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制造对行动的传统替代

    在最初对有形产品和可见利润以及后来对顺利行使职责和社会交往的关注方面，摩登时代不是第一个谴责政治活动，尤其是言行的空虚无聊的时代。国对行动三方面受挫--行动结果的不可预见性、行动过程的不可逆性与行动者的不可知性--的愤怒几乎和人类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一样由来已久。总有一种寻找行动的替代物的企图，以期人类事务领域能够避免众多行动者固有的随意任性和无道德责任感，这对行动者以及同样对思考者来说一直是一种巨大的诱惑。历史上解决此问题的方法的千篇一律恰好证明了问题的简单性。一般来说，这些方法总是倾向于在一种活动（在那里，一个同所有其他人相疏离的人自始至终控制着自己的所作所为）中避免其不幸的结局。这种以制造代替行动的企图在反对"民主制"的整个观点中非常明显，这一观点首尾贯一，论证有力，有可能变成一种反对政治要素的观点。

    行动的不幸结局来自人类的多样性条件，这种条件对展现空间，即公共领域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因此，取消这种多样性与取消公共领域本身无异。从多样性危险中获得拯救的最显而易见的方法是实行君主制，或一人统治--这种统治有多种形式：从反对所有人的绝对**到仁慈的**统治，以及到民主制的一些形式。此时，多数人形成一个集体性组织，人民成了"众人合一"，因而使自己成了一个"君主"。国柏拉图提出了哲学王的解决方法（用哲学王的"智慧"克服行动的复杂性，好像它们是一些可解决的认知问题）仅仅是--决非最少**色彩的--一人统治的变种而已。这些政体形式的问题不在于它们的残酷（它们通常并不残酷），而在于它们运转有效。如果磨主懂得自己的职责，他们也许会在每一件事件的处理上都表现得仁慈温和，就像庇西特拉图那样，他在古代的统治甚至可以同"克罗诺斯的黄金时代"相媲美；对现代人来说，他们的统治措施听起来非常"温和"和仁慈，尤其当我们听到--尽管这并未成功--古代的佩里安德斯，即科斯科的港主企图废除奴隶制时，就更是如此了广但是，他们一般都把公民排除在公共领域之外；并坚持主张，尽管"统治者应参与公共事务"，但也要过问私人事务。国当然，这不啻于督促个人勤俭努力，但公民从这政策中看到的只是企图剥夺他们参与共同事务必需付出的时间，而非别的什么东西。正是这些**政体显然不持久的优点（稳定、安全和有效率）才是人们应当加以留意的，如果这是因为这些优点为权力不可避免的丧失铺平了道路的话（即使实际的灾难可能在不远的将来发生）。

    从人类事务的脆弱性逃向安定和秩序的稳固性，这使以下一点有可取之处：自柏拉图以来的大多数政治哲学被轻易地理解成各种旨在为逃避政治寻找理论基础和实际方法的尝试。所有这些逃避的标记是统治这一概念，也就是这一概念：当一些人有资格发布命令，而另一些人被迫服从命令时，人们才能合法地在政治上生活在一起。这一普遍概念早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那里就有了，他们认为每个政治社会都由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组成（在这一概念上接着建立了流行的政府形式的假设--一人统治或君主制，少数人统治或寡头制，多数人统治或民主制），此种概念的基础与其说是对人的蔑视，不如说是对行动的怀疑；它来自寻找行动的替代物的渴望，而不是来自不负责任的或专横的权力欲。

