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在柏拉图得以产生其概念的经验的基础早已被遗忘的情况下，也是如此。除了柏拉图的深刻与美的独特结合（这一结合的影响必然使其思想历久不衰）之外，他著作中这一特别部分之所以历久不衰，其原因在于他根据制造和制作，通过一种更可行的解释强化了统治对行动的替代。以下一点确实如此--而柏拉图（他从制作领域的经历中获得了一个关键的词语，即"理念"）必须是第一个注意到这一点的人：区分知和行的是制作活动，它与行动的领域（一旦思想与行动分离，这个领域的有效性和意义就会受到破坏）通然相异，这一活动的过程显然分成两部分：首先，思考未来产品的形象或形状（eidos），然后，组织生产工具，开始制作。

    柏拉图希望用制造代替行动，以便将工作和制作固有的稳定性赋予人类事务领域，这一希望在涉及其哲学最核心部分，即理念时表现得最为明显。当柏拉图不关注政治哲学时（正如《论文集》及其他著作表明的那样），他便把这个理念说成是"最光彩夺目的"，因而就像美的各种变化形式一样。只是在《共和国》中，理念才变成了行为的标准、尺度和规则，所有这些标准、尺度和规则都是"有益"或适宜这一词的希腊意义上的"善"的变种和源生物。这种转变对于把思想学说运用于政治是必要的，对于政治的目的（克服人类事务的脆弱性）来说是根本的，以至于柏拉图觉得有必要宣布善（而不是美）是最高的理念。但是，善的理念不是哲学家的最高理念--哲学家希望思考存在的真正本质，并使人类事务的黑洞面对理念的灿烂的天空；甚至在《共和国》中，哲学家仍被定义为一个爱美者，而不是爱善者。善是哲学王的最高理念，他希望成为人类事务的统治者，因为他必须在人群中渡过他的一生，而不能在理念的天空下终其一身。只有当他返回人类事务这个黑洞，与他的同伴再次生活在一起时，他才需要把理念作为引导的标准和规则--通过这些标准和规则，他可以以同样绝对的、客观的确定性（具备了这种确定性，可以在制造活动中指导工匠，在评价一张床时指导外行--其方式是运用一成不变的展示模型，即一般的床的"理念"）来衡量和归纳人类不断变化的言行和举动。

    从技术上说，这种转变以及将理念学说运用于政治领域的最大益处，在于柏拉图的理想型统治者这一概念对个人因素的摒弃。柏拉图十分清楚地知道，他偏好的从家庭生活中推导出的类别--一比如主仆关系或牧羊人一羊群关系--要求统治者具有一种准神性的品质，以使自己有别于其臣民，就像奴隶有别于主人或羊群有别于牧羊人一样。相反，按照制作物品的设想来构建公共领域则带有一般的控制意味，政治艺术的经历，就像在其他所有艺术中一样--在那里，吸引人的因素不在艺术家或工匠本人，而在于他的非人格化的艺术作品或工艺品中。在《共和国》中，哲学王像工匠运用他的规则及标准一样运用各种理念，像雕刻家制作其作品一样"创造"他的城邦；画这些相同的理念在柏拉图最后的著作中，甚至都成了必须执行的法律。

    在这个参照构架中，乌托邦政治体制（一个已经掌握人类事务技巧的人按照一个模型来对它作出解释）的出现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柏拉图（他是第一个设计政治体系构造蓝图的思想家）成了后来所有乌托邦主义者灵感的来源。尽管这些乌托邦主义者在历史上从未发挥过令人瞩目的作用--因为在极少的例子中，乌托邦计划得到了实现，它们在现实--与其说是外部环境的压力，不如说是他们不能控制的真正的人类关系的压力--下很快就天折了，但它们仍保留并发展了一种政治思想传统的最有效的媒介物，在这些思想传统中，人们有意或无意地根据制造和制作来解释行动这个概念。

