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针刺流产
我们在一间小病房里观看针刺的一种新用途。我们是由我的一位老朋友林巧稚大夫带到这里来的。一位面带笑容的病人正在接受流产手术。她是一个工厂工人，二十八岁，没有用药物麻醉，只在她耳轮上扎了两根针，但她并不感到疼痛。
林巧稚大夫是在英国毕业的第一个中国妇科女医生，后来在芝加哥当实习医生。林大夫是中国现代医务工作的一个先驱，五十年来一直在培育妇产科医生。她仍然信仰基督教和相信上帝－－在这个问题上，有时要和她的朋友周恩来发生争论。她的英语讲得很流利动听。但是她为她讲的英语表示歉意，说它“已经生锈了”。
“我开头是个儿科医生，”她说，“但是我不忍到婴儿死亡。因此我转而从事接生。”
瘦小的林大夫近六十九岁了，已经过了退休年龄，但仍然精力充沛，身体虽然纤弱但性格很坚强。她是中国医学科学院的积极分子和一所医学院的教师，每天在前北京协和医院内她所在的部门工作四小时到六小时。五十多年前由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而建立的协和医学院，曾经是中国最先进的医院和医科学校。文化革命期间，它改称反帝医院。现在叫首都医院。这所医院的医生、护士和职工，百分之六十左右是妇女。在妇产科，妇女占到百分之九十。医学院的学生则男女大致相等。
当病人允许我把手术进行情况拍摄下来时，她友好地笑了一笑。她怀孕已十个星期了。同第八号扩张器相连的一根小小不锈钢管，通过皮管与一个容器相连，再通向一架电动压缩空气泵。相当于一个自行车打气筒的拉力所产生的反压力，就足够用来进行真空吸引了。在农村地区，可以用脚踏产生的动力来开动这种器械。现在，一直到农村公社的卫生院一级，都普遍使用这种流产方法。
林大夫解释说：“这种方法简便，实际上无痛苦，不会出血，也没有严重的副作用。”
在手术进行时，我从病人那里得知，她已有两个孩子，不想再要了。人们受到劝告，生两个或三个孩子。城市地区的结婚适当年龄，女的是二十六岁，男的是二十八岁。越晚越好。这种“劝告”和“适龄”还远远没有普遍执行，但社会上，特别是城市社会，现在对违反的事情是要皱眉头的。不过，在文化革命中，无数年龄较轻的人结了婚，农村里的人常常在二十岁到二十五岁就结婚，也没有象外国传说的那样，遭到什么“惩罚”或强迫分离。
“你感到痛吗？”我用中国话问道。病人笑笑，摇摇头。她说，她运用了**思想。也许是指“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吧。不到十分钟，她就从手术台上下来了。
我不十分相信，几天以后就又来看另一次流产，是给一位二十九岁的青年妇女做的。她在一家电器制造厂做工，已有一个六岁的孩子。她说，她已用子宫环避孕，但现在将改服避孕丸。这次也是用针刺来麻醉。她同上述那位病人一样愉快，好象什么也没有感觉到，直到有人告诉她手术已经完毕，她才觉得很惊奇。她坐了起来，又谈了一会。
她说：“我现在可以有两个星期的休假，工资照发，不过我想今天下午就回厂工作。我觉得身体很好。厂里需要我，我们都应该帮助来提前完成定额。”林大夫嘱咐她躺一两小时，然后就可以回家了。
流产是免费的，只要做母亲的提出要求就可以，但如能得到家属的同意就更好。避孕丸试验是从1964年开始的。之后，中国试行的每月服用二十二天避孕丸的方法就越来越代替了子宫内避孕器和其他的方法。这种避孕丸是在月经来后的第五天开始服用。所有的医疗组织、巡回医疗队、部队和公社的医疗队，都宣传节制生育，并分发避孕丸。目前，避孕丸的生产还赶不上需求。
显然，在中国是不鼓励用流产来代替种种避孕措施的。对已有一个或一个以上的孩子而又没有接受避孕方法或避孕未成功的母亲来说，流产通常是一种最后的手段。由于中国没有私生子这种事情(父母应共同负责养育子女)，流产并不是未婚妇女避免尽母职的正当手段。也有极少数每一次怀孕妇女要求流产，但一般都加以劝阻，除非怀孕危及母体的健康。
