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不把它以小册子的方式在上海发表。这个“重要文件”是批判吴晗写的剧本《海瑞罢官》的一篇长文章，那个剧本对**1959年在庐山举行的一次党的全会上撤了国防部长彭德怀的职，进行影射攻击。**、北京市长彭真、党的宣传部长陆定一和陆的副部长周扬，都是反对发表那个重要文件的一些人。
**及其在中央委员会的同伙，一直以毛的名义来管理国家领导机构、工会、党校、**青年团，以及几百万党的干部和官员。也许大多数干部都认为自己是忠诚的毛主义者。看来，刘和同刘一样思想的那些同伙只是在理论上容忍对毛的崇拜，而在实际上则藐视**思想，特别在1959年到1961年的经济危机之后更是这样。他们把经济看得比人重要；他们把物质刺激放在第一位，而把革命热情放在第二位；他们只抓生产，不抓阶级斗争；他们只靠“专家”来提高技术水平；他们以经济统帅政治，来为技术服务；他们偏重城市而轻视农村。他们主张扩大国家信贷(以及国家债务)，而不要“大跃进”，并且在思想上不相信通过艰苦的集体劳动来积累资金。
这些就是产生文化革命的因由。
在我们于1970年12月的谈话中，我问他：“你是在什么时候终于决定刘必须下台的呢？”
他回答说，是1965年1月作出这个决定的。当时，他把一个即将开展的文化革命的纲领提交政治局。那个纲领是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结果，这个运动首先在军队内进行，然后扩大到公社，后来在城市里进展不快。社会主义教育纲领的第一条，明确地抨击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要求撤他们的职。现在，它成了新的运动即文化革命的第一条。毛说：刘在会上拚命反对这第一条。
“那么，是不是在1965年1月我上次见到你时，就决定要发动文化革命了呢？”
主席说，1965年10月批判了《海瑞罢官》以后，事情就很快地展开了。
在这以前(1964年)，政治局曾经设立了一个文化革命小组，以北京市长、有势力的北京市委书记和吴晗的庇护人彭真为这个小组的领导人。1966年2月，彭真企图包庇发表过对毛和毛主义进行影射攻击文章的吴晗和其他一些作家。彭真企图把他们的作品只作为“学术性”错误来批判，而不是作为政治错误来批判。彭真没有跟小组的其他成员商量，也没有同毛本人商量。1966年5月16日，他明显地被摈弃了。
毛说，就在那一天，政治局召开了扩大会议，制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战略。1966年8月，中央委员会举行第十一次全体会议，决定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六条纲领以及随之而来的清洗。
“**有没有反对十六条的决定？”我问道。
毛说，他在全会上对这个决定的态度十分暧昧，但实际上是完全反对的。那时候，他(毛)已经贴出了他的大字报。刘陷于惊惶失措之中。
“就是你的那张《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吗？刘知道他就是司令部吗？”
是的，那时候对党的权力，对宣传工作的权力，对各省和地方党委的权力，甚至对北京市委的权力，毛都管不了了。这就是为什么他曾经说(1965年1月对我说过)，那时还谈不上“个人崇拜”，但是却很需要有“个人崇拜”。
毛开始率直地诉诸他个人巨大威信和名望，把它作为主要斗争武器，以重新获得决定革命政权方针的全部权力。
他说，1970年，就没有这种必要了，“崇拜”应当降温了。他的理由是需要用延安时代(1937年至1947年)的精神和理想来鼓舞全国，当时毛已经写了他的主要著作，他的领导使革命的追随者为夺取最后胜利作好了充分准备。