    不过，这一传统思想的发展中有一样东西是值得注意的。确实，暴力（没有它也就不可能有成功的制造）在政治计划和思考（它建立在根据制造所作的解释L）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但是直到摩登时代，这种暴力因素严格地说来仍然是工具性的，即一种需要目的来论证其合理性并对其作出约束的手段。这样，在摩登时代之前传统政治思想中不存在对暴力的美化颂扬。一般说来，只要沉思和理性被假设为人的最高能力，那么这种美化也不可能，因为在这种假设下，vitaactiva（与行动一样的制作，更不用说劳动了）的所有解释都是次要的和工具性的。在政治理论的狭隘领域中，结果在于统治的概念和随之而来的合法性与合法权力问题比对行动本身的理解及解释发挥了更重要的作用。只是摩登时代的这一信念--人只能知道自己制造的东西，他所谓的较强的能力取决于制造，因而他主要是一个技艺者，而不是一种理性动物--才产生了暴力的更古老的含义，这是作为制造部分的人类事务所作的解释中所固有的。这一系列的革命（摩登时代的一个特征）中尤为令人瞩目的是：所有这些革命--美国革命除外--都显示了建立一个全新政体的罗马式热情与作为"创造"这种新政体唯一手段的暴力的荣耀的结合。马克思的名言--"暴力是每一孕育新生命的旧社会的助产婆"，也即暴力是所有历史和变革的助产婆--只是对整个摩登时代所持信念的概括以及对该时代这一内在信念（即历史是由人"创造的"，就像自然是由上帝"创造"的一样）的一些结果的描绘。

    行动转变为一种制造模式有多么一贯和成功，可以通过政治理论与政治思想的所有术语很容易地得到证实--这些理论与思想若不用手段目的的范畴，不根据工具性进行思考就不可能讨论这些问题。也许更令人信服的是一种一致性，有了它，所有现代语言中流行的谚语才告诫我们，"要达到目的，就要有手段"，"要炒蛋就得先打破蛋"。我们也许是充分认识到这一思想--它迫使我们承认：所有的手段，如果它们都有效的话，对于追求被界定为目的的东西来说都是可接受的，都是有理的-一隐含着一些危险结果的第一代人。不过，为了摆脱这一思想的陈旧性，增加一些限定性条件是不够的，比如，并非所有的手段都是可以允许的或者在某些环境下手段也许比目的更重要。这些限制条件要么认为一种道德体系（正如以上一些告诫表明的，这一体系不是理所当然的）是顺理成章的，要么被它们使用的语言和范畴所压倒。因为作一个不证明所有手段的目的的说明就是一个自相矛盾的说明，目的定义恰恰是手段的证明。自相矛盾的说法表明了困惑，它们不解决困惑，因而难以令人信服。

    制造替代行动，以及随之而来的政治沦为一种实现所谓"更高"目的的手段--在古代，这种目的一般是保护善人免受恶人的统治，尤其是保护哲学家的安全；到中世纪，则是确保灵魂获得拯救，在摩登时代则是追求生产力与社会的进步--这些与政治哲学的传统一样悠久。确实，只有摩登时代把人主要界定为技艺者（一个工具制造者及物品生产者），因而才能克服传统对整个制作领域所抱有的根深蒂固的蔑视与怀疑。然而，同一传统（就它反对行动而言--当然不很公开，但并非无效）被迫根据制造来解释行动；因而（尽管有蔑视和怀疑）把某些摩登时代求助的思想倾向和范式引入了现代政治哲学。在这方面，摩登时代的确没有推翻传统，恰恰相反，它把传统从"偏见'冲解放了出来。这种偏见阻止传统公开宣称工匠的作品应当高于那些构建了人类事务领域的"无聊"想法和做法。问题在于，柏拉图以及较低程度上的亚里士多德（他甚至认为工匠不配成为正式的公民）是最早提出用制作的形式来处理政治事务与占统治的政治体系的人。这种表面上的矛盾清楚地表明了人类行动能力固有的困惑有多深厚，诱使人们通过把更可靠、更稳定的范畴（这是行动固有的，我们用它与大自然接触，并构建了人类技能的世界）引入人类关系之网来消除其危险的力量有多强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