林大夫告诉我，用针刺麻醉来施行流产手术的试验，开始于1968年，现在已广泛使用。针刺也用于分娩。(在中国，大约百分之九十的分娩都是顺产，遇难产时才使用针刺或其他麻醉方法。)然而，这一方法虽然已证明是成功的，但尚未加以正式宣布——在专业麻醉师很少的农村地区，这种方法尤为重要。使我感到懊恼的是，反帝医院革命委员会主任要求我不要把所看到的情况的照片或文章发表出去。若干天后，周恩来总理问起我参观的情况。他说，关于这种使用针刺的新闻报道，搁在他的办公桌上等待批准，已经有好几个星期了。他说，现在他感到满意了，因此亲自批准发表我参观医院的报道。我不能想象尼克松总统或柯西金总理会找时间来管这样琐细的事情。一个人怎能找到这种时间呢？周至少是一人顶了好几个人的工作。
(六) 什么是针刺？
革命前我住在中国时，对针灸从来没有认真地尝试去理解他。我和大多数外国人一样，以为凭经验的中国医学大都是江湖医术。1960年，我第一次回中国观光，发现中国医学值得予以更大的注意。我听说1958年以后，所有西医都应至少以六个月的时间来学习传统医学，中国的医学已有二千二百年的有文字可考的历史，包括成千上万万的卷籍、处方和各种疾病及其治疗的详细记载。
关于针刺，我同中国医生和外国医生谈过多次，但是我发现，关于针刺的最好的简要说明，仍是美国公共卫生署的一位高级外科医生威廉．Y．陈医生在1961年所作的那份报告，我以前也曾引用过他的话。陈医生在全面调查过程中，根据他个人关于中国方面的知识，根据对最近访问过中国的外国医生的资料的研究，并根据对中国的专门医学杂志(“较重要”的二十五种)上的研究报告所作的分析，对针刺提出了这样的评论：
中国的传统医学是一种凭经验的医术，有四千年的实际经验作基础。
它对健康和疾病的简单概念，是身体机能上阴(反)和阳(正)两种力量的调
和或不调和。在解剖学和生理学方面，中国的传统医学实际上没有作出什
么贡献；但有关草药、药物以及记录了各种疾病观察所得经验的医学论文
等大量卷籍，却是宝贵的。使用这些药物和针灸、推拿、气功等疗法的效
果，确实有其实验价值。……
针刺，包括热针和冷针刺入身体的特定穴位。所用的针可细可粗，可
短可长(从三厘米到二十四厘米)。当针刺进去，并在不同的深度刺激不同
的组织或器官时，就引起生理上的反应，从而产生疗效。
现在，针刺医生需要学习消毒技术，基础解剖学和相当于“中级医生”必修的各门科学课程。他们全都隶属于医院，差不多所有医院都有专门的针刺医生。很多人都使用低电压的电针。针刺治疗有时间放射疗法结合起来。陈医生继续写道：
假设：扎针所产生的刺激由末梢神经传到了大脑皮层，并在大脑里面
对病理的刺激起抑制作用。这样的一种解释，同巴浦洛夫的条件反射学说
似乎是协调一致的。
针刺实际上已广泛应用于各种疾病，从诸如阑尾炎那样的外科症状以
至象糖尿病那样的慢性症状。据信，它对神经系统的疾病或由神经引起的
疾病，疗效最好。在治疗脸部麻痹、关节和湿疹方面，据报告也有良好的
疗效。一位俄国医生声称，使他长期受苦的关节炎，针刺之后已大有好转。
1958年，一位去中国研究针刺的印度医生，最初对针刺的价值有一定的怀
疑。但是，后来他认为，中西医结合已得到显著成功。他患的急性窦炎，
也用针刺治好了。（“医药与卫生”，《中国季刊》第6期，1961年4-6月）
我本人在北京和其他城市的医院里，就遇见患阑尾炎、湿疹、风湿症、窦炎、结核病、偏头痛、支气管炎和各种神经衰弱症的病人，在用中国的传统方法治疗。我在汉口见到一位病人，到医院时已不省人事，经西医诊断为急性阑尾炎。用中药和针刺治疗后，他就痊愈出院了。
