们各自私有的东西之间的差异，首先在于我们的私人占有物，即我们每天都要使用和消费这些东西，比起公共领域的任何部分来都更为我们迫切所需；正如洛克指出的那样，如果失去了财产，“公共的东西就毫无用处了”。从公共领域的立场看，同一必需品只显示了它剥夺自由的消极一面具有一种驱动力，这一驱动力的迫切性是人类所谓的更高层次的**和抱负所不及的，它不仅永远是人类的第一需要和最先担心的问题，而且还会防止创造性的消失，而这种创造性的消失对于所有过度富裕的社会的威胁是显而易见的。必需品与生命有着如此密切的联系，以致生命本身在必需品没有的情况下会受到威胁。必需品的消失远不会自动地导致自由的确立，它仅仅模糊了自由和必需品之间的界线。（在现代对自由的讨论中，自由从未被理解为一种人类生存的客现状态，而是要么提出一个无法解决的、一种坚定的或不坚定的意志产生的主观性问题，要么从必需品中确定这一事实——自由和受必需品所迫之间

    客观而真实的差异不再为人们所察觉。）

    **的第二个显著的非反义的特性是私有财产的四面壁垒，为避开共有的公共世界提供了唯一可靠的隐蔽场所，不仅避开公共领域中所发生的一切，而且也避开了公众的注意，避免了被他人所见所闻。一种完全公开的、在别人面前的生活，正如我们要说的，会变得浅薄。尽管这种生活保留了其透明度，但它却失去了进入一些来自暗处（它们必须是隐蔽的，如果不想失去在一种非常真实的、非主观的感觉中的深度的话）的视野的特性。唯一有效地确保那些需要避开公众注意的事物的暗处是私有财产权，即一个可供躲藏的私人拥有的领地。

    当人们的**受到被剥夺的威胁时，**的非反义特性表现得更明显——这一点尽管合乎常理，但前现代的政治实体对私有财产权的实际处理清楚地表明了人们一直能觉察到自身的存在及其重要性。然而，这并不能使人们直接保护他们在私人领域中的活动，而是保护了一些将私人拥有的部分与世界的其他部分相区分（大部分是与公共世界本身相区分）的分界线。另一方面，现代政治经济理论的一个显著特征，就其视私有财产权为一个最关键的问题而言，已经把重点放在了财产所有人的私人行动以及他们需要政府的保护上，以便不惜牺牲有形财产本身来积聚更多的财富。然而，对于公共领域而言，重要的并不是一个个商人是否或多或少具有创业精神，而是围绕着公民的房屋和花园的篱笆。社会对个人的入侵，即“人的社会化”（马克思语）通过没收征用，得到了最有效的贯彻，但没收征用并不是唯一的途径。这里，正如在其他方面一样，社会主义和**的革命手段完全可以被私有领域，尤其是私有财产权的缓慢但确定的“消亡”所取代。

    从**而非国家的观点来看，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之间的区别如同要暴露的东西和要隐蔽的东西之间的区别。只是摩登时代（以它对社会的反叛）才发现了在私有的条件下，隐蔽的领域是多么地丰富多采；但令人惊奇的是，从有历史记载起到我们自身所处的这个时代，人类生存的身体部分总是需要隐藏在私处，所有东西都与生命过程本身的必需品密切相关，而这一点在摩登时代之前则认为所有的活动都是为了个人以及人类的生存。被隐藏起来的是劳动者及妇女，前者以“他们的身体满足生活的（物质）需求”，后者以她们的身体来确保人类的繁衍。妇女与奴隶同属一个范畴且都被隐藏起来，不仅因为他们是某些其他人的私有财产，而且还因为他们的生命致力于满足物质需求，是极为“辛苦”的。在摩登时代初期，当“自由”的劳动丧失了其在家庭独处中的藏身之地时，劳动者们便被隐藏起来且与整个社会隔离，就像身在高墙之后，不断受到监视的罪犯一样。摩登时代解放了工人阶级，并且在几乎同一历史时期也解放了妇女，这一事实毫无疑问是这一时代——它不再认为**功能和物质考虑应该被隐藏起来——的特征之一。甚至在我们所处的文明之中，绝对私有权的极少量残余仍与最初意义上的为**需求所迫的“必需品”联系在一起，这些现象的本质更具表征意义。