东部的禁卫军卫队长法庭便可以为150个法律工作者提供职业，其中64名享有特权，另有每年选出的两名，年薪60镑黄金，主要是为国库的利益充当辩护士。考验他们法律才能的第一个办法是指派他们去不定期地充当行政官员的陪审推事，从这里他们被提升为他们曾出庭辩护的审判席上的审判长。他们可以得到一个省的管辖权；而且，依靠自己的才能、名声，或强有力的靠山，他们有可能步步高升，直至达到国家杰出者的地位。在法庭的实际工作中，这些人总把说理看成是一种争辩的工具；他们全根据自身的利益来解释法律；这种有害的风气，在他们公开处理国家司法事务时，可能成为他们的性格的一部分。古往今来的许多法律工作者真是都表现得无愧于这个崇高的开明的职业，他们怀着纯真的忠诚竭尽自己的全部智慧担任了这个无比重要的职位。但是，到了罗马帝国司法制度的衰落时期，一个法律工作者的一次普通提升都充满了种种营私舞弊的迹象。这个曾一度被视为贵族的神圣遗产的高尚艺术，现在却落入了一些刚刚抛掉奴隶身份的自由人和平民之手，他们不是靠技巧，而是靠诡诈在经营一项下流的罪恶业务。他们中有些设法钻到别人家里去，目的是要挑起不和，引起诉讼，以便为自己或自己的哥儿们大捞一笔作准备。还有一些把自己关在住房中，为了摆出一副大律师的架子，竟对自己的富有的当事人把一些无关紧要的细节说得天花乱坠，弄得他对事情的简单真相都完全糊里糊涂，或者添枝加叶，把一件决无道理的事说得头头是道。这些辩护士组成了一个十分体面的人人尽知的特殊阶级，他们的喋喋不休、夸夸其谈的空论充满了整个法庭。他们对公正的名声不感兴趣，大多数被人称作无知的行同土匪的法律指导，他们把他们的当事人带进一个高额花销、拖延时间和接连失望的迷宫，然后，在受过几年无聊的折磨，他们的耐心和财产都已差不多到了尽头的时候，最后便把他们一脚踢开。