中国的草药和针刺是并用的，草药医生往往也是针刺医生。翻译中国的传统医学术语是困难的，但其基础就是阴阳这个“矛盾”的概念。人体是一个有机的统一体；疾病由于不同器官或其延伸部分之间失去平衡引起的，治疗就是恢复平衡和协调。这是通过使八个主要方面，即阴阳、表里、冷热、虚实的紧张“对立”得到缓和而实现的。
在针刺的详细入门书中，根据那些原理和它们之间的“生命力”的平衡，把人体绘成了图解。在正常情况下，非对抗性的“矛盾”处于均衡状态。当发生“不统一”(疾病)时，那就是一个器官或一组机能已疲劳过度，刺激过度，受了损伤，或受到别种扰乱。医生的任务，就在于消除对抗或充血的起因，使之恢复平衡。
前一次我去反帝医院(那时称为北京协和医院)参观时，有人对我讲，“疾病有内因也有外因”。讲这话的是该院的副院长徐鸿图(译音)医生。他说：“当然，大脑的高级神经系统影响到整个生理状态。我们所说的‘怒发冲冠’会引起某些器官的疼痛和损伤。一个病人来看病时诉说疼痛，西医可能诊断为由高血压所引起，但中医却可能用药物和针刺来治疗。
“西医常常只问症候和病历。中医却把一个人看作是受外部和内部紧张所支配的统一体。他要了解病人的家庭情况，他同父母的关系，他是否喜欢他的妻子，他的工作情况如何，有什么个人的不满，生活上有什么不调和的地方，他是本地人，是南方人还是北方人。所有这些都要作为诊断的参考。”
“南方还是北方？这也有关系吗？”
“有关系，对北方人是‘热性’的药物，南方人服了会引起‘凉性’反应。”
“我想，这类询问也会问到病人的政治思想吧？”
“当然，所有各种矛盾冲突都要加以研讨。”
从这次和以后各次谈话来看，似乎很清楚，中医病理学家也有几分是精神分析学家和精神病学家了，针刺是常被用作冲击疗法的。在现代中国，由不能解决的紧张或忧虑所引起的疾病，是否比在美国狂热的竞争制度下为多，我不知道。据上面引述过他的话的陈医生报告说，在这两个国家里，高血压心脏病的发病率(不管它证明了什么)大致相同（中国医务界的消息说，中国现在肯定比美国少）。我没有关于中国的神经衰弱症统计数字，但我在各地医院和疗养所看到的病例似乎是很多的。**人正在企图建立的那种制度的社会压力所引起的内心紧张，显然是很厉害的，而且又很少有发泄的地方，因此求教于中医的人数量多也就不足为奇了。
陈医生最后说：“**人企图使传统医学同现代科学的医学相结合，从而创造一种中国的新医学，这一雄心壮志能否获得成功只有等时间来证明了。不管结果怎样，它的发展是值得我们不断地予以注意的。”
已故的英国小说家奥尔德斯·赫克斯利，是一个热烈相信针刺的人，早在1957年就报道说：“现在国际针刺会议正在召开，”几百名欧洲医生正在试图“把西方医学的科学和技术同古老的中国针刺科学和技术结合起来。”他还说：
把一根针扎到膝盖下腿部的表皮里面(或别的部位，针也可扎得很
深；操作很熟练，是不致于出血的)，竞然会影响到肝的功能，这显然
是令人难以相信的。……在正常的、健康的有机体里，(中国人认为)有
气血在不断地循环。……针使气血的流动改变方向和正常化。
据中国针刺医生的说法，在人的四肢、躯干和头部里分布着以某种方式与各个器官相连的肉眼看不见的“经络”。赫克斯承认这是“一个由经验所证明的事实的问题。”他接着说：
在这些经络上有特别敏感的穴位。把一根针扎进其中一个穴位，就会
影响同这个穴位所在的经络相连的器官的机能。熟练的针刺医生扎了若干
选择得宜的穴位，就能重新建立气血的正常循环，从而使病人恢复健康。
我们会又一次耸耸肩膀，说这没有什么道理。但是，只要读了最近召
开的针刺会议的会报，我们就知道，实验人员使用精密的电子测量仪器，
已能探索出中国人所说的经络的路线。当针扎进一个重要穴位时，就能录
下电流状态的较大变化。（伦敦《观察家报》1961年10月22日。）
赫克斯利说：“在中国古老的治疗方法很有效验”的那些病理症状中，有“各种令人不快的精神状态，例如，某几种的抑郁和忧虑，据推测它们同器官的受到扰乱有关，只要气血一恢复正常循环，这些症状就立即消失了。在精神分析学家的病榻上躺了几年也得不到的疗效，在某些病例中，用一根根针扎两三下却可能得到。”