现在必须始终“政治挂帅”──毛的教导；如果这个陷于危险的国家，要在美国帝国主义和(或)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双重战争威胁下生存，那就容不得异端和党的分裂。那就意味着要在“人民战争”的战略和战术的基础上自力更生。它意味着要更加地方分权；鼓励群众的首创和革新精神；使城市去向农民学习，也使农民向城市人民学习；优先满足占全国人民百分之七十至八十的农民的需要；通过劳动和农民自己的集体投资来积累资金；以及在军队这个“人民的大学校”的指导下，消灭一切残余的资产阶级影响。
一句话，毛要求无产阶级政权的接班人重温他自己一代的革命生活经验，以得到必然的结论。
因此，毛的信念所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党正沿着（苏联）修正主义的道路走向资本主义－－产生一个新阶级，即掌握官僚政治权力的特权阶层，脱离劳动和脱离人民的官僚阶层。还有一个与此密切有关的问题。那就是刘提出的要在中苏僵局中寻求妥协－－据**对我说，刘得到彭真和其他一些人的支持。
到了1965年，美国轰炸紧靠中国边境的越南，使中国受到入侵的威胁。刘要派一个中国代表团去参加苏共第二十三次代表大会，目的是要恢复中苏同盟。毛坚决拒绝被拉进一种从属的和可能被出卖的地位。相反，他坚持在防御性的人民战争基础上采取完全自力更生的姿态－－与此同时继续制造原子弹－－并大力支援越南，但不介入。
如果从中国对付外国侵略威胁的传统战略背景来看，毛的路线似乎是极端非正统的。“以夷制夷”，这是中国的一个古老的基本原则，可与罗马及其后继者奉若神明的“分而治之”的原则相比拟。那些被传统束缚住的中国人以及通晓中国历史的西方“北京学家”，都说毛是发疯了。看来这岂不是一个弱国在奉行一种使它的敌人联合起来、从而招致“两线作战”的政策吗？这岂不是要发动一场“使它们两家都遭难”的国际宣传攻势吗？但是，毛知道他正在干什么。更大的威胁不在国外而在国内。当时同随便哪一个超级大国妥协，只能导致国内的分裂。一个坚决维护独立和团结的中国是能够经得起任何风暴的。一个被企图从同俄国同盟中捞取好处的派别弄得内部分裂的中国，是站不住脚的。
在许多次要问题和具体政策上还存在着矛盾，但上面提到的两个问题是基本的。现在人们说，毛和刘从1921年成为**员后，一开始就代表了“两条路线”。毫无疑问，“两条路线”是存在的。用毛自己惯用的话来说，在他们两人在党内同样受到尊敬的四十五年里，这也是一个“非对抗性矛盾（逐步）转化为对抗性矛盾”的例子。是个人权力之争吗？主观因素是不能完全同客观政治现实分开的，但是，毫无疑问，毛和刘之间的斗争，主要是在影响着伟大的中国革命命运的方法和目标上存在不可调和的分歧的斗争－－当然，也包括个人崇拜的作用在内。
关于1966年8月作出决定以后发生的事情，已经写得很多了，如：党委以及共青团和工会等党的外围组织的解体，学校的停课（许多学校在较早的时候就已经停课了），放手让数百万非党青年成立红卫兵组织和从事于打倒党内的特权阶层，让新领导者自由地进行夺权斗争，最后是军队的介入。
到了1970年，毛的思想已经以这样一些目标深入人心：加速消灭城乡差别；使工人、农民、士兵、干部、技术人员和专家的物质和文化水准以及在物质和文化方面享有的机会更接近平衡；在每个人的教育和生活经历中，把车间生产劳动和课堂教学结合起来；粉碎一切资产阶级思想；使学生和工人打成一片，把劳动实践和课堂上的理论结合起来，以使高等教育无产阶级化；把公共卫生和医疗服务带到农村群众中去；训练每一个人都能使用武器和向军队学习；造就属于同一个阶级的、多面发展的、受到良好教育的青年人一代，他们被为国内外人民服务的理想所鼓舞，蔑视个人财富，具有面向于使人类最终从饥饿、贪婪、无知、战争和资本主义中解放出来的“世界观”。
就是这些？是的，但还有别的。在解释文化革命过去是怎么回事，现在又是怎么回事时，我只是就大意转述了我从别人那里听来的话，这些人不仅有官员和毛主义积极分子，还有受过毛思想“锻炼”的那些人。
嗳，但道路是漫长而艰难的，而且必须分阶段走。今后还会有文化革命。正如毛所说的，饭是要一口一口吃的－－而且必须吃完一口以后才去吃第二口。
同时，在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布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了胜利以后的两年，非党群众－－绝大多数的成年人－－的生活又是怎样的呢？