    ①当指6世纪拜占廷皇帝查士丁尼一世。——译者

    皇宫中的七大臣

    行政官员和将军们总是在远离朝廷之外，在各行省和军队中行使他们代表皇帝的权力，除此之外，皇帝还把与他更为亲近的七位侍臣加封为杰出者，并依赖他们的忠诚，分别委任他们以管理有关他个人安全、为他出谋划策和他的财产等方面的事务。1．皇宫中皇帝的寝宫由一名受宠的宦官掌管，这个人，按当时的说法称作Proepositus，意思是神圣卧室长官。他的职责是在皇帝处理国事或娱乐时侍候他，他在皇帝身边所干的一切只是因为沾点御气才显得有几分光彩。在一个确有资格统治的皇帝手下，他们的卧室侍从（我们原可以这样称呼他）一般都是一个有用的身份低下的仆人；而一位机灵的在任何时候都善于处理偶尔听到的不应听到的机密的仆人定能无形中凭着无大用的头脑得到凭尖刻的智慧和坚持正确见解的高尚品德很难得到的高位。提奥多西乌斯的几个堕落的孙子，他们的臣民从来见不到他们，他们的敌人认为他们可鄙以极，竟把他们的卧室长官的地位抬得高过了宫中其他一切主事的大臣；甚至他的代理人，那在皇帝身边服役的一大批体面的奴隶中的第一名，都被认为应当比埃及或亚洲的众望所归的前执政官更高一等。卧室侍从的司法权是得到伯爵，或称监督官的承认的，他的两大职权范围是管理皇帝豪华的衣橱和奢侈的餐桌。2．对重大公共事务的处理则完全交托给办公室长官，由他凭他的勤劳和才能去办。他是皇宫中的最高行政官员，负责检查民政和军事讲习班的纪律，并接受来自帝国各地与大批特权人物有关案件的上诉；这些人，作为皇宫里的仆人，都为自己和他们家属获得可以拒绝接受一般法庭裁决的特权。皇帝和他的臣民之间的通信由四个scrinia，或国务大臣的四个办公室管辖。其中第一个负责纪念事宜，第二个负责书信，第三个负责请愿书，第四个负责文献和各种法令、法规。每个办公室都由一名属于众望所归品级的地位较低的长官管辖，而四个办公室的工作共由148名秘书分担，由于这些部门的工作经常要处理各种各样内容复杂的报告或文献资料，这些人大部分是从法律工作人员中挑选出来的。其中还破例任命了一位希腊语的秘书，这在过去却被看作是有失罗马帝国尊严的做法；为了接待来自野蛮民族的使臣，还任命了一些翻译；而在现代国家中起重要作用的外交事务部门在当时却很少引起办公室长官的注意。在他的思想中他更为严重注意的是帝国的驿站和武器的生产。帝国只有城市34座，15座在东部，19座在西部，在这些城市都有有组织的长期雇佣的工人，生产各种各样防御性的铠甲或进攻性的武器以及军用机械；这些东西一般都先储存在兵器库中，有的也直接送往部队中去使用。3．在长达9个世纪的过程中，财务官的职务已经历了重大的变革。在罗马的年轻时期，每年都由人民选举两名较低级的行政官员，以消除执政官亲自管理国库经常引起的非议；对每一个执掌军队指挥权或行省管理权的前执政官和执政官也都配备了类似的助手；随着帝国领土的逐步扩大，原来的两名财务官逐渐增加到了4名、20名，还可能在某一短期内达到了40名；许多最高贵的公民的最大野心是取得一个能使他们在元老院中占一席之地的职位，争取获得共和国的荣誉，这也是一种正当的希望。奥古斯都一方面极力表示支持自由选举，可他同时又同意自己具有每年推举，或者说提名一部分候选人的特权；他常常习惯于从那些表现出色的青年中挑选出一位来在元老院会议上宣读他的演说或书信。奥古斯都的这种做法后来继任的一些皇帝也跟着摹仿；那个临时性的委托竟然演变成了固定的职位，那受宠的财务官由于具有了一种新的、更引人注目的性质，终能独自逃脱了他的那些完全是虚设的先辈同行们所受到的压抑。由于他代替皇帝草拟的演说具有绝对法令的力量，最后更具有法令的形式，于是他便被认为是立法权力的代表，议会的喉舌和民法条例的原始出处。他有时被邀请去与禁卫军卫队长和办公室长官一起参加帝国的最高司法会议；他还经常接受下级法官解决疑难问题的请求；但由于他并没有许多属于他的管理范围的杂乱的事务，他的空闲时间和才智主要用于培养那种尽管人的趣味和语言的运用已日趋衰落，却仍能使罗马法律保持某种庄严气概的雄辩口才。在某些方面帝国财务官的职务与现代的司法官职务相似；但似乎是由无知的野蛮人开始使用的表示皇帝预闻其事的大印却从来也未出现过。4．国库财政总管被加以一个十分奇特的称号，神圣赏赐伯爵，用意也许是让人们感觉到每一项支出都是靠君主慷慨解囊。要想弄清一个庞大帝国各地行政和军事部门每年和每天几乎无数的开销的详细情况，那是一个想象力最丰富的人也无能为力的。实际为了管理帐目而雇用了分属11个不同办公室的好几百人，各办公室按专业分工，负责检查和监督他们各自负责的工作。参与这一工作的人数总会很自然地有日益增多的趋势；所以曾多次想到过最好的办法是把那些无用的多余人员打发回家去，特别是他们中有些人原有可以勤恳劳动的工作可做，却丢开不干而削尖脑袋钻进了收入丰厚的财务部门。各行省的29个收税官，其中18人都和国库司库大臣一样被加以伯爵头衔；他还把自己司法权力扩展到各个开采和提炼贵重金属的矿场、把金属铸成通用货币的铸币厂，以及一些最重要城市中为国家急需储备各种财宝的金库方面去。帝国的外贸活动也由这位大臣监管，他同样还控制着供皇宫和军队使用的所有毛、麻织品生产厂，生产的各个工序，包括纺、织、染，都在这里主要由大群奴隶身份的妇女进行。这样的工厂在引进纺织技术较晚的西部曾被列举的有26座，因而可以想象，在工业发达的东部各省，这样的工厂可能更多了。5．一个**君王除了他可以随心所俗地征收和挥霍公众的财政收入之外，皇帝本人作为一个十分富有的公民还占有由伯爵或一个司库大臣管理，范围广泛的私家财产。这些财产中一部分可能是早先的国王或共和国的地产，一部分也许是得之于某些世代着紫的家族；但其中绝大部分却是极不光彩地靠没收和侵占他人财产而来。帝国的财产遍布于从毛里塔尼亚到不列颠的各省中；但是卡帕多西亚的肥沃的土地却诱使这位君王要对那片地区占有相当的份额；而君士坦丁或他的继位者们必曾抓住这个机会利用宗教热忱来掩饰他们的贪婪。他们取缔了科马纳的富有的神庙，尽管这里的战争女神的祭司长曾维护过一位在位亲王的荣誉；他们把居住着战神和她的大臣的6000臣民或奴隶的大片献给神灵的土地全部划归私有。但这里的居住者之中真正有价值的可不是他们：在从阿格莱乌斯到萨鲁斯河的那广大平原上大量繁殖着一种以其神骏的体态和无可比拟的速度闻名于古代世界的好马。这种肯定将作为皇宫和帝国竞技活动之用的神圣的动物，依靠法律的保护，一个鄙俗的养马人都不得随便对它们不敬。卡帕多西亚的这些田产由于其地位的重要，特派一位伯爵监管；在帝国的其他地方则都由低一级的官员监管，而管理私产以及那些公共财产的司库大臣的代理人却到处都是，他们各自独立行使他们的权力，有时甚至控制着各省行政官员的权力。6，7．保护皇帝人身安全，经过精心挑选的骑兵队和步兵队由两名内务伯爵指挥。他们的总数为3500人，分为7个训练组，或分队，每队500人；在东部，这一光荣的任务几乎全部由亚美尼亚人担当。每当有什么公共纪念活动，他们便会列队出现在皇宫的大院里和门廊上，他们高大的身躯、寂静无声的纪律，以及所持的用金银镶嵌的兵刃都能表现出一种不失罗马帝国威严的强大的军威。从这7个分队中再挑选出两队骑兵作为近卫，这近卫的地位是只有最优秀的士兵才有希望获得的特殊荣誉。他们骑着马在内宫值勤上岗，有时还会被派到外省去，以便迅速有效地执行主子的命令。内务伯爵有的后来做了禁卫军卫队长；与卫队长一样，他们都希望由服务于皇宫进而能指挥军队。