想到中国的医学文献对于细菌学、微生物学、寄生虫学、流行病学、内分泌学、性病学等基础科学，严格说来几乎没有提供任何知识，对于消毒也只有朴素的概念，因此，人们对针和草药疗效的热忱或许也有其限度的。在预防天花、斑疹伤寒、结核病、鼠疫、痢疾、霍乱、破伤风、黑热病、疟疾、丝虫病、梅毒和其他一些疾病方面，中医学说实际上是无效的。甚至在1971年让一个外行人去判断，中国的那些可能仍在继续反对中西医结合政策的人究竟是否有几分理由，也许仍然为时过早。
在我看来，直到六十年代中期，我在医院里遇到的一些医生对于传统的治疗方法所得到的威信，还是感到不安的。许多医生至少对强迫学习中医这一点，一定很恼火，正象要所有的西医学习接骨术那样。在文化革命对西医人员的影响中，除去更强调深入农村地区服务外，就是他们对于群众认为什么好、什么不好的意见也采取了更加谦虚的态度。针刺的效果及其在应用中发展起来的新技术，到了七十年代，已经使它更加受到人民的欢迎，它的疗效也更令人印象深刻了。
在我们讨论把这种新的麻醉方法应用于切除腹部巨瘤、胸腔手术，甚至应用于切开心脏的手术时，林巧稚大夫说，“现在还不能用一般的解剖学理论来说明针刺。”她最后说，“我国成千上万的科学家正在研究这个问题，我们期望早日得到一个‘突破’”。
(七) 性和人口控制
到一所医院的一个病房去一看，就反映出卫生保健工作中的一个巨大变化：节制生育的一切实用方法得到越来越广泛的传播和利用。但林大夫及其手下的工作人员在使婴儿出生方面花的时间要比不让婴儿出生方面多得多，例如她们要制止子宫癌的发生，要从事接生，要参加文化革命所普及的“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全国性计划。
概括地说，现在是遵循**为医务卫生工作人员规定的四项指导原则来行事的：第一，预防为主；第二，满足工农兵的需要；第三，把农村和城市的公共卫生措施同群众运动结合起来；第四，团结中西医。
“预防为主”远不仅是指计划生育而言，但现在计划生育是一个极其基本的问题，因此在报道“预防为主”的其他方面以前，需要进一步讨论它。
中国的避孕丸效果怎样？据林大夫和其他专家说，他们的那种服用二十二天的避孕丸完全没有副作用。如果每日服用，其有效率是百分之百，但忘记服药(有意或无意)的人“依然很多”。与此同时，现在正在加紧研究一种每月服用一次的理想的避孕丸。林大夫说：自1969年以来，就在全国各地试验使用这种避孕丸了。仅北京一地，就有五千人参加一项节制生育的试验计划，其中包括医务人员、工人及其家属。
中国同世界各国的研究工作，特别是日本利用前列腺催经的**丸的研究和成果，也保持接触。林大夫说：“我们的研究小组－－我们称它为计划生育战斗组－－也在研究药效较长的口服避孕药。我们正在试验三个月服用一次的避孕丸，而且，现在我们深信，我们能够试制出一种有效期为一年左右的避孕丸或注射剂。”用中国草药作为男用和女用的避孕药也在继续试验中。(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想出用针刺来避孕的方法！)男子绝育(有了两个孩子以后)是提倡的，自由的，但并不普遍。
避孕药的应用已推广到了什么程度？在我访问过的各省内，据说避孕丸到处都在应用，甚至在陕西省内地也是这样。但林大夫说，还是供不应求。在中国，属于生育年龄的妇女大致有七、八千万，这意味着每年需生产约一百七十亿粒每月服用二十二天的避孕丸。男用的避孕药可以帮助弥补目前这种避孕丸的供应不足。
中国还需要大量的预防各种传染病和流行病的疫苗，它现在已成为这方面的最大生产者。北京的一家“超现代化的”药厂(曾去参观过这家药厂的荷兰医生J·A·德哈斯对我说，它比欧洲的任何一家药厂都大)每年生产疫苗八千万单位。我的老朋友、美国出生的马海德医生告诉我，他在中国其他地区，曾看到有这样生产能力的药厂在十二家以上。