(四) 普通公民王某
王某是我们在街上遇见的普通人，1965年以来，他头上既没有长角，也没有一圈光轮。在一家工厂的幼儿园里，一些幼小的孩子给我唱了《**永远和我们在一起》的歌儿，这个幼儿园设有自己的防空洞－－这是新事物。孩子和他们的父母都热爱毛，看来没有什么理由去怀疑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说的不是真心话。可是，除了每个人都佩带毛的像章外，公民们的外表同我在文化革命以前见到的人，几乎没有什么两样。
人们的衣着更加一致：男女都穿蓝色和灰色的上衣和裤子，冬天则穿上棉衣裤，也有许多穿着陆军或民兵的卡其布和海军淡蓝色衣服的人掺杂间。除了红星帽和红领章外，军人同老百姓是分辨不出来的。许多妇女在家里穿色彩鲜艳和较好的衣服，几乎所有的人都藏有一两套丝绸或毛料衣服，准备在节日穿，但是现在街上看到的服装式样是无产阶级的。
“不用多久，”一位老朋友说，“你就能看到更多的变化了。看那边的那些妇女，她们都披上了新式的头巾，色彩更鲜艳了。这意味着一个驰缓的时期正在到来。”当我应邀去一个中国专业人员家里作客时，我注意到他们的妻子正在仔细打量摊在桌上的几段华丽的鲜花织物。她们正在专心看一本时装书－－是日本出版的，想想看。
在城市里，知识分子和农民或工人现在更难区分了。知识分子已经放下了一些架子，并且小心翼翼地在群众中培养他们的谦卑作风。由于几乎全部儿童现在都上了学，在五年里已经造就了更多识字的人。在中国的城市里，已经很难找到五十岁以下的“瞎子”(中国人把文盲叫作“瞎子”)。在举止上，人们显得更加而庄重，彼此见面时很有礼貌，具有一种没有等级的新观念。在新建的工厂里，我发现现在的工人几乎都是中学(高中)毕业生。
二十多年来的植树造林，美化了城市和农村，对大地的全面改造，正在使古老景物的旧貌焕然一新；看起来象新洗刷过似的。中国显然从未这样富裕过，但不是在私人财富方面。
王某现在吃得很好，身体很健康，衣着合身，每周六个工作日都用在劳动、参加毛(学习)班和研究生产技术方面。在休息日(一般是星期日，但有时候是其他日子；为了减轻拥挤，休息日是错开的)他就在家休息，或者打乒乓球，夏天就到游泳池或江河湖海去游泳－－游泳在中国仍是一项新运动。在冬天，他可能参加在农村地区进行的行军活动。他也可能自愿去挖地道和造砖修建防空洞－－同一位医生或一位教师一起劳动。
王某也和其他人一样，属于一个集体。在城市里，他遵守执行党的路线的居民委员会的纪律，居民委员会负责儿童的照管、卫生和污染控制、调解纠纷、福利、保健以及对老年人和残废者的照料。在公社里，这类工作是由村或生产队分担的。
我们没法真正看到王某的内心世界，但是如果他有什么烦恼的话，那显然不是食品价格上涨、医药费用或税款增加。十多年来，物价一直是稳定或下降的，没有通货膨胀或黑市。王某不用缴纳个人所得税。国家的岁入，来自国营市场物价管制形式下所包含的剩余劳动价值，这种管制把消费控制在计划供应的必需品的范围之内。王某的生活并不富裕，但他没有向银行抵押借款或负债，也不必担心折磨过他父母的饥饿和贫困。
他的文化生活包括去公园、运动场、博物馆，参加演讲会、音乐会，收听广播，看电视和看戏，所有这些收费很少或完全不收费。1970年，他选购的书籍只限于教科书和毛的著作。他可以有一架长波收音机，或者可以买来另件，装配一架短波收音机，但是要有电视机是很不容易的。电视机相对地比国外要贵，而且通常是由一个团体或机关集体所有的。全部节目的政治宣传色彩很浓，演戏也是如此。戏票和体育比赛的入场券需求量很大，实际上(虽然有少数票子是门售的)只有通过自己的单位才能弄到。电影院很多，票价也便宜，但影片品种不多。
我们这位朋友所读到的墙报，上面登着毛的指示或教导；报纸通常贴在布告板上，供人阅览，但刊登的只是有关党的路线的新闻。外国消息很少，而且都经过了仔细的选择；人们读不到能够推翻下面这样一种观点的东西；中国虽然在许多方面仍然落后，但在政治上一切都是正确的。另一方面，王先生也不会为这样的消息而感到烦恼；暗杀事件，市场投机，色情文学，种族骚乱，离婚丑闻，贩毒集团，谋财害命，卖淫，虐待狂和被虐待狂，以及对富人的妒忌。富人现在已经没有了。贪污的官员、盗贼或其他寄生者，也是非常少的。虽然阶级敌人依然存在，但他们大都要由国外的罪恶活动负责。