    警察国家的开端

    大批道路的修建以及驿站的建立大大方便了朝廷与各省之间的频繁交往。但是这些有用的设施却有时被滥加利用，造成令人不能容忍的弊端。总共雇用了二三百名驿站员或信差在办公室长官的管辖之下工作，负责通报每年选定的执政官的名册，以及皇帝的敕令或战争得胜的消息。他们不知不觉中竟然擅自报导他们所见到的某些行政官员或某些普通公民的所作所为；因而很快便被看作是君王的耳目和人民的祸害。在一种软弱无力的有害统治的影响之下，使他们的人数令人难以置信地增加到了10000人，他们完全不顾当时虽然无力却也三令五申告诫他们的法令，竟把那有利可图的驿站业务变成了掠夺性的压榨工具。这些经常与皇宫有联系的密探，在常常能得到好处和奖励的鼓舞下，急切希望能发现某种在进行中的叛乱计划，从轻微的甚至暗藏的不满到打算进行公开叛乱的准备活动。他们的不可侵犯的貌似热忱的面具遮掩住了他们对真理和正义的随意践踏或罪恶的歪曲。他们可以把诬陷的毒箭随意对准任何一个有罪或清白无辜的人的胸膛，只因为他惹怒了他们，或不肯花钱买得他们的沉默。每一个或许出生于叙利亚或者出生于不列颠的忠诚臣民都有被戴上镣铐拉到米兰或君士坦丁堡的法庭上去的危险，或至少会有遭到某种厄运的恐惧；在那里他们将面对那些拥有特权的告密者的罪恶诬陷，为自己的身家性命进行辩解。而按当时采取的一般法律程序，只有绝对的必须才能容许辩解；如果定罪的证据不足，完全可以随意使用酷刑以求得到补充。