有关方面正式告诉我，北京约有百分之七十的属于生育年龄的妇女使用避孕方法，其中有三分之二服务避孕丸，在周围十个县的农村公社，现在约有百分之四十的适龄妇女服用避孕丸。
关于全国人口增长的统计数字已有十多年没有公布了，而各地向我提供的数字又大不相同。例如，“大北京”1969年的人口增长率，官方宣称是百分之一点六；在上海附近的一个人民公社，别人告诉我那里的人口增长率仅百分之一；而西安市的人口增长率据一位官员估计为百分之三。
无论如何，人口增长率还是太高。使**感到不高兴。我同他谈起一般的进展情况时，我说我高兴地发现这些日子里避孕药的使用更加广泛了。“现在，至少没有人反对节育了。”
他说。我受骗了。在农村，如果一个妇女的第一个孩子是女孩，她想有个男孩。如果第二个孩子仍是女孩，她还想再生个男孩。如果生了第三个，还是个女孩，她仍想再生个男孩。很快就生了九个，都是女孩，那时她已经四十五岁了，所以就只好这样算了！
“不错，但是现在反对的人不很多了吧－－我是说，年轻人不反对节制生育……？”
毛说，他们仍然重男轻妇女。他想美国的情况大概也是一样。这种情况必须改变－－但是改变固执的思想是需要时间的。
毛对“没有儿子”的家庭的节制生育表示怀疑，使我想起了1965年我同陈永贵的第一次会见，陈是山西省山区一个公社的著名的大寨大队负责人，曾被广为宣传过。陈带领了三百六十名社员(一百七十八人是强壮的成年人)，用手工工具挖土劈山，辛劳地开辟出新的土地。他们筑起许多哩长的石头渠道，引来了灌溉用水，他们开辟了果园，他们完全靠自力更生，向顽强的大自然开战，终于取得了胜利。在十年之内，他们把粮食的亩产量增加到三吨，这对那个穷山恶水的地方来说是一个新纪录。陈是一个天生的领导人，精力充沛，富于才智，完全是社会发展农民本色。我问他公社里的“计划生育”情况。他似乎不熟悉这个术语，我说，我是指“节制生育”。
“哦，这个”，他咧着嘴笑了。“不，我们不需要这个。我们需要强壮的劳动者。”
我问这位农民，1964年他这个大队登记了多少出生的婴儿？他立即回答说：“八个。”再问他有多少人死亡？他说：“我们没有人死亡。”甚至连一个曾祖父也没有吗？他搔搔头。他记起有一个年老地主已经不在了。他补充说：“如果你把这叫作死的话。他已经好多年不是身强体壮的人了！”
遇到三、四十岁的男女农民，他们(现在可有点不好意思了)承认有五、六个或者更多的孩子，最大的几个通常又都是女孩，这是极其普遍的事。为了养大一个孩子就有必要生下六个或更多的孩子，这种旧的宿命论观点也是很难破除的。(我遇见过许多年纪大的人，他们的经历就是如此。)农家的老大爷和老大娘，出于旧习惯，还在继续推动他们的年轻后代多生孩子。
1964年，周总理告诉我，他的政府希望到1970年时人口增长率能下降到百分之二以下。现在我问他关于这方面的情况时，他说，到1966年，全国人口增长率确实已降到百分之二以下。他又补充说，可是在文化革命期间，许多青年男女自由混合，人口增长率又急剧上升。许多人的早婚，助长了出生率的提高。随着纪律的恢复，越轨的时期已成过去。由于简便的新避孕丸的更加广泛的使用，总理认为人口增长率又在下降了。
外国人自然很想知道(中国人也一样！)，避孕丸对很普遍的严格对待性关系的态度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尤其是在青年人中间。在解放前的中国，一个未婚妇女不管怎样清白，要是被人看见单独和一个男人在一个地方漫步，是会丧失她的结婚资格的(或者会被人扔石头或受到成群人的滋扰)。同时，穷苦人家则把女孩子卖给人家作妾、当妓女或为奴。所有这些都已消失了，供单身汉或还不满足的已婚男子寻欢取乐的从前那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