    从理论上说，从行动逃向规则的最简洁、最深刻的论述是在《治国者》一书中。在这本书中，柏拉图区分了两种行动：archein和prattein（"开始"和"获得"），这两种行动在希腊人的理解中是相互联系的。正像柏拉图所注意的，问题在于保证开创者完全控制自己开始的行动，并在无需他人帮助的情况下将这一行动进行到底。在行动领域中，当怀着各自动机与目的的其他人再也不主动从事事业，而习惯于俯首听命时，另一方面，当具有主动性的开创者不让自己介入行动本身时，就不能获得这种离群索居的控制。这样，开始（archein）和行动（Prattein）就可能成为两种完全不同的活动，开创者成了"不用行动（Prattein），只是统治（archein）那些有执行能力的人"。在这种情况下，政治的本质就是"知道开始以及何时在最重大的事务上进行统治"；行动本身完全被消除了，成了单纯的"执行命令"。南柏拉图首次对知道但不行动的人和行动但不知道的人作了区分，而没有落入俗套地把行动与开始和结果连结起来；这样，知道要去做什么和正在做什么就成了两种完全不同的行为表现了。

    自柏拉图自己直接用统治者同被统治者的区别来鉴定思想与行动的分界以来，很明显，柏拉图的这种区分是以家务活动作为其经验基础的。其间，如果主人不知道要做什么，又不给那些一无所知的奴隶下达命令的话，那么什么事情都办不了。的确，在这里懂的人不必去做，做的人也无需思考，无需有知识。柏拉图还十分清醒地意识到：当他把公认的、赞成一种秩序良好的家庭的原理运用到家庭的管理中去时，他已经给城邦提供了一项具有革命性变革的建议。囤（通常的一个错误在于把柏拉图看成似乎主张废除家庭和家务；相反，他希望扩展这种生活方式，直至每个公民都被容纳到一个家庭之中。换言之，他想取消家庭共同体的私人特征，正是出于这一目的，他建议废除私有财产和个人婚姻的法律地位。）囫按照希腊人的理解，统治和被统治之间的关系、命令和服从之间的关系就其定义来说是同主人和奴隶之间的关系一致的，因而排除了行动的所有可能性。因此，柏拉图的主张（在公共事务中，行为规则应该来自秩序良好家庭中的主仆关系）实际上意味着行动不应当在人类事务中起任何作用。

    显然，比较**君主致力于在公共领域排斥除了他以外的任何人，柏拉图的计划为人类事务的一种永恒秩序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尽管每个公民都部分地参与公共事务，但他们的确像一个人那样采取"行动"，没有一点内部纷争，更不用说派系冲突了：通过规则，除了身体的展现外，"在其他所有方面都众人合一。"囫从历史上来说，统治这个概念（尽管最初来自家务活动及家庭领域）在组织公共事务方面起到了最关键的作用；对我们来说，它永远与政治有关。这使我们不应该忽略这一事实，即对柏拉图而言，它是一个属更一般的范畴。他在这一范畴中发现了安排和判断人类事务的主要策略。这一点不仅在他的必须把城邦国家看作是"大写的人"的主张以及他在其乌托邦式城邦公共秩序之后构建的心理秩序上表现得很明显，而且在他将控制原则引入人与自身交往的一贯性上表现得更明显。在柏拉图以及西方的贵族传统中，统治他人的适当性的最高标准是统治自身的能力。就像哲学王给城邦下达命令，灵魂指弓顺体以及理智引导激情一样。在柏拉图那里，港主政治在同人有关的一切事务中的合法性，港主对自己的行为同对他人的行为一样，仍然扎根于archein一词的模棱两可的含义（它既有开始，又有统治的含义）中；对柏拉图说来（就像他在《法律篇》末尾说的那样）；只有开始（arch6）才有资格统治（archein）。在柏拉图的思想传统中，这种最初的、语言学意义上对预先决定的统治和开始认定产生了这种结果：所有的开始都被理解成统治的合法化，直到开始的因素最终完全从统治概念中消失。随着这一消失，对人类自由的最基本、最真实的理解也就从政治哲学中消失了。

    柏拉图对知行的区分一直是所有统治理论的基础，这些理论不只证明一种难以克制的、不负责任的权力欲。通过纯粹的概念化以及哲学上的澄清，柏拉图将知识等同于命令和统治，将行动等同于服从与执行，这一等同支配了政治领域中所有早先的经历和相关表述，成了所有传统政治思想的权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