    这种罪恶的一般称之为审判委员会带有很大欺骗性的危险的实验在古罗马的司法界虽允许存在，但并未得到公开承认。罗马人只将这种血腥的审讯办法用在奴隶身上，他们的痛苦，不论从正义或人道的角度来讲，在那些傲慢的共和国人的眼中，是完全不足挂齿的；他们如果没有确凿的犯罪证据，是决不会同意对一个公民的神圣的**进行折磨的。看一看从提比略到图密善这些暴君的政史，那里也许详细记载了许多滥杀无辜的情况，但是，只要国民自由和荣誉的思想还能发挥一定的影响，一个罗马人在临终时刻是决不会受到屈辱性的酷刑①的。然而，各省行政官员的行为并不受罗马城的行为准则或罗马人民严格的信条的约束。他们发现酷刑的使用不仅限于对付东部暴君统治下的奴隶，还用于对付只服从受宪法制约的君主的马其顿人；用于靠自由经商而兴盛起来的罗得岛人，甚至还用于对付维护并提高人的尊严的雅典人。由于各省居民的默许，使得各地总督获得了，或者说夺得了随意使用残酷刑具的权力，从强使一些游民或平民罪犯交代出他们的罪行，直至逐渐发展到完全混淆了等级界线，完全置罗马公民的基本权利于不顾。臣民的恐惧心理使他们不得不请求颁布了一系列特殊的豁免令，君王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也十分愿意颁发这些特别豁免令，这实质上是变相容许使用，或甚至授权广泛使用酷刑。它们保护了所有属于杰出的或德高望重阶层的人；保护主教和他们下属的长老、讲授人文学科的教授、士兵和他们的家属、市政府官员和他们三代以内的子女，并保护所有未成年的儿童。但是，这帝国的新的司法制度却又加进了一条致命的原则，那便是只要一牵涉到叛国罪，其中包括律师经过深文周纳证明某人对皇帝或共和国怀有敌意，那一切特权便全都无效了，那所有的人的地位也便一律变得同样可悲了。由于不容怀疑，皇帝的安全比任何公正和人道的考虑都更为重要得多，因而老人的尊严和青年的无知全都同样被置于最残酷的刑罚之下了。这种无端被告密，被指控为一项全出臆造的犯罪活动的同谋者，或仅仅是被指控为见证人的恐惧永远悬在罗马世界一些主要公民的心头。

    ①在比索密谋杀害尼禄，仅只有埃比卡里斯（libertinamulier）受到严刑拷问；其他人全都intactitormentis（丝毫未受折磨——译者）。这里再要补充一个更轻的例证未免多余，但要找一个更为有力的例子却又十分困难了。塔西佗《历史》ⅩⅤ．57.

    任何一个一味趾高气扬，或整天垂头丧气的民族都不大可能对自己的实际处境作出正确的估计。君士坦丁的臣民不可能觉察到人的才智和高尚品德的日趋堕落已使他们失去了他们的前辈所具有的尊严；但他们却能感觉到并痛恨暴政的疯狂、纪律的松弛以及日益增多的赋税。但不怀偏见的历史学家，一方面承认他们的确有理由感到不满，同时也会看到一些能减轻他们的苦难生活的有利条件。转眼间便使罗马帝国的伟大失去基础的野蛮人入侵的巨大风暴，至今仍被拒于，或被阻挡在边境地区。整个地球上相当大部分的居民，仍然在培育着艺术和文学，仍然在享受着高雅的社交活动。民政机构的形成、气派和开支都有助于遏止住士兵的胡作非为；尽管法律受到某些特权的破坏或遭到巧辩的歪曲，罗马的司法制度的明智的原则却使得一种东方的**政府难以想象的秩序和公正感一直保存下来了。宗教和哲学可能对人权有一定的保护作用；自由这个词虽已不再可能使奥古斯都的继承人们感到惊愕，但却也可能提醒他们，他们所统治的并不是一国奴隶或野蛮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