一句话，正如一个聪明人对我说的那样，中国是一个真正的道德的渊薮。
上述的一切，除很多是和过去相同的以外，并没有多少新的变化。工资方面，除低工资职工和中等工资职工的工资略有增加，高工资职工的工资稍有降低外，也没有多大改变。例如，高级军官最近自愿降低工资百分之三十，这是我在杭州遇见的一位将军这样告诉我的。高级官员也是这样。(据说**把对他的津贴削减了百分之二十。)在工厂中，学徒级以上工资的幅度是从每月二十美元至五十美元(即人民币四十八元至一百二十二元)，依年龄、级别和经验而定，但是少数高级专家的工资可能和一个少将的工资相同，约一百美元。一个高级干部或陆军上将每月约得一百五十美元，但是如果他没有家属要赡养，他可能把很大一部分收入退回给国家。农民的收入差别很大，现金收入比城市工人的工资少得多，但是实物收入和副业收益，却使公社社员的收入比以前更接近于同城市工人相等。
在我访问过的十二个大城市以及许多城镇和公社中，我看到消费必需品的售价比1965年稍低，但质量有了改进。可以举出几个实例。重量按半公斤(1.1磅)计，折算为美元的售价是：到货旺、品种多的当令蔬菜，一美分至二美分；最好的大米八美分或九美分；马铃薯和甘薯二美分；羊肉、猪肉和牛肉，二十美分至四十美分；糕点和糖果，三十美分至八十美分。
以前吃到鱼的中国人是比较少的；现在，鱼类到处有售，甚至在内地也买得到，半公斤售价为二十美分至四十美分。牛奶一夸脱卖十美分；啤酒，每瓶二十美分；甜饮料，每瓶五美分至十美分；蛋卷洋淇淋和冰棍，每根二美分至四美分；葡萄酒(白的和红的)每瓶五十美分；杜松子酒，每瓶五十美分；鸡蛋，每打三十美分。在北京供应外国人的商店里，可以略高价格买到特制食品，如上好的黑鱼子酱，每磅售价为2.5美元。
街上的饮食店供应花卷、酱菜、香肠和汤的简单饭食，每份四美分至六美分。在工厂食堂里，饱吃一餐，花十美分至十五美分。大多数中国人穿的是布底鞋，每双一美元至三美元；皮鞋每双六美元至十美元；胶鞋每双二美元至三美元。棉布衬衫每件二美元至三美元。现成的幼儿服装每套二美元至四美元；上好的皮帽每顶五美元；羊皮或其他种类的皮或布做里子的大衣，每件二十美元至四十美元；化纤上装和裤子每件六美元至十美元。
粮食制品、食油和棉织品仍然定量供应。各人的定量根据工种而不同，每月在三十磅至四十五磅之间，再加上目前其它食品供应丰富，这就很够了。中国是世界上生产棉布最多的国家，棉布是中国对外贸易和外汇收入的一个大项目。所以在中国国内棉布的定量分配包括婴孩在内，每人大约十八英尺。合成纤维和毛织品是随便购买的，需要量很大。食油的定量超过一般家庭的需要之上。除此之外，所有的消费品都是随便购买的。
私人汽车已经没有了，但是城市内和城市的间的公共汽车的服务已经有了改进－－虽然公共汽车仍然很拥挤。中国的火车是世界上最好的火车之一。交通费很低。
我们街道上(或农村小道上)遇见的人，他家里也许至少有一辆自行车，价值三十五美元至四十五美元之间。他的房租(保养费)每间每月一美元至二美元。住房的类型很多，但一般说来都有了改善。在农村，农民有自己的房屋，不必纳税。工厂工人的医疗费用是由他们的组织支付的，公社也是这样。药品的售价只占西方国家售价的很小一部分。避孕丸是通过组织免费供应的。
除了这一切以外，只有对文化革命进行更深入的研究，才能充分了解人民的生活方式。文化革命的成果，在工厂、在初等教育和高等教育、在农村公社、在卫生机构、在各种文化活动以及在军队中引起的组织上政治上的变化，是特别深刻的。在青年中间，参加海、陆、空军是他们真正最为向往的事业，但只有很少的有志于此者被选上。毛的年轻接班人中的一种新的精神面貌－－遵照“忘记自己：为人民服务”的教导－－可以在医疗卫生工作从城市推广到农村这一点上，最显著地看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